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翻译出版了曾经的日共党员川口孝夫的自传《蜀国飘流记》。《南方周末》2011年1月20日D27版予以介绍：一个日本共产党员，因为日共愚蠢的武装颠覆政府的政策的失败，被骗流亡到中国，以中国人的姓名在四川重庆、成都等地生活了18年，亲历了共产党的荒谬。我读后颇有感慨。
第一，共产党真是个混账东西。
川口孝夫，1921年出生于日本北海道的农家弟子，加入日本共产党后，从事了6年颠覆政府的地下活动，1952年1月21日在北海道涉嫌参与日共暗杀白鸟一雄警官的恐怖事件。之后于北海道10名免于被捕的日共党员受日共欺骗，1956年被迫流亡中国18年。当时日共以赤色暴乱活动夺取日本政权的“五一纲领”失败了，其领导人要带去一批日共党员到中国大陆受训，等待时机再回日本制造新的暴乱。但日共并没有这样跟川口诚实地说，由他自由选择，而是告诉他“在北京同党的领导人见面后再决定具体工作内容”。结果他来到北京，首先受到日共党员罗明一周一次的审查，不停地写在日本的活动报告，不停地责难追问。赤诚地投入社会主义革命的川口觉得很受侮辱，开始后悔不该来中国。在京期间，日共驻北京的代表裤田根本就没来接见他，川口明白受骗了，却已无可奈何。
川口是个日本农民，不懂“二战“后美国军管日本是在帮助日本重建，创建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但日共则很清楚日本重建一旦完成，它就很难夺取政权，所以它要利用日本重建初期举步为艰的困难时期，利用国家被美军占领带给日本人的羞辱和长久发动侵略战争给日本造成的饥饿、寒冷、失业的现实，以马列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蛊惑川口等日本人搞暴乱和暗杀，以实现日共的极权专制梦。失败之后还不放过川口们，编谎言骗他们背井离乡，从此连姓名都失去。
第二，共产党总说混账话。
审查两个半月才结束，川口去了北京西郊“中国人民大学分校”，那是苏联人掌控的洗脑基地，学校里有很多穿中山装的日本人，门口有士兵站岗，完全与社会隔绝。川口等日共党员在这里接受马列主义理论教条，被告知要把他们培养成为“真正的革命家”。 中华民国时期中共骗城市青年到延安去，也是这样干的。看川口们的学校生活，这完全是共产党的混账话。他们生活很奢侈，每餐必有上乘的鱼、肉，红肠、咸鱼籽等，各种酒都有卖的。每到周六川口的同学样一个个都喝得醉醺醺的。如此革命者享有特权，夺权和掌权过程都很像酗酒撒疯。
学习一年后，川口夫妇和日本部分学员被日共疏散到四川，从此叫田一民，妻子川口荣子叫李莲英。1957 年盛夏，川口夫妇到重庆郊外歇台子的中共中央“七党校”生活了一年，亲身经历了整风、反右和除四害运动。眼瞅着身边的高级干部，一个个被党组织的所谓“帮党整风”、“肝胆相照”、“言者无罪”的混账谎言“引蛇出洞”，然后把充分发表意见的人打成“右派”。川口感到很困惑：怎么“党内会有这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很感慨：“党内民主制度丧失”。其实说穿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右派”这些词，哪个不混账？
从1957年到1960年，川口（田一民）走进中国人群，却以日共党员的特殊性（月薪共92元，享受外宾的肉类特供）没有卷进去，迷惑地旁观了中国大陆的整风、反右和除四害运动。蒋介石在1927年清党中曾经说过：中共如果胜利，必将带给中国人的十八层地狱的痛苦煎熬。川口想不到这么深，却也活在恐惧中。
第三，共产党老干混账事。
1958年，川口夫妇到成都“省党校”， 以省委党校工作组的名义下基层，同中国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亲身经历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川口这种无惨痛的亲历，使他关于这1958年到1960年这三年的陈述，正如《南方周末》的报道所说，既客观又不失温度：“在四川的川西平原，根本不存在‘天灾’的因素，‘人祸’乃无可争辩。……那时日照比较充足，晴天持续出现。……川西平原的田畴，绝未发生过干旱。……在天府之国，没有人能接受‘天灾’的 结论。”
川口亲眼见证的中国共产党干的混账事，可不止所谓“天灾”掩饰的“人祸”，还有他1963年秋天被下放到彭县农村所参加的“四清”以及“小四清”运动。在彭县川口任农业局副局长，他目睹刘少奇搞的“小四清”运动中他之外的4名正副局长一个个被打倒。局长先被打倒，后因毛泽东发表《二十三条》又被解放，痛哭流涕地感谢毛主席，却没想到一年后又被毛泽东打倒。川口身边一对同事夫妇，因所谓“历史问题”而遭轮番批斗，致使精神崩溃至自杀边缘。
混账事都是混账人弄的。川口在中国可没少见混账人。1966年5月，混账“文革”开始。10月1日，川口等日本人作为贵宾被邀请出席了北京的“十一”庆典，晚上与全国农民劳动模范陈永贵相遇，上去握手之后，觉得“他的手软乎乎的”，“感觉与头戴白头巾，耕田犁地的纯粹农民的手相去甚远”，给他“留下某种难以言喻的不太愉快的感觉。”中共在农村养了不少这样的农民干部。
