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狗(第一章)

—— 一个被释女囚的真实故事——

小白狗给活活剥了皮,鲜血染红全身,因为没有死,它得活下去。女囚徒满刑了,可是,苦难还在继续,劳改就是剥皮,重新做人就是做狗,和红狗一样,因为没有死,她得活下去。吃苦是她的使命,把吃的苦记叙下来 ,是她对使命的交待。

目 录

第一章: 一宿三餐
第二章: 魂兮归来
第三章: 金利胜,你在哪里
第四章: “人改造人”的梦呓
第五章: “翘尾巴”的敌人
第六章: 从修道院走出来
第七章: 说士遇到驳士
第八章: 和平路,我的梦魇,我的星辰
第九章: 不死的丑小鸭
第十章: 儿奔生,娘奔死
第十一章: 初为人母
第十二章: 四十三岁的女人要读书
第十三章: 幸福的大学童
第十四章: “爱人”打架
第十五章: 重返我“家”
第十六章: 父亲想做坏人
第十七章: 我和相似形
第十八章: 离婚弯弯路
第十九章: 小黑屋
第二十章: 再燃烧一次
第二十一章:暮春
第二十二章:进三步退五步
第二十三章:别离在即
第二十四章:给自己开个“追悼会”

第一章 一宿三餐

七一年九月,我从监狱回到和平路家,沉甸甸带回来的是我的躯壳,躯壳里面曾经有过的美丽的梦,都乖乖地躺在监狱里同我分手了。那些诗歌都爱唱“展开梦的翅膀飞呀飞呀”什么的,翅膀被剪掉,梦就飞不起来了。现在,这具躯壳面对的是最基本的问题,日图三餐,夜图一宿,怎样活下去。这是十年前做学生的我不曾想过,十年监狱里吃不要钱的饭住不要钱的房不需要自己考虑的问题。

那么风光过的和平路,沿路诸多旅馆茶馆烧饼店小面摊等等商店,早在“自然灾害”时饿死,再也没有生还。那些商店铺面,现在都住着居民,一家接一家大门紧闭,只有一个卖开水的老虎灶和一家联合诊所硕果仅存在我家附近。十年过去,除了岁月留下的残破与凋敝,和平路没有修建起一座新房子,没有出现一点新变化,了无生气。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好象昨天才离开此地。

如果说和平路还有什么新闻可言,那就是它末端较场口的一大排住房。这个曾经在毛泽东选集的文章里光荣提及的较场口——抗日时期郭沫若演讲挨打的地方,现在一片冷清,附近二三十家房屋,全部朝较场口方向倾斜,比萨斜塔似的立着,好象随时要倒。行人经过,看到这种景象都帮忙捏一把汗,住在斜房子里的人倒反而安之若素,照样在里面生炉子煮饭,养儿育女,把油盐柴米搬进去,把淘米水洗脚水泼出门,夏天坐在斜房子前面乘凉,冬天躲在斜房子里面避寒。这些竹木捆绑房的生命力奇强无比,斜了许多许多年不倒,真是奇迹。

一宿,还是在和平路那条街上,还是在和平路一百零五号二楼那间十二平方米的小房里。

五二年八月,我家被西南铁路局扫地出门,从国际新村宿舍搬来这里至今近二十年,这个小房间没有粉刷装修过一次,四壁和天花板早已由白色变成铅灰色,到处破破烂烂的。房间左前角从四楼延伸下来的水管子裂了丝缝,脏水浸润而出,周围霉斑点点,墙壁经常是湿的。这堵墙的中间,贴了一张《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年画,画上两姐妹手牵手朝着高坡走,一走就是好几年,纸张已经泛黄,她俩也变得蓬头垢面像在生病。房间地板坚硬的木节疤这里那里亮眼睛似地鼓突着,“眼睛”周围疏松的木质因长年的磨损陷了下去,地上凹凸不平。解放那年,父亲高唱“走,跟着毛泽东走”,抱着跳过舞的那把木椅早已散架,火葬了。那个高低柜和被重庆铁路局打虎队提到过的大饭桌,还没有退休,偷油婆(蟑螂)色的油漆大部分剥落,返朴归真成木头本色。上厕所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照舅)”,得穿过马路,冲刺几十公尺,钻进“听月楼”旁的公厕,眼睛鼻子给浓烈的阿摩尼亚气刺得发痛。

