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的全球印钞运动开始,在汇率未市场化之时,中国进入加息通道将受全球宽松货币的毒害。
11月3日开始的美联储议息会议,预计将出台新一轮较为保守的量化宽松政策;日本、英国等国有极大的可能继续维持超低利率;深受全球输入型通胀之害的亚太经济体,如印度、澳大利亚等国不得不进入加息周期,抵御通胀。11月2日,印度央行宣布,上调主要利率各25个基点,其中现金回购利率上调至6.25%,反向回购利率上调至5.25%;同一天,澳洲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至4.75%,澳元兑美元闻讯飙升100点,最高涨至0.9979,对平价水平发起冲击。
美国的货币政策是全球经济毒药,如日本一样,没有挽救实体经济,反而酝酿出另一轮资产大泡沫。中国没有跟随澳大利亚、印度加息的前提,是这两个国家基本实现了汇率市场化,因此没建立起外贸依赖经济模式,汇率波动对本国经济影响不大。
印度与德国的汇率政策可以给中国启迪。印度与中国一样,都是人口众多的新兴经济体,推动印度进行汇率改革的不是顺差是逆差,上世纪80年代晚期的印度,大量依赖海外短期融资。到1991年,由于海湾战争引发国际油价飙升、印度自身财政赤字高企及政局不稳问题相交织,导致外部商业性融资来源迅速枯竭,引发了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为了挽救依赖国际融资的危局,从1992年开始,印度开始实行双重汇率,一年后汇率并轨,进入市场化时代。印度卢比的可兑换进程是渐进式的,先是放开经常项目可兑换,1992年3月卢比在对外贸易中成为部分可兑换货币,1994年8月又进一步实现了经常项目自由兑换。此后,印度央行逐步放开了资本项目兑换,限制短期债务资本流入,鼓励长期资本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内流。
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方式,有什么样的收获,就得付出相应代价。设想如果我国在加入WTO之时,就选择了市场化的汇率模式,那么中国就不可能成为出口依赖度急剧上升的经济体。如今势成骑虎,被出口发展模式与就业等因素倒逼,我国不可能实行激进的汇率改革举措。在这方面,德国的汇率市场化模式更具参考价值。
德国属制造大国靠出口立国,上世纪60年代末,庞大的不断增加的经常账户盈余,使德国面临资产价格和薪资压力上升,国内通胀压力巨大。使德国政府痛下决心实行马克汇率市场化的,是1971年美国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兑换,这让德国政府意识到美元信用薄如纸。到1973年,二战后的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崩溃,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固定汇率制度瓦解。当年3月1日,德国正式决定马克进入浮动汇率时代。不容忽视的是,德国虽是制造大国,但其经济基础坚固、技术与管理先进,并不因为马克升值而降低竞争力。此后,德国实行的是严格的通胀目标制,一切以马克的信用、以维持国内的购买力为主,此后还通过欧元区的建设拓展贸易区间,收获最多的欧元红利。
如果人民币要进入加息通道,首先要做的是维持人民币实际汇率基本稳定,名义汇率可以上下波动。其次,向德国学习藏汇于民,分散巨大的外汇储备压力让民众自主使用,并且在经常账户资本流入的同时,伴随着资本账户、金融账户和储备账户等资本顺利流出,如此一来,高额贸易顺差导致的资本流入难题被有效分解。人民币市场化的核心是有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如果我国的制造业在技术与管理上处于全球领先水准,此时升值就不会是迫在眉睫的危机,而是中国经济自然转型的契机。
就货币论货币格局太小,我们需要做的是国内彻底的市场化,国内开放尚未成气候,国外开放就是国际资金收割羊毛的同义词。相信民众,藏汇于民,大幅度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推出越来越多的人民币投资品种,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进而将人民币分流,国内通胀压力将大为缓解。加快在香港、上海等地发行人民币债券等投资品种,培育人民币离岸中心是上选。
只有国内开始第二轮市场转型,实行对内开放重于对外开放的国策,致力于提高政府与企业效率;只有大力推行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实行通胀目标制,根据内部经济情况加息才有意义。否则,所谓的加息,就是给全球泛滥的货币增加套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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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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