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五类忆旧连载(十九)

我的倡议书    作者  康国雄

我的父亲康心如是原美丰银行的总经理。抗战时期,重庆成立临时参议会,蒋公介石钦定他为陪都参议会议长。连任两届共八年。1949年他留在大陆。1950年4月美丰银行被迫停业。1956年美丰银行投资的90多家单位全部公私合营。1957年父亲被划为右派。

中国的民族资本家起始于清末,从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起家、发展直到灭亡,民族资本家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血泪的一生,为中华民族做出伟大贡献的一生。可是1949年以后,他们却逐渐被变成一个敌对阶级。五十年代,大陆大大小小的资本家都被迫接受了所谓的“赎买政策”,把自己的企业变成了公私合营企业。当时全国所有的私有资产被假定为共22亿人民币,国家每年按5%付给他们“定息”,就这样他们把自己的产业交给了政府。据说22亿这个数字还不到全国实际资产的十分之一。这个“定息”他们仅领了十年(从1956年到1966年)就被政府废止了。也就是说,他们仅领了这22亿的一半。

当年的资本家,现在大多已作古。四九年以后,他们在低人一等的状态中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或余生。我们这些子孙也在低人一等中度过了自己的青年和中年。我们父辈对人民做出的贡献,如今淹没无闻,这是很不公平的。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出台了,承认了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因而我倡议我们这些民族资产阶级的后代,应该弘扬父辈或祖辈为这个民族发展所做的贡献,还历史一个公道,也应该为历史遗留的一些问题讨回一个公道。现在我们虽然也老了,但我们仍然有义务让父辈、祖辈的事迹流芳千古!让他们遭遇的冤抑得到伸张!


牛歌王    作者  许文舟

父亲是村里一个普普通通的扶犁手,一生跟在牛后面唱牛歌。父亲十三岁差六个月就学犁田种地了。那时候,爷爷病多,小小年纪的父亲看到别家种下的种子已经发芽,而自己家还没有把种子播下,急得直哭。光哭没用,父亲把念了三课的国文课本交给老先生,回家学做起农活儿。

我家的两头大黄牛力大无比,村子里最强悍的男人也拿它们没有办法。第一次下田,两头不听话的牛像玩皮的小孩,一会儿钻进别人的玉米林,一会儿在树丛中撒野。十三岁的父亲肩上扛着三十多公斤的犁,手里还牵着比他小五岁的妹妹,又要追赶牛,又要照顾妹妹,难为得要死。上犁时,牛不拢扛,村里的人都来围,还是围不过那两头牛。有人建议父亲狠狠抽打它们,用牛鞭迫使它们就范。可是越打越犟,根本无法让他们上扛就犁。一整天都没有犁成地,父亲累成个泥人。晚上喂牛时,父亲发现两头牛的身上伤痕累累,心软了,也心疼了。他用手摸摸自己被碎石划伤的脚,又摸摸牛身上的伤痕,摸着摸着竟哭了。

正在嚼着稻草的牛把头偏过来,看看蹲在他们身后大颗大颗掉泪的父亲,稻草也不嚼了,瞳孔里溢出细细的泪水。第二天,两头让村子里的壮汉们都伤透脑筋的牛,好像改变了。父亲叫它们上扛,它们就乖乖上扛。拉起犁来,不仅舍得出力,而且还顺着犁沟走。父亲高兴得唱起牛歌,牛走得更稳了。一天下来,别人犁出三分地,父亲却能犁出半亩。

父亲把犟牛教得服服贴贴的消息传开了,父亲会唱牛歌而且唱得牛与人都流眼泪的消息也传开了。父亲的牛歌其实都是一个调,里面填充的唱词却千变万化。他唱牛的辛苦,唱农事的艰辛,唱家里揭不开锅的苦日子,唱地里的庄稼与山上的爱情。父亲的歌不仅教乖了一头头犟牛,还把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娶到贫穷的小屋。父亲的牛歌的动人之处,在于他能把日常生活琐事通过牛歌反映出来。爷爷唱过地方戏,也许父亲遗传了爷爷的天份吧。父亲吃苦荞,吃野菜,喉咙磁性十足,随便一哼就是歌。