我回家的第二年九月,母亲逝世。这位老是倚在窗台上盼望亲人归来的憔悴枯瘦的女人,独自艰辛地支撑这个破碎的家庭二十一年之后,等不及父亲满刑归来,带着她长久怀有的团圆梦一起走了。

五姐弟都是大人了,我三十一岁,最小的阿弟也已二十三。聚齐时,四个大和尚一个小尼姑(我个子小),挤住在一间小房里,虽是姐弟,也有诸多不便。特别是夏天,露手膀露大腿,睡着了不知是啥丑样,不管多热我从来不穿背心三角裤睡觉。与其说这是一个家,不如说她更象一座庙,庙里的五姐弟都像修行人,在一起,一本正经,从来不开玩笑,大家都很年轻,全是单身,却从来不聊什么男朋友女朋友之类的话题。住房虽挤,正如四川俗语劝走路人不要抱怨知足常乐那样,“前面虽有骑马的,后面还有抬轿的”,比起两代人三代人挤住一房,我们算是幸运的。

房对门的邻居已经换了几拨人,儿时难舍难分的好友廖曼蒲,五七年举家迁往北京。后来的住客,与我家拉开距离,再也没有邻居间的亲热劲。现在对面两个房间住的两家人,后房是一对中年夫妇和动不动就要挨打的抱养女儿,这对夫妻从不理人,走过你面前鼻子哼哼算是打了招呼。前间,同时又是后房的过道。女主人高大白胖,眼圈乌黑,象只熊猫。她的儿子是现役军人,门板上贴着“光荣人家”的红条。现任丈夫老干猴似地瘦小,又有哮喘病,总看见他伸直喉咙喘气。每当派出所召集光荣爸爸妈妈开会,女主人便忘记自己的年纪,穿上大红大绿的袍子带着跟她沾光的瘦丈夫,一同兴高采烈地光荣去了。

平时,两人在家没事,不吵架就打牌。吵架的时候,女的声音响亮英雄,男的声音尖利难听,象马戏团演杂耍。打牌打得两口子谁不让谁,争得输钱输米面红耳赤,扰乱四邻。别看那老头子弱不禁风哮喘得可怜,噗哧噗哧像马上要断气,骂起人来击中要领, “齐治平,你反革命家属,不准嚣张”!

日图三餐,就是找饭碗,金饭碗铁饭碗,当然高攀不上,端个泥饭碗就心满意足,只是要小心摔烂。

我们较场口派出所第十五段,早已不是当初来逮捕我的“姜巴”户籍管了,也不是为追查父亲的三本日记——据监狱干部说“其中一本就够资格枪毙”,专程到四川省第二监狱查审父亲和我,并有意无意为我俩串供(透露父亲的口供给我),后来到我家看望过我的王户籍。王户籍说文革他也挨斗,红卫兵从他头顶上泼下一桶浆糊,在他的黄军大衣上贴满大字报。浆糊干了,大衣硬得像盔甲。怪不得!

现在的新户籍姓袁,居民叫他“袁大头”。他皮黑脸瘦个子小,带着个公安大圆盘帽看来有点比例失调,绰号“袁大头”可能由此而来。猜想他文革初期也被红小兵“触及过灵魂”,不然怎么会对我挺帮忙。省二监释放我的第三天,他就到我家,通知已帮我借到一部缝纫机——对于一个劳改释放犯,这是过于关照了,叫我去本段街道工业缝纫组上班,打帆布书包。“袁大头”说每月有十五元收入,帮助补贴家用,总比没有好。知道我在监狱里学会了重新做人修理缝纫机的手艺,他告诉我,较场口一段正在筹建缝纫机修组,他将设法弄我去。

