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专栏】中共摇篮——关于五四运动的沉思（六）

2011-01-09 00:46 作者:唐子

通俗地说，五四运动是中国大学生中邪的运动。从此中国读书人由公车上书（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请清朝政府拒签《马关条约》）开始的群众运动走上邪门歪道，由和平请愿到暴力请愿，由尊重政府到打倒政府，推动中共成立。

1919年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曹宅）”的五四运动，在古今中外都肯定的是一场政治事件转为刑事案件，火烧曹宅的纵火犯梅思平、邓中夏、罗章龙等都一定会受到北京政府刑事法庭的审判和制裁。但在中国1919年却因为五四运动的爱国性质，宽恕了当时学生的刑事犯罪行为，从而开了暴力学运的先河，将一批小人和罪犯推上中国（革命）祸乱历史舞台的中心，成为中共的摇篮。

对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都不会有疑义，并一直共同这么认为。大陆学生备考历史或政治，必背：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的爱国运动”，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备。只有今天大陆的毛派愤青和五毛在五四运动的邪恶祸乱性质被揭露之后，才会再改口，开始为中共的成立另外寻找历史运动的基础，比如陈胜、吴广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等。这是思维混乱。

思维没这种混乱，或者真想搞清楚历史真相的人会发现：五四运动促使后来广州军政府利用上海五卅运动给北洋政府施压。五卅运动又被后来寄生在国民党胆道内的共产党用来策动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暴乱：工人中不想干活的流氓要组织苏联似的苏维埃极权政府。很明显五四运动是中国共运的摇篮。扼要分析如下：

仿佛西方国家经济危机背后总有市场价格竞争这只无形的手在推动一样，当时中国历史也似乎另外有只手在拨动，撩拨中国人的心脏。五四运动中学生和群众抵制日货的做法，当时对本土纱厂、布厂的发展有些促进，但是运动之后依然是洋货的天下。这就使有中国民族情结的资本家和工人能够接受马列主义宣传，将打倒北洋政府和蒋家王朝的政治煽情口号当成宗教福音，希望试试共产主义。

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岭南大学接受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开始招收女生，而女人在儒家纲常教育下长久被压抑的恋爱、婚姻、性欲、工作等自由要求得到释放，进入学校和社会之后，最易被拨动共产主义骚情，在被共产党和毛泽东鼓噪为半边天后，女人丁玲等激情荡漾成了共奴。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出现了大小40多个文艺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其中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郭沫若、郁达夫等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方面，煽动人们背叛类似西方天主教传统的孔孟儒教，将德国马克思和俄国列宁以革命缔造新社会、新文明的社会祸乱思想当成中华民族新宗教，郭沫若们跃跃欲试。

暴力从来就是个坏东西。尽管从原始时代部落战争抢财富和霸女人起，暴力在社会和家庭中就没少过，但这就像火药当今市场里少不了，却从来不是主要商品。所以在上古希腊神话中，暴力跟强力一样被当作是宙斯神的仆人。在中国上古神话中，也只有蚩尤、共工喜爱暴力，而且是以黄帝、祝融（神农、女娲）平暴胜利的结局，以及几千年“和为贵”礼教思想中以汤武三伐（谋、交、兵）道德理性革命为模式，对中国历史上各种起义（暴乱）基本上不以正面肯定。

但五四运动之后，这种不认同暴力的思想传统完全被颠覆。在爱国、革命名义下，理性被视为懦弱。学生激情游行、暴力烧杀，直接破坏中国从清朝新政开始的国民宪政。礼教文化对暴力的制约机制由于鲁迅等痞子谩骂的恶搞等于零。斯文君子退出政府。军人政府被文人报上谩骂得没有权威。共产主义祸乱被当作革命试验获得普遍同情。军人段祺瑞、吴佩孚能洞见和坚拒的马列邪恶，文人居然不见并鼓吹。说白了，五四运动使中国城镇男女老少、文人市井开始爱暴力。

在西方宪政国家被当作洪水猛兽严加防范的马列主义邪说，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迅猛传播。清朝新政之后进入学堂的学子、士人，纷纷以西学为先进，以留学为荣耀。民主和科学在中华民国四年、五年的1915、1916年，成为中国文化的新词。但才不过四、五年，就在民国八年（1919年），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呼喊“布尔什维主义胜利”、“劳工联盟专政”马列主义宣传，就通过五四运动学生暴力被原谅和宽容，使马列主义祸乱社会的邪说借社会主义革命和爱国救亡的名义被学生邓中夏等认可，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传播马列主义的极权瘟疫。

五四运动与尊重中华文化的礼教改革形成针锋相对的局面。1919年10月，总统举行秋定祭孔，同时组织了四存学会，以革新昌明“周公孔子之学”为宗旨，1921年更修订了《褒扬条例实施细则》，梁启超和梁漱溟倡导中国文化优越论，反对辛亥革命之后继续革命的政治浪漫主义运动。这可谓中华礼教改革，跟铸就西方君主与共和宪政的基督新教改革异曲同工，可以有效抵制马列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被基督新教有效遏制在学校和议院，照理说也会被孔孟新教遏制。但历史安排不可抗拒，五四运动通过学生暴力不经意地美丽化了马列邪说。