无词的小曲连接着牛和父亲,他们相互依存,生活在澜沧江边那个小山村。

文化大革命那几年,唱牛歌也得让生产队长审定内容,否则可能成为反革命。有一次,生产队让父亲到山上看苦荞。到了山上,喉咙痒痒的,父亲想,反正只自己一个人,就随便唱了两首。不料有人听到了,报告给生产队长。这下惨了!队干部上线上岗,说父亲唱黄色歌曲破坏生产,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

这一戴就是三年。三年里,父亲沉默着,不让在喉咙里发痒的牛歌出口。只是夜里家人睡下时,他才在火塘边哼哼,声音极小,只有在松明火下缝补的母亲能听见。

有一天,住村工作队长不知从哪里得知我父亲牛歌唱得好,找上门来。父亲急得直跺脚:“他妈的!谁到公社告我了?”父亲木呐地坐在工作队长面前,小心听着队长的形势报告。父亲最终听明白了,原来工作队长是想让父亲上省城为党的代表大会召开献歌。父亲一下放松了许多,毕竟还是顾虑重重。公社派专人来修改歌词,又在曲调上作了一些润色加工。

临出发前总要彩排一下,可是父亲一听到乐器响就慌手脚,一个词儿也唱不出来。他心怀歉意地对公社领导说:“我只会自己哼哼,一有乐器吵闹就乱了方寸,还是让我一个人唱吧。”是啊,父亲的听众一向是那个叫“平路”的小山村,那依山傍水的田园,那一生耕耘着红土地的老牛,那与他同样命运的父老乡亲。公社领导答应了,建议上面考虑取销合乐这一环。起程时,村里老老小小都聚集在我家,为父亲激动,为父亲鼓劲,为我们一家人能有父亲的优美歌声而感到无比的骄傲。

父亲的牛歌居然在省城获了大奖,给他的奖品是全钢锄头一把,全钢犁头一个。公社书记亲自来到家中表示祝贺,并把公社宣传队的工作机会给了父亲。然而父亲的听众永远是劳作着的人民,只有在辛勤劳作着的人和牛面前,他才能找到兴致,找到唱歌的感觉。父亲到公社后,最后还是被辞退回来了,因为他怕乐器声,怕普通话,怕凑热闹的锣鼓,一听到这些就失声,无法在公宣队工作。

父亲的牛歌从十三岁唱到六十三岁,从大集体唱到包产到户,又唱到土地私人承包。即使那顶反革命帽子戴在头上,他还是没有停止歌唱,只不过是在心里唱罢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唱着牛歌心里好自在。”

可是当父亲足足唱满五十年时,一场小小的感冒却封住了他的喉咙。他想唱却唱不出来,连说话也说不出来了。他不急。可能是感冒作怪,他平生第一次吃了两粒克感敏,以为就没事了。直到感觉喉咙好像卡着异物时,他才用尽力气对母亲说:“我可能唱不成牛曲了,娃娃家妈帮我看看,我喉嗓子里可能卡着一团东西。”母亲听懂了父亲的话,叫父亲张开嘴。母亲惊呆:“真是的,嗓子里有一个大疮!”父亲有条不紊地安排完农活,才进城来到我家。我没想到会那么严重,带他到县医院检查,竟是喉癌晚期!尽管没有告诉父亲病情,尽管我装得若无其事,但透过满溢在我脸上的忧伤,父亲还是看到了自己为期不远的人生终点。他还是按部就班买他犁地用的犁头,砍伐用的大刀,还用嘴努力地说着自己想唱牛歌的心愿。

接到母亲的信,我回到家。父亲表面上看还与扶犁下田时一样精神,只是说话再也不能挤出一点点声音。从父亲艰难的嘴形里,我知道父亲不想就这么离开与他一起劳作的耕牛,不想离开听着他牛歌长大的儿女,不想离开他歌唱了一辈子的土地。但是现代医术没有回天之力,我们一家人没能把父亲拉过六十四岁的门槛。

就在父亲要走的前一天,一家人围绕他的墓地位置争论不已。人们说,为病重的人打理棺材,或商量下葬的地方,可能扭转病情,但是无论我们如何谈死谈活,还是没能阻止父亲身上癌细胞的脚步。父亲听说我们在谈他的墓地问题,来到我们面前,用颤动不已的手写了一段话:“你们都不要争扯了,我死后你们就把我埋在我学犁田做活的村子边,随便一个地方都行,不要占了粮食地。只要是在我唱过牛歌的地方,我的灵魂都会找到天堂。”