袁大头帮这个忙是带给我家的及时雨。二弟安邦三弟治平没工作呆在家里吃闲饭,现在又多了个劳改队回来的女儿,靠母亲帮人带几个月大的婴儿每月十四元生活。十四元绝对养不活四口大人,妈咪嘴上不说,心里日夜焦愁。当时,她已重病在身,她自己不说,大家也太疏忽。

上班的地方,过去是个铺面,约十五平米,离我家只有五十公尺。八部缝纫机围成口字形,八个女人面对面做活。这些革命群众全是婆婆客,手脚笨拙嘴巴勤快,我奇怪他们怎么会有如此之多的东家长西家短聊不完,高兴时竟干脆停下活路讲话,反正摸多摸少都发十五块。

十年劳改,把我铸造成劳动的机器,一名只知猛冲猛打做事的尖兵,别提与革命群众谈天说笑,就是偶尔插一句嘴的习惯,也已在劳改队象戒烟戒酒戒毒一样戒掉了。在这帮唧唧喳喳的妇女里,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哑巴。现在,我哪怕一只手提裤子,一只手干活,也能把她们远远抛在后面。不过,我多长了一个心眼,提醒自己的产量不能太冒尖,谨防到时候他们不放我去机修组。我想,机修组的工资可能会高一些,可以多给母亲一点钱。

很遗憾,尽管我做了极大的努力,努力磨艺术洋工──看起来很忙,其实在偷懒,摸不出多少产品。然而,我的产量还是遥遥领先。

劳改队出来的乌龟都比社会上的兔子跑得快。

不出所料,一段机修组筹备就绪,“袁大头”通知我去上班,全体女人愤怒地哇哇叫,责备户籍手肘往外拐,“劳动好的为什么不留给自己的地段”。一个长相丑陋名字好听叫“凤凰”的年轻女人喊得最响。她说:“不能听她的,群众说了算。”其余的人“对呀,对呀!”一致附合。看当时的情景,他们是想用强力把我留下,为缝纫组冲产量,争到最后,只差一句话没说出口:“劳改队出来的人,哪能由她!”

其实,我很能讲话,蒙住半个嘴也能把他们说赢,但人微言轻,我没吭声。袁大头很会应付,他温和而坚定地抚慰大家:“一段机修组刚刚建立,急需会修缝纫机的人,让齐家贞先去,以后找到其他人了,再叫她回来,齐家贞属于本段。”女人们拱起嘴一齐起哄:“门门门(蒙骗),喝(骗)熟人。去都去了,回来个屁!袁户籍卫护别个段。”

我屏住呼吸,听凭别人决定我的命运。

袁大头没有让步,我去了机修组,工资是原来的两倍。母亲知道后,她多皱的脸微微舒展了。

一段机修组在中华路财贸俱乐部对面,由两间铺面组成,离我小学毕业看初中发榜时差点挨打的地方很近。在这里,我一生中第一次被一名老工人叫了一声“齐师傅”,羞得我满面通红。他叫邬德瑞,六十左右,是个地段戴帽历史反革命,去前我已听说过他,他也耳闻过我这个“劳改释放犯”。真的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邬师傅对任何人都恭恭顺顺笑口常开,很会处世为人很会随机应变,革命群众对他还过得去。他从来不对我的历史发问,也极少与我摆谈他自己,但我能心领神会到他对我有一种特殊的关照,一份父亲般的慈爱,一双随时准备给予的援手。无论是修缝纫机技术上有问题,还是生活方面有疑难,有邬师傅在,我就有一本百科全书可以查找答案。

机修组由郑廷贵负责组建,他过去是个“跑摊”修缝纫机的,跑一路修一路,是中国最自由的职业,是中国最自由的份子,当然也是中国最吊儿浪当的人。哪天,如果嘴搀想打牙祭(吃肉),他就略施小计,把绿豆大的梭皮螺丝扔给主人的母鸡,让它当米啄进肚里,中午,为嘴送命的母鸡,就变成郑师傅香喷喷热气直冒的盘中餐了。郑廷贵那双水淋淋的红眼睛,好象天天在熬夜,夜夜去偷牛,好象老是在害眼病。他一开腔讲话便满口喷水,乱打标点符号,听者一定要格外小心,同他保持相当的距离。他形容猥琐,从来振作不起精神,不象个正经的做事人。不用说,领导邬德瑞和我这两个一老一少历史上有红疤黑迹的份子,他资格是够够的。

