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14年抗战老兵的抗战感言(组图)
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油画)
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签署的“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请柬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降书上签字后盖章
冈村宁次签章的降书(部分)
何应钦上将在日军降书上签字受降
何应钦上将签章的日军降书(部分)
日本降书
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
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
同盟国代表、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上将签字受降
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签字受降
徐永昌上将在日本投降书上的签字
作为亲历14年抗战的耄耋老兵,如今回首这段历史,我想说点什么。我想说的是:要让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了解抗战历史真相。我们不能忘记坚苦卓绝的抗战,不能忘记中国军民用血肉与敌相搏的抗战,不能忘记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
在抗战历史这个问题上,我想我能说点什么。因为我亲历抗战全过程,其间转战东北、华北、华中和西南;长期作为连长和营长带兵在第一线作战,即便是任副团长后,也是开战必在第一线;在东北军的劲旅和中央军的精锐各抗战7年;先后参加过东北抗日、热河抗战(属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河北永定河地区抗战(属保定会战)、豫北抗战、山西太行山抗战、豫皖对日游击作战、武汉会战(万家岭战役)、随枣会战、冬季攻势、枣宜会战、豫南会战、豫中会战及多次游击战斗,其中光大会战就有6次(每次会战都有多次战斗),而东北抗日不亚于大会战;经历过运动战、攻城战、守城战、阵地战、山地战、伏击战和游击战等多种方式的对日作战。
当年中国军民奋勇抗敌,发动大会战20多次、大型战斗1100多次、小型战斗28000多次,战死在前线的国军将军就有200多位,基层官兵的牺牲可想而知。
现在的人很难想象当年中日之间军力和国力的巨大差距。当时的中国只是一个历经持续10余年军阀混战的仅仅形式上统一的贫弱的农业国,而日本却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强国。军事上日本是当时全球最强的陆军和海军国之一,拥有先进、完善的军事组织体系并建立了全民战争体制。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日皇裕仁问战争所需时间,日本陆相杉山元答曰:“一两个月足矣”(当时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中日全面战争一旦爆发,快则一个月,慢则六个月,中国就会失去一切作战能力,向日本无条件投降)。
猖狂的小日本只看到了自己的强大,却低估了我不畏强暴、奋勇抗争的中华民族精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在用十分落后的武器装备和血肉之躯抗击日军的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和其他先进的武器。双方军事素养差距甚大。双方后勤补给更是无法相比。中国军民就是要与日军拼命,消耗其有生力量,保卫我国家民族。中国抗战中敌我双方力量之悬殊,国军抗敌之勇猛、牺牲之惨烈,史无前例。
很多人不知道当年军力和国力强大的法国(当时号称“头号陆军大国”),在战争爆发6周内便向德国投降;当年军力和国力强大的苏联在开战半年内竟有150多万苏联红军被德军俘虏;当年军力和国力强大的美国在菲律宾以10万余兵力(美菲联军)与5万余兵力的日军交战,结果向日军投降;当年军力和国力强大的英国在新加坡(英国称之为“东方第一要塞”、“不可攻破的堡垒”)以10万余兵力与3万余兵力的日军交战,结果向日军投降。英国首相丘吉尔说:“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规模最大的投降,就在新加坡。”此前在香港的英军已向日军投降,此后在缅甸的英军也惨遭失败。
当时中国国民革命军的英勇顽强不输任何国家的军队。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致电蒋介石:“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赏。”英国首相邱吉尔曾在演说中指出:“诸君如忆及日军之活跃,即知中国抵抗敌人至五年之久,并予敌人以打击,为如何不可思议之事。”