补白: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一个下午,只见同学们纷纷往学校门外跑去,我也好奇地跟着跑出校门来到大街上。我从人群外钻到里面,只见一队戴着高帽子、敲着锣鼓、自报姓名的牛鬼蛇神走了过来。我往前凑了凑,忽然看见一个戴着黄边眼镜的牛鬼抬起头朝我看了一眼。这一看不要紧,我惊得差点叫出声来,他竟是我亲爱的爸爸。

快初中毕业时,我随父亲在大年三十那天一同被遣送到农村。到了这里我才知道,农村的地富子女除了和我们一样不许入团、入党、参军、招工之外,处境竟和他们的地主富农的祖辈完全一样,天天挨批,“磨子不转打驴子,生产不上斗分子”。没有了地富分子的村子,地富家庭的子女就成了斗争对象。有一个地主的儿子,解放时才是个15岁的中学生。由于他父母解放后早早去世,村里少了斗争对象,抓革命促生产时,他就头上顶着高帽子,脖上挂着地主分子牌子,弯着腰供贫下中农唾沫飞溅地谩骂批判。斗争他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竟然是他中学的一个同桌,而该同桌那时之所以能上学,还多亏那个死了的老地主的慷慨资助。这个地主的儿子一直打光棍,40岁刚过的人背已驼了,眼神呆滞无光,脸上的皱纹看上去足有60多岁,每天低着头干队里最脏最累的活。      赵旭

 

父亲被镇反    作者  姚治邦

解放后一个月,南汇县成立了治安委员会,并开展了剿匪肃特的斗争。一九四九年底,南汇县泥城地区首先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了徐月英、严根发。第二年八月,奉贤县处决了马柏生等三人。十一月,金山县处决了十名反革命分子。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南汇县结合土地改革,对全县反革命分子进行了第一次集中大搜捕,掀起本县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序幕。第二年二月底和三月初,南汇县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再一次掀起了集中搜捕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新高潮。至五月,共搜捕恶霸、地主、土匪、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一千五百多名。短短几个月内,南汇县共处决了反革命分子好几百人。

周浦镇在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就处决了反革命分子多达四十多人。第一个被公审的反革命分子是王伯祥。处决王伯祥之前,政府教老百姓唱一首歌,其中唱道“王伯祥,害人精”。第二批处决的反革命分子有七人。第三批处决了十七人。听说有个叫翁必先的人,临处决前竟然高喊“蒋介石万岁!”

镇反的风声越来越紧,我家熟悉的许多人被抓了起来,全县每个集镇上都在一批一批地枪毙人。父亲在十年前曾当过几个月的乡长,会不会被政府抓进去?不少朋友善意地提醒父亲出去避避风头。父亲说:“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政府是了解我的,我也是相信共产党的。再说,我有几个年纪很小的儿子,这么一大家子人,我不能走。”这年春节,母亲挺着大肚子忙着置办年货,全家过了最后一个团圆年。

农历正月二十九,母亲生下了我最小的弟弟。就在母亲生下小弟弟后的第三天晚上,厄运降临到我家。父亲被通知去“开会”,就再也没有回来。父亲抓进去的当晚,母亲知道情况不妙,为了今后的生活,在隔壁本家处存放了三百斤大米。第二天,政府来抄家,没收了店里的全部大米、一辆自行车、一台收音机及部分家产,还查封了两间开店的房子。个别人还冒充政府人员多次来我家,把一些值钱的家具、服装、财产全部抄走。

一九五一年五月六日,是我们一家大难临头的日子。这一天中午,家门口发生的一件事让我觉得很奇怪。在我家南面二十米处的小桥边,放了一条长凳。两个陌生人坐在上面,一直紧盯着我家门口张望。我走过小桥回家时,他们指着我的背叽里咕噜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我实在联想不到父亲今天将要被处决,坐在长凳上的人竟是专门负责监视我家的。

这天下午,政府在周浦镇学校的大操场上召开公审大会,参加的群众有数千名,包括父亲在内的十一名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执行集体枪决。据参加公审大会的熟人对我们讲,父亲在被枪决前竟然在刑场上声嘶力竭地大喊三声:“我冤枉啊!我冤枉啊!我冤枉啊!”父亲的惨叫声响彻整个刑场,引起场内一片喧哗。为此,临刑前的父亲挨了不少枪托。