就在这只有三个职工的较场口一段街道工业里,开始了我的修理缝纫机生涯。

每天上下班,我得数次经过小时候背着书包游走的,那么了如指掌那么流连忘返的街道。无论是我家旁边的大坝子,还是较场口,石灰市,唯一电影院,每一个地方每条街道都勾起我儿时的记忆,都牵动我浓烈的亲情,都激起我的心去亲吻逝去的笑声、悲哀、失望与耻辱。

现在,没有了孩子们在坝子上花样翻新的游戏——老鹰捉小鸡、偷步、修房子和无事找事的小山头间的争吵,没有了较场口那个“肉馅面包圈”——荒货市场的喧嚣与嘈杂,没有了石灰市路口五光十色的卤肉市场和人头躜动的顾客,没有了唯一电影院门前滋滋滋唱歌的油煎鸡蛋熨斗糕,没有了上百个挤在我家楼梯下争睹逮捕反革命份子齐家贞的好戏,和我从戏台上走下来时观众里一声失望的惊叫,“哎呀,还是个娃儿”,这些地方已经失去了生命,死得硬梆梆了。

那个上学放学都背着书包在街上闲逛,都要在吃肆店门口守嘴打精神牙祭的齐家贞已经死了,不复存在。今天的齐家贞,披了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劳改皮,目不旁顾急急匆匆地来去,为的是挣饭钱糊口活下去。

作为技工,我在机修组的工资是三十一元五角,留给自己一元五作零用,其余的全数交给母亲。

十年铁窗不接触钱,我已经没有使钱的嗜好。我没想过花两角钱看场电影,在里面哭哭笑笑发神经;我没想过用块把钱买本书,浇灌一下自己荒芜苍凉的心田;我没想过花四分门票钱,进文化宫看看孩子坐转椅荡秋千,弥补我儿时因为连集体票两分钱也付不起而错失掉的欢乐;我甚至也没想过买件花花衣裳穿,到街上招摇漂亮一下子。我只想到我的狱友们,这份真情成为我生命中刻骨铭心的一部分。我要把积攒起来的零用钱,请我的狱友一起享受德元汤圆店的汤圆,那闪亮的黑芝麻,浓烈的甜蜜,腻嘴的猪板油;享受解放碑餐厅的凉面,上面堆得尖尖的各色酌料,底下埋的刚煮过心的绿豆芽。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十年二十年没有问津过这些美食了。

对于我,十年劳改似乎已经取代了我过去所有的生活,劳改前的日子已经不属于我谈话的范围,无论谁来我家,无论是弟弟们的朋友还是我的朋友——我的当然是狱友,只要开口,我言必称“我们孙家花园”(四川省二监雅号),“我的同犯某某”。这简直是在自己额头上刻字,“我是反革命”、“我来自劳改队”,我这是在招惹白眼,招惹是非,四个弟弟们对这个仍然不谙世事的姐姐非常担心,非常不理解。

他们是对的,就凭我坐监狱(还有父亲)这一点,就已经把全家人逼成了惊弓之鸟,出来后,我还在继续使他们受惊,他们当然紧张,承受不住。可是我,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二十岁进去,三十岁出来,这十年,是我的黄金岁月,是我生命中最美丽的年华,打下了什么烙印,那个烙印就是终生的压倒一切的烙印。在这个十年里,我整个儿被掏空了,五脏六腑大脑思想都被掏走了,别提什么出国留学,当中国的居里夫人什么臭屁理想了。我没有价值,没有追求,没有见解,没有欲念,没有朋友,没有去处……一无所有。剩下的,就只有这十年监狱给予我的记忆,诸如“我们孙家花园”,“我的同犯”。