中国抗日战场始终牵制和消耗着日本陆军的主力(当时美国战时情报局认为,日军至少半数被牵制于中国大陆),对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当时日本陆军战力之强悍举世公认。美国总统罗斯福说:“假若没有中国,假若中国被打败了,…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调往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途就不堪设想了!”英国首相丘吉尔说:“如果日本进军西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能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斯大林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这里老朽想说说国军的称谓问题。国军是中国国民革命军的简称,是当时执政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政府军,是抗击日本国军队侵略的中华民国军队,是国家的军队而不是党的军队,尽管其国民党党派色彩较浓。长期以来媒体将国军称为国民党军(队)是不恰当的。
对于汤恩伯将军的评价,有些宣传是不客观的。汤恩伯能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获迅速提升并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主要靠的是其过人的统兵能力和不菲的战绩。在抗战期间,汤恩伯将军是少数令日军最畏惧的国军将领之一;汤恩伯部是令日军畏惧的抗日劲旅,被日军华北方面军视为头号大敌和心腹之患。汤恩伯部在多次大会战中与日军精锐决战,重创日军,鲜有败绩;即使是在豫中会战中,不仅能在登封痛击日军,且能巧妙及时地突破日军重兵封锁而将主力完整撤出,粉碎了日军的围歼企图。据说日本人曾高度评价两位中国将领:一位是被誉为“活关公”的张自忠将军,另一位就是汤恩伯将军。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视汤恩伯将军为可怕的对手。
此外,长期以来媒体依据与汤恩伯将军有隙的李宗仁将军的说辞,宣传所谓汤恩伯将军在台儿庄战役中消极避战(实际上在台儿庄战役中,汤恩伯将军指挥第20军团相机运动作战,立下赫赫战功)及媒体对豫中会战中所谓豫西民变(实际上主要是土匪民团武装趁战乱伏击、抢夺离散的国军部队)的过分渲染,老朽认为有失公允。
老朽认为汤恩伯将军的主要过错有二:一是在河南治理不善,引起民怨;二是强调派系,对非黄埔系、非中央军的部队和人员歧视、利用和打击。这些都是事实。汤恩伯将军在中原大力扩军,征收税赋,陡增民众负担。虽然是扩大抗日队伍,但也有扩张个人势力的因素。且由于广收游杂部队和反正伪军,使部队良莠不齐。如收编的有些河南游杂部队和反正伪军(这类部队军纪败坏)公然打着汤恩伯部的旗号扰民。本来当时河南已连续2年大灾(旱灾、蝗灾),加之战乱,社会动乱,民生极其艰难,自然激起民怨。而这类收编的游杂部队和反正伪军打起仗来却不堪一击,在豫中会战中严重影响了国军的士气和作战。主政中原的汤恩伯将军焉能不被河南一些民众责骂。但也需指出,抗战期间国家经济财政极度困难(尤其是抗战中后期),而作战养兵必然增加民众负担,汤恩伯将军被责骂亦有一定的客观因素。国民党讲派系,令非嫡系的抗日将士心寒,造成国军内部离心离德,内战一开,对国军的负面影响立现。而汤恩伯将军尤其强调派系。第91师的遭遇,师长冯占海、旅长赵维斌和团长范广禄的遭遇,以及老朽自己在中央军的遭遇,使老朽对讲派系深恶痛绝。
评价汤恩伯将军,不宜强调党派立场,也不能从个人恩怨出发,应从国家民族利益的角度考虑。在国家民族存亡之秋,在坚苦卓绝的抗战中,汤恩伯将军率部英勇杀敌,战功卓著,并成为令日军畏惧的一方大员,对国家民族是有功的。其过不掩功。“中国抗日名将”的称号对汤恩伯将军是实至名归。
回忆抗战,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患难中的朋友——美国。
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美国的主流媒体一直站在中国一边,颂扬中国军民的英勇抗争并谴责日本的侵略罪行。1941年3月,美国明确宣布将无条件地全面援助中国,强硬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并宣布这是美日谈判的基础。
4月13日苏联背信弃义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并向日本承诺“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停止对中国的援助,日本得以放手进攻中国。4月14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在接见记者时说,美国政府的政策不但不会改变,还将密切注视远东局势的发展,并继续援助中国。第2天,美国总统罗斯福表示,中国所需要的军火已依照前不久的军火租借法案予以考虑。此外,他已批准将美国现有的若干军火转让中国,并命令制造商赶造新军火供中国使用。
8月1日,美国宣布对日本实施全面石油禁运,这对日本不啻沉重一击。同月,陈纳德将军领导的飞虎队(后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至抗战结束,第14航空队以损失500架飞机的代价,共击落日机2600架,击毙日军66000多人,有效地支援了国军陆军的作战,并出动900多架次轰炸日本本土)正式成立,参加中国对日空战。
11月2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致日本备忘录(最后通牒),不仅强硬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还要求日本与其他国家放弃在中国的一切权利和治外法权。
