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五类忆旧连载(二十五)

被斗记      作者   张敏   

1966年8月3日晚，天已全黑，闷热，大约九点多，突然有三四个从未来过我家的红五类同班同学进了我家门。我正疑惑她们怎么找来的，就听同学非常严厉地说：“你明天早晨必须到学校，如果不去，格杀勿论！”确认我听清后，她们转身离去。她们说“格杀勿论”时的表情和语气，足以让我确信，绝不是说着玩儿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贴在学校大操场边宿舍楼门口已经好几天，气氛恐怖，黑五类人人自危。

8月4日上午，我心怀恐惧地走进教室。课桌靠三面墙摆放，教室当中摆着几排椅子，也留出一片空地。全班四十多个同学，被分成泾渭分明的三类。红五类有革命的特权，坐在椅子上。黑五类面对大家，背向黑板，在讲台前站成一排，我在其中。十几个出身职员家庭，不算红也不算黑的灰色同学被指定坐在地上，她们只可看批斗黑五类，可以发言，不能动手。

我们九个黑五类在前面惶惶站定，批斗会开始，教室门被砰然推开。同学董XX被几个红五类推搡着进来，并伴随着喝斥“你什么出身？”“革军。”“革军？骗人！你生父是反革命！”同学之间原知董的母亲是俄语教授，父亲是解放军军医，没有谁知道原来军医不是她的生父。我们黑五类虽被命令低着头，仍能听见继续的推搡和董桀骜不驯的分辩，直到她不再作声，站进我们这一排。

随后，红五类头头郑重宣布：“革干出身的标准是父亲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加入共产党，军干中从国民党军起义的不算革军出身。”我恍然明白为什么有的同学一向以为自己出身不坏，今天却与我为伍，看来全班同学已经无一遗漏地被查清了三代。

我们仍须继续低头，听到同学齐唱“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接着又唱：“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末尾喊口号：“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妈的官，就滚他妈的蛋！”

随后，二十个纯牌红五类围上来，扯下我们的红领巾，警告“永远不许再戴！”殴打开始，同班女生打女生，拳打脚踢，刷大字报用的浆糊、紫色墨汁从头上浇下来，要我们揭发父母的反动言行，承认自己是狗崽子。接着是红五类揭发批判每个黑五类的反动言行，并且动员灰色地带发言参与。我有生以来初次领教世事险恶，从十三岁到十五岁不足两年的中学生活，我说的很多话被同学记住、忆起、提交，有原话也有断章取义。

揭批与殴打一再交替。大约两三小时后，教室门再次被推开。高三学生黄某一脚里一脚外，与我们班红五类头头低声嘀咕。我站在离门不远处，能听清几句，大意是时间差不多了，可以结束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也许因为黄给我带来了暂时的松弛，所以记住了她的名字。宣布散会前，红五类头头特别要求全班同学第二天一定要到校，有重要事情，尤其是黑五类必须来。

相信我们全班同学都忘不了8月4日这一天，无论红、黑还是灰。心灵的重创刻进我们生命的年轮。并没有人被打成重伤。我的脚姆指筋受伤麻木，十多年后才渐渐复原。我没有机会知道另外九位同学受伤的情况。此后，我们没人愿意再提这天。

8月4日这一天，北师大女附中很多班级同时召开了像我们班这样的批斗会。那天中午，为躲避见人，我垂头丧气，慢腾腾挪蹭到饭厅吃饭时，看到同年级另一班同学吴某也满面泪痕，在悄悄吃饭。她的父亲是著名报人，几个月前突然被毛泽东严厉批评。

班级批斗会上，黄某的出现，表明全校的批斗活动是有包括高年级学生在内的校级组织统一指挥的。否则，十五岁的初二女生，怎能得知全班同学的档案资料？谁决定的把这些资料告诉给各班哪些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班级斗争会前一天的通知，措辞已露杀机。十五岁的初二女生们，从哪里得到“格杀勿论”的许可？更重要的是，班级斗争会结束前，谁有权通知全体同学第二天一定要到校？说明第二天的日程已经排定。如果说8月4日的日程说明一部分学生已被授予处置另一部分学生的绝对权力，那么8月5日的日程则说明一部分学生已被授予处置某些校领导的绝对权力，于是就有了卞仲耘校长被打死。我们今天要追究的是：这个处置权的幕后授予者究竟是谁？或更具体地说，允准学生可以把卞校长打死的那个隐身的权力人究竟是谁？