五四运动之后，中华民国的民权被小人中的流氓大力用来反中华文化道德。“上帝死了”的口号在西方基督新教出现350多年之后才响起，“打倒孔家店”和“推倒贞节牌坊”等类似的口号在中国孔孟新教还没出现就喊响了。五四运动使学生暴力未受民国宪政的制裁，进而国民党的北伐大革命和共产党的共产大祸乱在中国，都由于苏联的作用，通过黄埔军校和共产国际改变了中华民国的海棠地图形状。当时布尔什维克祸乱还没被中国读书人充分认识，以革命理想被当成是挽救中华民国亡国灭种危机的唯一出路。五四运动使俄国流氓十月祸乱成为革命灯塔。中国人从此由学生开始，继而女人、文人、商人、军人都猛喝马列主义淫酒，一直喝到今天明知中华民族已经暴烈和淫乱不堪，依然中邪似地恋共不舍。

昨日的中华民国大陆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比1950年代从暴力土改和严打反革命运动开始至今62年的中共极权专制，不知道仁慈和廉洁千万倍。但李大钊、陈独秀、鲁迅、毛泽东、周恩来们一点也没有今日刘晓波们“没有敌人”的温和，他们直截了当就把信佛教的段祺瑞、信儒教的吴佩孚、同信儒教和基督教的蒋介石当成敌人，口诛笔伐骂不倒，就烧杀掳掠并贼喊捉贼地硬要以武力打倒。

所谓俄国十月革命带给俄罗斯民族74年（1991年才截止）的大祸乱，在当时才两年还没暴露出严重的邪恶性质，却由于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这些先生们的推崇和给予美化地介绍，被中国向往革命的学生趋之若骛地追逐。五四运动前后成立的北京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还有天津觉悟社、湖南新民学会等，云集中国一批心智邪恶或未成熟的小人，主要有李大钊、邓中夏、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马骏、刘清扬、谌志笃等、毛泽东、蔡和森、李维汉、向警予、蔡畅、谢觉哉等，这些人大部分嘴上无毛、乳臭未干，张口就要“改造中国与世界",就是这些人成了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干部。而这些人，除了李大钊等个别人，多数都是以革命口号骂人、奸淫的小人文痞。

就看狭义的五四学运领袖罗家伦、张国焘、傅斯年、邓中夏等21人，后来成为共产革命者的有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瞿秋白、张太雷、于方舟、周恩来、马骏、陈潭秋10人。其他人也除了个别人，在当时都上过马列淫妇的床。五四运动将罪犯推上历史舞台中心，为中共邪教匪帮准备了教父和匪首。

在中共历史教科书中，有所谓“接受了马列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工人运动，将马克思主义传播跟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等说法。这些党文化话语，用纯正的中国儒家话语来说就是：五四运动之后，小人文痞极力煽动工人暴乱。

历史事实也是如此。五四运动之后，秀才出身的儒将吴佩孚1919年通电拥护五四运动，赶政治潮流也谈“劳工神圣”，允许共产主义人士在其控制范围内的京汉铁路、陇海铁路等铁路沿线组织工会。邓中夏、张国焘、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中共小人，创立和加入中共之后，立马到工人中煽动罢工。他们执行“二大”确定的利用允许的民权，不择手段地颠覆北洋政府的阴谋纲领，半年时间就在吴佩孚统治的两湖、江西的城市、工矿、交通地区策动了一百多次罢工。

中国古代历史证明“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中华民国历史证明“学生革命，害己害人”。五四学生大多数人在自己并没搞清楚民主革命、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概念的情况下就急切介入，结果为修建共产革命的黄泉快车道和为周恩来、邓小平、毛泽东之类流氓魔头玩弄中国开道。从佛教因果说看，中共如果没有陈独秀的号召力和李大钊的卖力推广，毛泽东等人只能搞出新民学会、觉悟社等几十人的会社小党，永远也无法跟国民党逐鹿中原。中国文人痞子祸国不浅。陈独秀于五四中提出“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被毛泽东直接运用到中国农村，成为中共1927年到1930年南京政府各地大大小小上百次的以农民起义为名称的农村暴力祸乱。过程中，城市文人将农民的语言、行为暴力，定型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井冈山•瑞金乱国模式，后来推广到全国。

今日所谓五四精神，看火烧赵家楼和传播马列，就是暴力爱国和全盘西化。中国市民，尤其大学生愤青从此一代又一代地被暴力这条蛇缠绕，自毁共和国的民权。学生打人、烧房的刑事犯罪活动被姑息，成为共产流氓祸国殃民的开端。

五四运动对中国共产党至关重要。五四暴力爱国，使中华民国君子威信衰落和小人威信上升。小人文化以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名义走俏。革命乱党逐渐代替儒教士大夫和父母官成为民国的支配力量，党魁逐渐代替皇帝，却要接受小人以民权名义骂“狗子”、“王八蛋”。暴力和谎言借社会主义、人民革命、共产革命堂而皇之作恶，将西方天主教迫害异端和异教的政治体制以共产党的名义复活并推向极端——使皇权污秽出宫廷并全民化，成功地在中国实现了由撒但教而光照帮的毁灭人类的邪恶心愿。简而言之，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