我已经非常习惯自己完全不属于自己、非常习惯自己的时间完全交由别人支配的监狱生活了。劳改队里每周七天,七个晚上雷打不动的政治洗脑学习,六个白昼紧张繁重的体力劳动,剩下的休息日星期天,上午监房、车间内外的大扫除,下午写小组学习情况汇报,或者队长要的什么材料,或者某些临时性的任务,比如赤手空拳跳下粪池疏通管道,把厕所底部的石板洗得黑亮,比如替队长办公室做清洁,这间那间,比如替张队长长满裂口的脚后跟削皮擦药等包罗万象的杂务,如果还有点剩余时间镶疤镶块补我的“万能劳动衣”,或者上床放平补二十分钟瞌睡账,已是谢天谢地,绝无另外的时间做别的私事。

时间像这样让人安排得爆满,既不看书报,又无文娱活动,两年关在看守所,八年劳改队,总共十年——生个孩子都十岁读小学四年级了——可想而知,这十年的积习有多难返。所以,现在突然多出来的每天晚上和星期日的剩余时间,要我自己支配,真的令我心慌意乱,不知如何是好了。

进了机修组,每天下班、周末和节假日前,我都等着负责人郑廷贵开口,希望他交待我要加班,象只流口水的狗,摇着尾巴等主人扔骨头。只要郑师傅开口问,齐家贞你有没得空,我便忙不迭开心地答应有,有。时间有地方耗费,心才有地方搁放,我感到踏实。

郑廷贵整日东游西逛不务正业,一天有两个小时在组里露面已很够意思,没人喊得动他加班。他问,加班?给好多数数——加班费。邬师傅上班从不迟到早退,干活卖力,常常不显眼地担当一些技术领导工作,可是,除非找不到任何推诿的借口,他不会来加班。于是,加班是我的专利,唱独角戏。不管路上人来人往喧声震天,不管外面烈日当空还是风雨交加,我不为所动,专心专意忙忙碌碌。特别是长节假日,这个年轻女子没有亲探没有友访,油手油身地对冷冰冰的缝纫机情有独锺,时不时有邻居、行人好奇地站在门口观望,不明白好端端一个女子得错了什么病。

半年内,我都在得病——所有的晚上,所有的星期日和国庆节元旦春节假日,我都像个机器人,独自在那里,做,做。

在“十红夹一黑”群众专政的社会里,虽然省二监释放我的大会上宣布不给我戴反革命帽子,但是,无形的帽子,无形的号服仍然穿戴在身上。附近地段的居民人人皆知我坐过牢,走在街上,有人禁不住要回过身子多看我几眼,好象我头上长了角,与众不同;禁不住要眼眨眉毛动地议论我几句,好象我过去真做了丢人现眼的脏事。也有人谣传我是台湾特务——大概没那么能干,解放时我才八岁。幸好,我固有的“马大哈”性格救了我,它象一层厚膜,把我框在里面,既保护我顺利度过狱内的十年,也使我本能地对社会长期的歧视与压力不予理睬,天兮兮(傻乎乎)地生活在自己的膜里,并不感觉比别人矮三分(尽管的确比别人矮三分),也不认为自己少长了一匹肋巴(尽管真的是少长了一匹肋巴),自以为还是十年前的我自己(其实已经不是),你嚼你的嘴根子,我过我自己的好日子。

日子开始不平静。

一次加了晚班,已是半夜十二点半,走过米亭子,一群人热热闹闹开过来,押着一对男女游街。女的头发蓬乱,只穿了内衣内裤,乳房在半透明的汗衫里隐约可见,男的上身赤膊,只穿了一条三角裤,胸前挂了一双皮鞋。当时已是初冬,这两人都冷得发抖,看来是刚从被窝里拽出来的,这就是所谓“捉贼要拿赃,捉奸要拿双”了。我认为,侮辱他人就是侮辱自己,不论他俩做了什么,这种侮辱人格的做法,是不能容忍的。更令我无法容忍的是那群兴高采烈的围观者,好象在庆祝“九大”召开。我很失望。