补白：六六年我读小学四年级。暑假的一天，在富民路(天津)遭遇一次游街批斗。只见百十个红卫兵，带红袖标，身穿绿军装，有的举着毛像，有的举着红旗，有的手持橡皮头木枪，中间有敲锣打鼓的，高呼口号：毛泽东思想万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群情激昂，这是我最早见的一个毛泽东思想方阵。后边红卫兵押着两个牛鬼蛇神。一个头发被剪得狼牙狗啃，一个头发被推成三道门。正是大热天，却都穿着了死人的寿衣，被五花大绑捆个结实。我以为那人犯了什么罪或是现行反革命，红卫兵揭露其罪行时才知道，两人都是私开镶牙诊所的大夫，罪名是搞私有制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时我还以为要把他们送进监狱，末了却是红卫兵分别把他们押送回家了事。中国那时整个是个大监狱，人们在家等于坐牢。另有一个牛鬼蛇神住在天津棉纺三厂职工宿舍，是排房。每排有十几间房，对脸房两排之间距离不过两米。每家垒个放煤球炉子小屋，一个胖子走不过去，每间房子也就是八平米。送到家后，红卫兵给他松了绑，严厉教训一番。他的家已经被抄，门口贴着一副白对联，上联“庙小妖气大”，下联是“池浅王八多”，横批是“牛鬼蛇神窝”。文革发动者身居中南海仙境却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住贫民窟的受苦人却还代表着资产阶级。真是荒唐透顶！      李建华

 

十四年的隐私     作者   海鸥

1980年1月11日，车间党支部安排了隆重的公议表决大会。与会的三十多名党员，一致通过我和房师傅为预备党员。我俩各自宣读的自己登记表中社会关系一栏的内容，引起大家的兴趣，因为我岳父和我爱人的姓名在我俩的社会关系中都出现了。这一栏的内容显示，我是他妹夫，他是我妻兄。这个对外保守了十四年的亲属关系的秘密，此时终于大白于天下了。

文革开始那年，春节刚过，房师傅把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堂妹晓玉介绍给我。正当我俩相处得如胶似漆的时候，晓玉告诉我：“不知为啥，我哥想拆散咱俩。他非要再给我介绍一位铁中的老师。”我十分气愤，找到房师傅当面质问。他说：“我这都是为你好。最近我听厂部议论，说你们这批毕业生数你最有发展，群众口碑好，根红苗壮，我怕我妹妹的家庭出身影响你的前途。那时你会恨我的。长痛不如短痛，就此拉倒吧。”“要是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你还会做下去吗？”他略作忖度：“你家里什么意见？”“还没到向家里说的时候。”“你要认准了晓玉，那我只有祝福你们了，但有两点你要记住：1、对任何人都不能说我是你们的介绍人；2、任何时候不要说咱俩是亲戚关系。”我答应了。

房师傅和晓玉的爷爷有四个儿子。土改时，晓玉的父亲被划为富农，其余三个儿子皆被划为地主。房师傅三岁时，父母先后亡故，四叔——晓玉的父亲把他接到家里抚养。

文革期间，我被分到房师傅的车间。为了遵守承诺，我尽力避免与他直接接触。有时走路迎面碰上，他会突然一拐，走向他处。有时实在有事找我，他会拿一张图纸做掩护，比比划划中与我谈私事。不久，他与相处一年多的女友（我厂化验室的小杜）分手了，原因是二人出身都不好，怕影响下一代。一个星期天，在晓玉家，我俩碰到一起。他说：“我要像晓玉那样，非找个红五类出身的对象不可——咱老房家的血脉纯度要改变。”晓玉妈妈道：“你还想入党提干呀，那么看重成分？小杜哪点不配你，你跟人家吹了，看你不打一辈子光棍才怪呢。”他说：“婶，你不知道现在是出身决定命运的时代，咱自己的是改不了啦，怎么也得设法改变下一代一半的血统吧。”不久，他真的找到了改变老房家血脉纯度的人，又很快举行了革命化的婚礼。这个嫂子，人长得很清秀，父亲在抗美援朝中牺牲，妈妈改嫁，与花甲的奶奶靠政府每月那点抚恤金生活。

1966年9月，房师傅偷偷告诉我：“已接到通知，我四叔家今天要被赶回农村。我去不方便，请你去帮他们搬家，好吗？”说着掏出十元钱，叫我转交给他的四叔。晓玉的父亲很不满意，埋怨这个侄子在最需要他的关口不露面，拒收那十元钱。78天之后，晓玉全家又被她父亲的单位接了回来。