父亲死后的第二天,好心的乡亲帮忙做了一口棺材,又摇了一条船,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大的孩子去收父亲的尸体。在大操场上,我看到了全身被五花大绑的父亲背着脸倒在血泊中。人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慢慢地解散绑在他身上的绳索。父亲被翻过身来,身上的衣服都被血污泡红了。父亲脸色蜡黄,但两个惊恐的眼睛睁开着,仿佛在向人们呐喊和倾诉他的冤情。我感到十分害怕,只见母亲流着眼泪,一面喃喃地说“你放心的去吧,孩子我会带大的”,一面用手指轻轻地把父亲的眼皮往下抹。父亲的双眼合上了。邻居小朋友姚茂初看到父亲背上皮肤雪白,有一个枪洞。家人用布把枪洞塞住。父亲脚上的鞋子是三弟帮助穿上的。

众人让大哥和我捧着父亲的头和脚,共同把父亲的身子抬放到棺材里,放上盖,钉上钉子,然后将棺材抬上船,直接送往离家三里地的姚家坟地。挖了个坑,把棺材安放下去并盖上土,草草安葬了,我们又坐船回到家。

祖母在家里摆起了香案,烧了一个星期的香。祖母对父亲的死极度悲伤,天天晚上又哭又诉,哭诉儿子的冤枉,哭诉她的过去。政府派有便衣在我家门口,监视全家人的一举一动。他们听到祖母的哭声,就会狠敲我家的门,并恶声狠气地进行恐吓。祖母听到敲门声,吓得不敢哭出声来。这一年,我十一岁。

父亲死后不久,政府派人送来一张判决书,上面写道:姚国璋,于一九四一年在川沙陈水关桥当过七个月的伪乡长,为敌伪政权服务,与人民为敌,沦为汉奸。任职期间,勾结敌伪区长郭正章、伪巡警李松文,欺压百姓,鱼肉人民。有一农民向地主交租时,因讹他少交两升租米,争执到乡里,被乡长姚国璋罚判补交六斗大米。姚国璋还仗势欺人,敲诈农民顾六明,后顾家拿了一石大米才得以保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几条第几款,判决姚国璋死刑,执行枪决,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份从右到左的竖行书写的判决书很简单,只是十六开大小的单页油印纸,全文不足三百字。判决书上所列出的罪错,只是一百多斤大米的争执。母亲哭着对我们说:“绝对没有敲诈顾六明这个事。政府实在是冤狂了好人啊!老天爷呀,你太不公了!”从判决书的内容看,父亲一无血债,二无重大罪行,根本不在“该杀”之列。这张判决书一直被我保存到一九六五年,大学里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时才上交给学校。

当时完全没有法制观念,枪毙人不需要确凿的证据,也不需要上级的批准,一个县的司法部门就可以自行定罪、自行判决、自行处决。一时间,凡是新政权成立的地方,从南方到北方,从城市到乡村,从内地到沿海,到处张贴着一批批政府集中杀人的布告,全社会都笼罩在新政权的红色恐怖之中。

这场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历时两年多,南汇县被政府作为反革命罪而处决的反革命分子竟然达到八百多名。四年后,政府又开展了第二次镇反运动,南汇县又搜捕了四百多名反革命分子。又过三年,到一九五八年秋天,政府再次发动扫荡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全县又搜捕了五百余名反革命分子。通过这几次镇反运动,凡是在国民党政府机构做过事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全部受到搜捕、关押、处决、抄家、管制、整肃。几十年里,这些家庭一直蒙受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苦难。

一个曾在南汇司法部门工作的人,他的儿子是我的小朋友,后来对我说:“你父亲真是冤枉的!”据说是隔壁开米店的同行恶意向政府告发了他。

补白:我本家的一位老人,因忍受不了村里的批斗,便坐车到烟台投奔子女。殊不知儿子正被单位调查出身,不敢收留富农父亲,赶紧将老人送到姐姐家。姐姐的单位也在调查她的出身,姐姐也不敢收留父亲,就把老人送回老家。老头儿又急又气,不几天就去世了。家中举行送别仪式,某村干部大模大样走来说:“一个阶级敌人没了,我们要庆祝。你们不能哭,你们要笑!不准举行任何悼念仪式!”儿女们不敢哭了,也不敢穿孝了。老人的外甥是外村的,是好成分,喊道:“这是什么世道!”也没人制止他。    烟台山