还有一次也是下了夜班,在瓷器街口,四五个叫花子跪成一排,每人面前铺了一张用石块压着的大纸,解释每个人乞讨的理由。在灰暗的路灯灯光下,我很难看清纸上歪七倒八的毛笔字,但是,这些跪着的人,他们枯瘦的身体在褴褛单薄的衣裳下瑟缩则显而易见。这种前所未见集体下跪的情景令我非常难过,非常纳闷,而过路人的冷漠无情和见悲不悯令我震惊。

我参加过一次地段群众对辖区五类份子年终的评审大会。混在革命群众里,我这个劳改队的释放犯,亲自体会一下监外管制犯的日子。

户籍一声吼叫“滚进来”,于是从一群蹲在地上,个个烂眉渣眼穿得黑黑破破的人堆里,弯腰驼背地“滚进来”一个人。他毕恭毕敬念完自己的年终总结后,群众开始揭发。一个言辞激烈表情愤怒的女人说:“他坏得很,根本没有改造好。他说‘吃得好,屎都要粗节点,油光水滑的,吃得不好,屎都是渣翻翻的。’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哪个吃得好?哪个吃得不好?大家都是一样的。”她转过脸,质问那个深深勾着头以示接受批判的五类份子,“你说,你说,你是不是在污蔑我们社会主义?”接着,另外一个女人上来,先哮喘了一阵才开始讲话:“你说,文化宫的防空洞里有个人遭杀了,你是在造谣!我们的国家治安好得很,哪里杀了人?哪有这回事?大家说,他是不是在造谣?”人群里稀稀落落回应了几声,好象癞子头上不多的几根毛。后来,还有几个人发言,没有一个不是狗屁不通,没有一个揭发出了名堂。批完一个,“滚出去”一个,又“滚进来”一个,再“滚出去”一个……望着这堆倒霉的黑五类,我觉得他们比监狱里的犯人更不是人。

治平告诉我他亲眼所见的一件事。

凯旋路下面的看守所,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年轻未决犯,从二楼监房窗口跳下来企图逃跑,一条腿摔断了爬不起来,群众专政队员从里面追出来,气喘吁吁地骂道:“你个龟儿子,这么会跑,跑了好多次,这回啷个不爬起来再跑耶?”说着,众目睽睽之下,举起手枪朝扑在地上叫痛的小青年开了三枪,他身子抽搐几下便不动了。

“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我六一年九月入狱,七一年九月出来,那场风风火火进行了五年的触及人们灵魂的文革,怎么像魔棍把当今社会搅得是非颠倒廉耻丧尽。十年前,大陆一片饥饿,那是肚肠的讥饿,今天,仍然是一片饥饿,却加上了精神的饥饿。我发觉自己坐牢十年,人被掏空了,成了行尸走肉,可是回到社会,我的所见所闻告诉我,社会上的人也被掏空了,好象掏得比我更空,更像行尸走肉。

在狱内,狱吏老是教育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革命人民政治觉悟空前提高,劳动热情空前高涨,犯人如果不加速思想改造,出狱后跟不上社会前进的步伐,将会被历史无情地淘汰,弄得不好,还会吃“回锅肉”演“二进宫”。可是出狱已经半年,我看不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看不到他们的劳动热情,甚至看不到做人最起码的正义感、同情心,倒是我这个从监狱劳改队出来继续接受改造的人,反而比他们有政治觉悟,有劳动热情,更有人的味道。

监狱理的敌人好过监狱外的人民,这是怎么啦!

一九七四年秋,父亲被释放,在省二监就业队当就业员。周末,他请假回家,跨进房门,发现床上没睡人,墙上挂着母亲的黑框照片,这才恍然大悟,妈咪不是重病在身,而是永远离开了我们。不算以前软禁、坐牢、就业,就只这次和女儿一起,父亲整整蹲了十三年监狱,眼睛望穿了,望来了刑满归家,迎接他的竟是与爱妻死别的噩耗。父亲老泪纵横,妈咪呀,我回来晚了!全家抱头痛哭。死者不能复生,母亲已经逝世两年。