不久我与晓玉结婚。虽然两家离得不太远，为了遵守对妻兄的承诺，平日我们是不串门的。他的三个孩子出生，我和晓玉都是晚间去看望。两家的孩子也从来不来往。有一次，路上一个童音在背后喊“姑父”。我回头一看，见一棵大树背后露出了半张小圆脸。我一注视他，他就又羞怯地缩了回去。

我赶忙走过去，蹲下身拉起他的小手问道：“你是谁家的孩子？”他抬手指着对面的院子。通过矮墙，我看到开着的窗扇里，有位老妪在向我招手。我抱起孩子进了院子。进屋后才发现，这不是嫂子的老祖母吗！老人赶忙将另外两个孩子也圈拢过来指着我说：“这是你们的姑父，快叫。”孩子们马上齐声喊道：“姑父好。”看着这些长得一个比一个壮实的小小子，我感慨地说：“这可辛苦您老人家了。”“有啥用，一帮小地主。”接着老人抱怨起来：“你们可是实在的亲戚，怎么也不串门走动，是不是有啥隔阂？”我笑着作了解释，告诉她这是大哥定的规矩。她听了无奈地说：“小心点也好。”接着又神秘兮兮地说：“毛主席发动的这场运动，时辰选的不好，丙午年的丙午日。老人家翻错了皇历，自古以来年逢丙午都被称为红羊劫，两个丙午碰到一起，就是双羊劫，更遭殃了，所以你们得格外小心。”瞅着那三个衣不遮体的孩子，我赶紧掏出身上仅有的几元钱给了他们。在回厂的路上，忧伤不断向我袭击。这下一代孩子，难道也要沦为低种姓的小贱民吗？

林彪之后，邓小平复出，我厂也开始步入正规，妻兄被任命为车间副主任。这是我厂唯一的一个出身地主的非党干部。为了表示祝贺，我邀他小聚，遭他婉谢。“毛主席说了，文革每隔七八年再来一次，小心为上。”把我搞得很尴尬，好像我在巴结他。

1970年10月的一天，舅哥打破惯例，一大早高兴地告诉我：“昨天区里的领导一大帮人到我家来看望老太太，还带来礼品。区长与我握手照相，又给了一套精装毛选四卷。”我还没来得及问详情，他已走开了。后来听他邻居说，今年是“纪念抗美援朝胜利20周年”，区领导下来慰问军烈属。

1978年冬，我到铁道部开会，听说中央马上要发布《关于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回去后我告诉妻兄，他极为兴奋：“你能不能再说得具体点。”“可以。等我高兴时再说吧。”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作为上次的报复。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下达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妻兄十分激动，主动邀请我晚间去他家小酌。席间我打趣他：“毛主席对华主席可是有‘你办事我放心’的政治遗嘱。两报一刊也说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你不怕他们也遵循‘文革每隔七八年再来一次’？”“我不管这些。既然今天把我这顶帽子摘了，我坚信不会再给我戴上。哈哈，我终于看到我们房家血统改变的日子了。”当晚，我俩都喝得酩酊大醉。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在1949-1979三十年间，因出身而沦为低种姓、被唾弃的5000多万政治贱民。

 

乡下的大船哥哥     作者   童话

大船哥哥是乡下伯父的儿子。父亲逃出家乡参加革命，伯父在家打渔，兄弟俩好多年断绝音讯。家乡海湾物产丰富，伯父因勤劳能干，置了一点土地，还买下一挂车。土改一来，伯父被划成富农。

六十年代初大饥荒时期，故乡人顽强地找到了父亲，伯父的儿子们也一个接一个到北京登门。父亲对登门的侄子们很是严厉。

乡下的堂兄们都沉默寡言，饭量极大。大船哥哥却很有灵气，一来就和我哥哥熟识了，操着乡音聊天，讲水浒谈三国。成年的他，喜欢替哥哥做头疼的算术题和作文。我们瞒着，不让父亲知道。大船哥哥很喜欢看家里的书，有时看得出神，忘记回避父亲，看见父亲，总是抱歉地把书放回原处。他写的小字也比上初中的哥哥强，爸爸气愤地训哥哥“还不如乡下的大船”。　　

有一次大船哥哥临摹了一页小人书，是仙女在瑶池沐浴，画得像极了，只是瑶池的入口忘了留门。我提了出来，他笑着找橡皮修改。我妈妈看了这张画感慨地说：“大船没有念书真是可惜。”可是爸爸却很生气，说大船哥哥画仙女沐浴，不知想的什么，哥哥也陪在旁边跟着挨了训。