12月1日,日皇裕仁主持的“御前会议”决定进攻美国。该会议决议称:“美国的态度彻头彻尾说的都是蒋介石要说的话……”“若容忍之,不但要抛弃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成果,‘九一八’事变的结果也必须放弃,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1942年,中国抗战进入最艰难的时期,中国最后一条补给线——中缅国际通道被日本切断,中国完全处于日本包围之中。此前宋子文曾向蒋介石进言:“倘若日寇进犯缅甸,断我赖以生存的滇缅路,我后方军民则无异困守孤城,坐以待毙...”当时中国战区的武器弹药、作战物资只够勉强维持两个月,中国处于危机时刻。这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不计任何困难,必须开通到中国的路线。美军开通了从印度到昆明的被称为“空中地狱”的驼峰航线,开始了历史上空前的大规模持续空运。在驼峰航线上每3架飞机就有1架在飞行途中坠毁,共损失运输机563架。美国空军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及机组人员共1579人。美国还帮助修建了中印公路和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大口径输油管道(从印度加尔各答通到昆明)。美国帮助中国粉碎了日本切断中国与国际联系的交通线以迫使中国屈服的企图。
美国共向中国提供了8亿多美元的援助,是二战期间中国最大的援助国。美国还派遣大批陆军军官、作战部队和工程部队参加中国抗战。当时以窦恩将军为司令的美国陆军Y部队4000余人曾在整个滇西反攻中与中国远征军混合编成,同中国官兵一起亲临前线、浴血作战。在收复腾冲战役中,美军中尉夏伯尔等14名官兵壮烈牺牲。
1942年西藏噶厦当局成立“外交局”以示“独立”。国民政府为此下达了“征藏令”。翌年5月丘吉尔竟然在会议上对宋子文(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说:“西藏为一独立国,中国在对敌作战期间,何以对藏用兵?”当时美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迫使英国不再公然支持藏独。
在1943年美苏英首脑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总统认为未来联合国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应该由世界大国掌握,充当世界警察。斯大林主张“世界警察”应该由美、苏、英三国组成,中国无权列入。丘吉尔也主张由美苏英“三警察”统治世界。但罗斯福总统认为,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世界警察”的代表性就不够。他还在多种场合表示:“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起到维护和平与繁荣的适当作用。”
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上,当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把审议《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列入会议议程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即提出异议,其意图就是要排斥中国。赫尔坚持要把中国列为宣言的共同发起国,甚至表示将不惜以会议达不成协议为代价,莫洛托夫被迫妥协。
贫弱的中国能在二战时期跃居“四大国”行列,进而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美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还要指出的是,若不是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中国的艰苦抗战还要持续多年,还要付出更多的牺牲。
美国在中华民族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候伸出了援手,给予了最有力、最直接、最慷慨的援助。“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这是中华民族的古训。
抗战时期的国军敌后游击区,除冀察、苏鲁游击战区坚持到抗战后期撤销外,山西游击区、豫鄂皖游击区、浙西游击区、海南游击区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国军敌后游击战场鼎盛时期的兵力有近百万人,一度成为日军重点进攻的对象。
国军第51军第114师中将师长方叔洪、东北挺进军骑兵第6师少将师长刘桂五(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东北游击队中将总司令唐聚五、第5战区第2路中将游击司令刘震东、苏鲁游击战区中将政治部主任周复、苏鲁游击战区第1路少将游击司令马玉仁(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第34军暂编第45师少将师长王风山(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第1战区游击第4总队少将总队长范廷兰、苏浙皖边区游击司令部少将司令谢升标(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皖北游击少将副总指挥雷忠、豫南游击第5纵队中将司令戴民权、鲁苏皖边区游击第4纵队少将司令陈忠柱、山东省铁道破坏总队少将总队长高道先等国军将领都是在敌后战场上壮烈殉国的。