川口还见到中共为搞“文革”培养出来的混账学生。1967年3月，上海“一月风暴”的夺权革命后，外宾参观团赴上海视察“文革”现状，上海港出面负责为川口一行人介绍情况的是一位年仅17岁的红卫兵。红卫兵得意地介绍他们如何从“保皇 派”那里夺权后克服了“经济挂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等等。但川口怀疑：“这样一个孩子真能够领导这么大的港区么？” 川口不糊涂。
第四，共产党混账人世间。
但中共发动的“文革”不被日共认同，1967年日共代表在北京遭暴力批斗。1967年1月，在北京的日共左派发表了同日共的决裂声明，也跟中共党员一道混账人世间。2月，日共造反组织有人起来造罗明的反，发展到召开批罗大会，川口也被批判。8 月，日共决定调在北京的党代表砂间良一和《赤旗报》特派员 绀野纯一回日本。绀野、砂间在北京机场被批判。川口参加了批斗会，目睹暴力批斗砂间并予以人身侮辱的混账事：“中国红卫兵和日本各左派成员从砂间的口袋里掏出翡翠，搁在他的头上，反覆批判砂间和日共。……批判大会竟持续了三小时以上，从推搡进而发展为拳打脚踢。”砂间“从机场大厅出来……被逼得最终在地上爬行……”川口“认为那种批判大会太过无情，但嘴里没敢说出来”。
1971年，川口被分配到成都红旗柴油机厂，在工具车间钳工夹具班修理气锤。川口不再想革命的事，谋求回国。1972 年2月、9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先后访华，他亲身感受了中国多数群众质疑中共中央这种混账人世间的“脑筋急转弯”，上方以周恩来所谓利用美苏、美日矛盾，使其相互牵制，削弱敌人力量，增进中美、中日人民的友好往来的讲话来消除群众的疑虑。但川口却在观看工厂放映田中访华的新闻记录片，看到银幕上出现“日之丸”旗升起的画面时，从放映场内人声鼎沸的气氛感受到被侵略民族对侵略者的仇恨。
第五，共产党祸乱全世界。
1972 年，中日邦交的正常化。1973年11月，田一民恢复川口孝夫姓名。12月11日，川口夫妇从天津港乘“圣山丸”回国。当时川口颇为感慨：他被党（日共）几近强迫地欺骗流放中国，“把壮年时代的18年岁月留在了中国”，回国对于他，“并不单纯是返回故乡，而意味着从人为的桎梏中被解放出来”。
共产党混账，不是只在某国，而是世界。1848年它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脑子里的时候，就已经作为一个红色的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通过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汇聚无政府主义者、极权专制主义者危害世界，利用普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致的参战国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危机，策动了把“文明（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的巴黎公社暴乱和俄国十月暴乱。俄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并通过苏联的国家权力和共产国际组织，以革命名义推广祸害到德国、法国、意大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中国、越南、朝鲜、日本等世界各地，就这么混账。
读川口的《蜀国飘流记》，不难发现：川口是一个真诚、善良的日本人。他的真心善意，是在1950年加入日本共产党之前，在北海岛的农村家庭养成的。是日共祸乱战后日本的“五一纲领”使他先成为祸乱日本的恐怖暗杀分子，为此他付出了流亡中国、飘游四川在人为的桎梏中生活的代价，最后还是共产党想打个落花流水的旧世界的宪政文明，是日共不择手段、趁乱夺权而没能颠覆的日本政府让他重新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俄国、乌克兰等东欧的共产革命者莫不如此。
人世间成不了天堂。私心人情导致国家战争和政府腐败等，但人因自制忍让而具有的真善美诉求，构建起以私有制文明为主导的社会制度和秩序。人不是神，无力改造私有制文明历史的诸多缺陷（争斗、嫉妒、杀戮、仇恨等），惟有遵循神佛教诲予以改良，延缓历史的西西弗里石头被私情推到顶点的时间。但共产党却不这样对待历史。它完全是个无法无天、以权为天、反神佛害人类的混账东西。
《九评共产党》揭露了共产党的暴力和谎言基因组成的邪灵本质：暴力作恶却谎言美化，画地为牢的全民洗脑让人作茧自缚。《蜀国飘流记》是旁证。川口有日本政府搭救破茧。中国人没有，惟有灵魂自救，醒悟少先队（红小兵）、共青团（红卫兵）、共产党的邪教本质和祸害人类的原罪，声明脱离它，不做混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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