乡下的哥哥们返乡前要采购些糖果点心。这事通常由哥哥代办。六十年代物资困难，票上的买完只好买高价的。哥哥由于和大船哥哥要好，完成例行采购任务以后，就提议到中山公园去玩。我们欢天喜地去了，可是一玩就忘记照看东西了，竟把给大船哥哥带的那一大包东西丢了。我们都慌了，找到天黑也没找着，最后只得回家受罚。大船哥哥那年是空手返乡的。

文革期间，父亲被审查了七年。“解放”以后，在报上看见家乡修油港，思乡心切。七七年秋，我随父亲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故乡。乡亲们仍然视他为出生入死的抗日英雄。伯父那支人还戴着富农帽子。父亲问起大船哥，大家支吾一会儿，终于说刚刚摘了反革命帽子，但还在专制队里。父亲问是什么缘由，大家说是因为写诗。父亲叹口气，气急败坏地说：“他能写出个什么？” 又问大船哥哥的亲事，大家说四十岁的大船哥哥和邻村一个带两个孩子的寡妇刚刚定亲。我们没有去专政队看望大船哥哥。

时间一晃到了2000年，父亲早已去世，大船哥哥的儿子却金榜题名到北京来上大学了。大船哥哥四十二岁得到儿子，精心培养儿子，让儿子接续他去圆读书梦。由于家境不好，孩子没有去大城市读书，连县中也去不了，就在渔村的中学上学，竟考了出来。家乡已经成为旅游区，不再经营农业或渔业，六十多岁的大船哥哥是市场清洁工，嫂子赶海找些海物卖给游人。我算了算，一年起码需要八千元供儿子在京读书。对于他们，这是一大笔钱。

阔别四十年后，在北京我又见到了大船哥哥。他已经是个干瘦的小老头，脸是海边人特有的古铜色，布满纵横皱纹，正像名画《父亲》中的老人。强烈的陌生感使我们的谈话开始进行得很困难，后来还是他提起六零年在我家的往事，提起那瑶池的仙女，我妈妈的宽容和我爸爸的严厉，提起在中山公园丢失的东西，我们之间的距离才渐渐拉近。

大船哥哥虽然是“富农”子弟，但生活其实一直相当困苦。少年时背负出身包袱，中断学业，饥荒年月挨饿，为了吃饭在北京寄人篱下，青壮年时政治上又出了问题，接受专政，娶不上媳妇，晚年又要为自己引以为自豪的儿子负担昂贵的学费。但是大船哥哥一点不埋怨命运，话语间流露着知足和感恩。不知为什么，他在谈话中总时不时说“我没有说过共产党不好”，“我没有给老叔（我父亲）抹过黑”，“老叔在文革中不是也受苦了吗，我受的没有什么”。我只感到无以名状的难过。提起一九七七年我和父亲回乡的事，大船哥哥也没有怨恨我们在他受难的时候不去看他，反而眯起眼睛，回想那天他追跑到大路上去看我们乘坐的汽车背影的情景，让我好不辛酸。

后来大船哥哥从家乡来过几个电话，托付我几件事。“妹子你要劝你侄子读研究生，别怕读不起。”“妹子你要劝你侄子申请入党，入党还是好。”“妹子你要费心帮你侄子在北京找个家境好点儿的女孩子。”我理解大船哥哥的想法，但是却做不了什么。今年大船哥哥的儿子最终放弃了考研，将在北京的一家公司受聘工作，没有入党。一个贫困的乡下孩子，白手起家，独自在北京创业，找个家境好点儿的女孩子又谈何容易？

补白：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反右时未被打成右派，可是反右之后总觉得有些别扭。有一次全班到公社劳动，他发现地上有一本笔记被风吹得哗哗响。他捡起来一看，大为光火。那笔记本是党支部书记的，里面记载着哪些人是内部控制的“中右分子”。我这个同学还是共产党员，却也赫然名列其中。这个“中右名单”是绝对保密的，由党支部书记直接掌控。据估计，“中右分子”全国约有300万众，比右派分子多五六倍。 王书瑶

补白：文革初起时，北师大女附中开批判会，有人上台发言，刘少奇、邓小平的女儿也如其他同学一样，齐声高喊：“开会发言报出身！”那清脆、尖利、威严的声音覆盖了操场，又被不远处的高楼反弹回来，余音不绝，吓退了想上台发言的黑、灰二类，也刻进了不少同学的记忆留声机里。8月7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因为没有点名，直到1966年8月18日，刘少奇还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可能他心中已经有数，国人通过电视，看见他神情抑郁。后来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悲惨而死，邓小平被打成第二号走资派。刘、邓和他们的儿女们由红变黑。文革后，他们又重拾“光荣”。真正是大起大落，荒诞诡谲。      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