八路军(全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全称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建制上分别归第二战区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领导。当时中国有10个战区及苏鲁、冀察2个游击战区、40个集团军。
中国抗战是全民族抗战,是不分信仰,不分党派,不分阶层的共同抗战。凡是参加抗日的都是英雄好汉。中国人民奋勇抗敌,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废除了帝国列强强迫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重要的历史贡献,并因此成为二战四大战胜国(美、苏、中、英)之一和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美、苏、中、英、法)之一。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中国抗战堪称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要尊重抗战历史,不能因为蒋介石先生败走台湾就否认他作为中国抗战的最高领袖和统帅领导了坚苦卓绝的抗战。就像不能因为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胜利当年举行的英国大选中惨败下台就否认他二战期间作为英国首相兼国防大臣领导英国人民坚决反抗法西斯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历史不容篡改,不容隐瞒。批判日本历史教科书,大陆的历史教科书又如何呢?大陆的抗战史宣传又如何呢?孔子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中国抗战历史不能编成党派抗战历史。中国抗战的信史应由有独立人格、有良知的历史学家来写。
在坚苦卓绝的14年卫国战争中,多少英烈为国捐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军民抗敌时间之长,抗敌之勇猛,抗敌之艰难,牺牲之巨大,举世莫比!仅在吉林抗日救国军、国民革命军第91师和第4师,老朽就目睹了大量不同信仰、不同社会层次、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龄段官兵的英勇牺牲,其中大多数都未留下姓名和遗骨(尤其是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国抗日英烈用血肉筑成了中国御敌的新长城,他们践行“我生国亡,我死国存”,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是中国之魂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我们要永远纪念以张自忠将军为代表的200多位殉国将军(包括左权、杨靖宇、赵尚志将军),我们要永远纪念英勇牺牲的200多万基层官兵(包括八路军、新四军的基层官兵),我们要永远纪念那些以死抗敌的民众。老朽希望:在中国首都建立中国抗日无名烈士墓,以纪念以死报国的无名英雄们。
“老夫耄矣,无能为也”,惟愿中国早日民主、自由、富强!惟愿中华抗战英烈安息!惟愿中华“不畏强暴、宁死不屈、奋勇拼搏”的抗战精神代代传承!
关于抗战,老朽如是言。
作者生平简介:
韩声涛,汉族,1912年10月22日生,山东平度人。1931年春参加东北军,同年秋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在14年抗战(1931—1945)期间,历任战士、排长、连长、营长和副团长;先后参加东北抗日、热河抗战、察哈尔抗战、河北永定河地区抗战、豫北抗战、山西太行山抗战、豫皖对日游击作战、武汉会战(万家岭战役)、随枣会战、冬季攻势、枣宜会战、豫南会战和豫中会战;所在部队为吉林抗日救国军、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1师和第4师。先后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西安长安军官训练团和昆明美军参谋学校。194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3军第299师团长。1949年任四野第45军第135师副师长。1951年任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教务处副处长。1955年被转业到湖北省襄阳高中任副校长,后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受迫害。生前为湖北襄樊四中离休干部。2010年3月22日在襄樊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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