第二年底,政府按国民党县团级人员的待遇,把父亲从省二监就业队释放回家。他,也面临日图三餐,夜图一宿的问题。

政府发给他“饭票”——被安排在“重庆长江仪表厂”,一个集体性质的合作企业喷漆组当工人。七六年三月,喷漆工“上任”之前,书记厂长召集科长、车间主任、小组长开会宣布,厂里即将有一名战犯齐尊周(战犯,太抬举他了)来此上班,大家回去通知各科室车间小组全体干部工人,不准叫他同志,不准叫他师傅,只准称呼名字。

本来嘛,名字取来就是给人叫的,有的人常常不喊对方的名字,喜欢用“同志”、“师傅”、“厂长”、“书记”这样的方式,来表示对革命上级的崇拜,同一营垒战友的亲密,志同道合的战斗友情,那是他们的自由无可非议,就好象狗与狗见面,用闻对方的屁股来表示亲热一样。只是,领导同志们兴师动众,专门开会规定只准叫齐尊周名字,那就有点画蛇添足小题大做了。

父亲搞喷漆是有毒工种,没口罩没帽子没围腰,劳动下来他头发里满是油漆,穿的衣服件件给涂得斑驳陆离油亮油亮的。解放前,父亲在南京公共汽车管理处当处长,由于“交通难”是首都的大问题,他每周末每个节假日从不休息,亲自到枢纽大站第一线调度车辆,拿着话筒维持秩序,安抚焦躁的乘客们。解放后,他成为阶下囚,前后二十三年里,一直在砖瓦厂、筑路大队、碳粉机上做最肮脏最劳累的活路,现在安排他当喷漆工,虽然与他的铁路运输专业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是,想想监内繁重的苦役,想想解放前当官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上班操心劳力,现在的工作一点不烦人,还有星期天休息,简直是社会主义祖国对父亲天大的关怀,他还有什么奢求?

在喷漆组里,父亲做的活数量高,质量好,其他人不愿做的事都扔给他,他从不挑肥拣瘦,少说话多做事。每年,小组一致提名他为先进工人,每年都被厂领导举手同意一致刮掉。

二十多年的铁窗生涯改变不了一个人的气质,那是老天给的。父亲当喷漆工,穿布衣布鞋,一米八的个头依然仪表堂堂,鹤立鸡群。知道父亲从何处来的人说:“哪里看得出你坐过牢哟,比没有坐过牢的人还要神气。”不知底细的人则说:“哎呀,齐师傅,你啷个到喷漆组来了哟。一看就晓得,你该去当大官,坐办公室。”后来成为我至交的李方健说:“第一眼看见你父亲,我就晓得他是个非常好非常善良的长者。”厂里许多人根本不理睬上面的警告,照样叫他“齐师傅”,私下里还对他表示好感和尊敬。

饭票有了,拿 “米发梭”(三十四元五)工资,还有宿,这是中国人最头痛的问题,它不存在私人渠道,和饭碗一样,全靠衣食父母——政府赏赐。父亲的住房只能指望有关部门落实政府对国民党县团级人员的政策。很快,有了响动,收到民生路房屋管理所寄给父亲的分房通知,我们全家狂喜,立即前往较场口小米市三十五号查看。

面对分给父亲的新房,我们目瞪口呆不敢相信,这,怎么能叫房间!它在这座旧高楼底层的厨房里,用粗竹蔑席在进门右侧围出了一个四平方米的地方,蔑席上面没有封顶,离天花板还有两尺距离,蔑席中间剪了个口子朝上卷起来叫做窗户,脚下是坑坑包包的老泥地,顶上是被煤烟熏得漆黑的天花板,整幢搂厚重的大门就在“房间”的前面,左边是好几排整整齐齐的炉子兵团,再过去,便是楼梯。早先,当工人前去“围造”这个“房间”的时候,因为侵占了公用厨房的地盘,遭到主妇们的抗议。工人说:“给一个拆迁户暂时住几个月就还给你们。”现在,民生路房管所负责这次国名党县团级人员分房的许海荣,把它作为正式的永久性住房分给了父亲。且不说这么小的房间安放一张小号双人床(单人床父亲睡不下)后连屁股都打不过转,只消想一想,晚上清晨,人进人出叽叽嘎嘎不停呻唤的大门,上楼下楼咚咚敲鼓响的脚步声,来来去去人们的吆喝,女人们三餐煮食的哄闹,这支噪音交响曲长驱直入“房间”,白天黑夜的打扰人,能有多么恐怖,完全可以把人的神经弄成有病。加之,打开炉门掏煤灰的灰尘,生炉子时的浓烟,没有充分燃烧的一氧化碳,不分昼夜肆无忌惮地从“窗户”,从开口的“房顶”自由进入,人像生活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不短阳寿二十年才叫怪事。分配这样的房间,猪圈狗窝不如,比监狱里的小监房还小监,把人作践到这样的程度,亏他们做得出!