补白:有个富农的儿子,口齿伶俐,眉清目秀,是公社高中的尖子,又写一笔好字。一个贫下中农出身的女同学爱上了他,人们都说这个姑娘真傻,老师也轮番给该女生做工作。后来那位女同学嫁给一个复转军人,而那位富农的儿子与一个弱智女人成了家。有一次我在路上遇见他,身穿一件破烂黑棉袄,腰里扎着一条草绳,见了我好像气短了半截,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我心想,这个社会真能磨人,短短几年就把他完全改造成一块不苟言笑的土木疙瘩。     赵旭
 


这样的右派有多少    作者  曾微

我的父亲叫简代霖,1939年考入中央政治学校(1946年改为政治大学)学会计。不要学费是父亲考这个学校的主要原因。该校为国民党培养文职干部,相当于中共中央党校,名誉校长是蒋介石。进入这个学校的学生都必须加入国民党。

解放前父亲先后在银行、学校、伪政府工作,做过天津市伪政府会计处的科长。称国民党政府为“伪政府”是毛时代的规定,我填家庭出身都得这样写。我有很长时间感到不解:如果国民党政府是伪政府,那么中国有21年,从1928年到1949年,是没有真政府的。解放后父亲先后在西南贸易部和成都商业学校工作,1957年在成都商业学校任教师时被打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1962年,4年劳动教养结束,要摘帽解除劳教的时候,管教干部却告诉他,他没有被打成右派!我父亲问究竟是怎么回事,管教干部说给他查一查。一查发现,他是历史反革命,不是右派。我父亲问:“我怎么被定成历史反革命的?”管教干部说:“你在旧社会干了七八年,哪会不牵挂上一点。”父亲问“牵挂上”了什么,他们不告诉他,也不给他认定历史反革命或右派摘帽的文件。

那么父亲的问题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原来,1956年审干时,父亲顶撞了学校领导。1957年反右,领导决定报复他,想把他打为极右,这样就可以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于是多次召开批判会,要父亲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实。父亲看如果不把这一切莫须有的罪名都招认了,是过不去关的,于是索性心一横,你们说什么我都认下,于是被定为极右分子。报告打上去,还没等上级批准,领导就急急忙忙宣布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结果,因材料实在不足以打成极右,没被批准。可是领导不愿意纠正,还是开除公职,送了劳教。4年劳教结束,档案里没有打成右派的批文,领导只好找一个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搪塞,继续加害他。1979年成都商业学校改正他的问题时,又因没有历史反革命的公文依据,只好仍然按照右派改正。就这么荒唐!

4年劳动教养期间,父亲在四川会理铅锌矿采矿,在内江-昆明铁路工地修铁路。那时正“三年自然灾害”,吃不饱,别人偷食堂的红薯,他不敢,怕不能摘帽。解除劳教后,他没有工作,全家5口人只靠母亲的53元工资。有时出去“打工”,干点儿重体力劳动,收入微乎其微,后来就专门在家做饭。他一辈子从事时间最长的工作就是做饭,做了17年饭。  

我们姊弟妹三个,受党的教育,在思想上和他划清界限,不和他多说话。他也很小心,不敢管我们的生活、学习。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觉得自己已经连累了我们,担心自己对儿女施加反动影响。右派家庭的天伦被破坏殆尽。母亲作了21年右派家属,独自抚养子女4年,以微薄的工资养家。我们姊弟妹三人作了21年狗崽子,上学只能读到初中,就业是最差的工作,当知青难以返城。

改正的时候,成都商业学校给父亲补发了700元工资。他给我母亲200元,给我们姊弟妹三人每人100元,算是我们被连累的补偿。我姨妈在最困难的年代每月给我们家寄5元钱,余下的200元给了我姨妈,算是对她的感谢。1998年4月父亲去世。弥留之际,我赶回重庆照顾他。他表示愿意捐献遗体,但我母亲不同意,没有捐成。去世后,他的朋友问我:“你父亲有遗憾吗?”我说没有。父亲曾经说:“我总吃了20年的安泰(不劳而获)。”改正之后他享受了20年的退休待遇。

父亲的情况不是孤例。与他一起劳教的一个人,4年劳教结束之后也被告知没有被打成右派。四川省话剧团有个姓王的演员,也是这种情形。上海师范大学一位老师告诉我,他认识的一个右派,1979年改正时发现没有被打成右派,原单位为了名正言顺地改正,就又把他现打一次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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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焦国标 编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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