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一生见证了中国社会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也亲历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发展的坎坷历程。他的学术生命与中国历史紧紧相连，一次次的起伏是时代的缩影。
1957年，费孝通47岁，名满学界。他的著作《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在国际学术界已有影响，被视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代表性人物。他也是中国民主同盟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在中国政坛上时有建言。
这一年春天，中国政治有了变化的气象，费孝通决定撰写《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费孝通的这篇文章，很快引起热烈的反响。1957年4月24日，周恩来在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上说：“有一次我来杭州，回去时在飞机上看了费孝通先生的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把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一些想法都说出来了。共产党内也有不少能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但这样的文章我看是写不出来的，就是有这种想法也是不写的。”
在短短的时间里，很多人和费孝通一样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一时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之象。然而，在这一年6月，时局骤变。费孝通说：“气氛突然改变。我不知道这一变化背后是什么，但是我发觉自己落入陷阱。”
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开始了，费孝通仿佛从天堂坠入地狱。他说：“所有的脸都突然转过去，一周之中！”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中科院召开的 “反右派”斗争座谈会上发言：“费孝通的这些文章充分表明了主张‘恢复’社会学的真正用意，这种主张和章、罗联盟的整个政治阴谋完全合拍。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费孝通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正是资产阶级右派这个时期中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主要题目。”连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也有一篇题为《我控诉费孝通》的发言稿。
费孝通感到无比痛苦。他后来回忆：“我的思想很混乱。”1957年7月，费孝通以“向人民服罪”为题发言，自我揭发和批判：“我的罪行已达到了最高峰。我已站在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最前线。我犯下了弥天大罪，叛国的大罪。如果不是党及时一棒子把我打醒，我不知道还会做出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来。党拯救了我。”
作为著名的“右派”，费孝通的学术生涯从此发生了巨变，无法进行正常的研究和教学。费孝通读不到新出版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书，以读历史书和翻译老书度日。“我缺乏自信，那是我思想的真实状态。最后我只有放弃希望，没有奋斗的目标。我不相信自己，我不相信自己还能做什么事。”
1966年，“文革”爆发后，费孝通在中央民族学院被红卫兵揪了出来。9月1日，他和老师吴文藻、潘光旦等著名教授被拉到中央民族学院的院子里，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费孝通后来写道：“30年代我应该死而没有死，40年代人要我死而没有死，60年代我想死而没有死。”在接受批斗时，他想到死，但又想：“如果自杀，老婆也活不成，孩子要背一辈子‘反革命家属’的包袱，对不起她们。”费孝通马上把妻子孟吟送回苏州老家，以保安全。
9月2日，费孝通独自一人，被抄了家，不过，幸运地留有一间屋子给他。潘光旦是他的邻居，也被抄家，不幸的是，连卧室也被封，不得不睡在洋灰地上。费孝通取出自己的床垫铺在地上给潘光旦睡。师生二人相依为命，反复被拉出去斗争。在批斗之余，费孝通经常被带出去劳动，他的主要任务是打扫厕所和拔草。潘光旦并没有因为残废而受到宽待，同样接受劳改，以致坐地劳动受寒，膀胱发炎，缺医无药，竟致不起。
1967年6月10日晚，潘光旦的孩子没有一个能够守在身边，老保姆看他情况不妙，急忙请费孝通过来。潘光旦向费孝通索要止痛片，没有，又要安眠药，也没有。后来，费孝通将老师拥在怀中，潘光旦逐渐停止了呼吸。费孝通后来回忆：“潘先生是死在我身上的，他确实没有抱怨，没有感到冤，这一点我体会得到。他的人格不是一般的高。我们很难学到。造成他的人格和境界的根本，我认为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推己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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