我们愤怒已极,找到该所分房管理人许海荣,我生气地说:“把根本不能住人的所谓房间分给一个六十四岁的老人,实在太不适当了,简直不把人当人!”瘦狗似的许海荣,亮出他满口咖啡色的稀牙,一副鄙薄的神情:“什么不适当,适当得很!革命群众还没有这样的房子住哩,你还要嫌,不要就退回来!”我永远不能忘记他讲话有持无恐的那副凶象,他强调“革命群众”,就是暗指父亲坐过牢——坐过牢的家伙你识相点!这样,他才敢如此欺侮人。我心里诅咒他不得好死!
“房间”不能住人,又不愿放弃居住权,只好空在那里,每月缴房租九角六分,任凭油烟煤气自由贯通,让它像积钱罐那样存积煤屑灰尘。父亲只得加入我们十二个平方米的“和尚庙”,他要早起锻炼,起床时会因床架摇曳作响弄醒旁人,他说睡地板最好。

多年来,父亲不停地到市中区房管分局求告,他们最后两次通知下属的民生路房管所重新调整。最初“民生路”以没有房子搪塞,后来书记所长开恩,说是等节约旅馆修好后,在顶楼分一间。夜不长梦也多,旅馆修好了,民生路房管所领导大换班,在讨论节约旅馆顶楼分配时,有人提到拖得太久的齐尊周的房子,新的实权人物张向东书记说:“不管他的。”他口袋里有自己的名单。

大失所望的父亲,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又去市中区房管分局求说,虽然一无所获,但没有空手而归,意外地,有个人向父亲泄露了机密。他说,民生路房管所有个叫何方正的同志告诉他:“全市他们这批人分的房都能住,就是齐尊周一个人例外,齐尊周分房的全部经过我都清楚,只不过我们不好说出来。”这就是说,许海荣将房子掉了包!他利用父亲在政治上说不起话的机会,把本应给父亲的可以住人的房子给了他自己的关系户,然后用那个“适当得很”的“房间”抵数。知情人谁敢帮坐过牢的人说话。

无奈,父亲数次去信重庆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状告许海荣和张向东,要求纪委出面干预,信等于写给了死人,尸首单位哪会有回音。

许海荣的“适当得很”,张向东的“不管他的”,使父亲从六十四岁等到七十二岁,八年来,他始终没有自己的住处。父亲睡了五年和平路地板,然后是穷搬家,白象街、红星亭坡、通用厂宿舍。

八二年春,谢锐强先生从洛杉机到中国探亲,受他堂兄谢文龙之托来重庆看望父亲,可是失之交臂,父亲去广州会晤堂妹夫林道宏先生了。没有见到父亲,谢先生要求去看看父亲的住处,我们这些驯服的工具,主动驯服,为了不丢国家的面子,转弯抹角地拒绝了他,使这位不远万里来中国的谢锐强先生,失去了千载难逢大开眼界之机,没有看到这个“适当得很”的住人的狗洞。

最后还是“开后门”解决战斗,过去八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现在“得来全不费功夫”。小弟媳一个亲戚在七星岗房管所当科长,了解情况后很生气,他利用手上的权力行善,把那个“积灰罐”为父亲在和平路六十九号二楼换了一个虽然奇小但可居人的房间。“开后门”真的是威力无穷啊!

我明白了“逼良为娼”一词的含义,也体会到毛泽东关于“走后门不见得都是坏人”论断的伟大英明。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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