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五类忆旧连载(十八)
岳父的家世 作者 骆驼
这次国庆去女朋友的家乡贵阳，某天晚上与未来的岳父一起看电视，老人聊起了他家的历史。颇有意思，故记录之。
1949年下半年，国民党的大部分军队已经溃败，岳父的父亲（黄埔军校出身）在湖南带领一个团开始往南撤退。岳父祖籍河南，是濮阳的大地主，家中有75公顷田地。岳父的祖父寻思，共产党来了，很可能要遭殃，于是与哥哥（岳父的大伯）、妻弟（岳父的舅舅）、儿媳（岳父的母亲）和孙子、孙女（岳父的哥哥和姐姐）收拾起金条细软，一起去贵阳投奔岳父的父亲。那时还没有岳父，岳父是解放后出生的。
他们在贵阳约定，一旦大陆失势，大家就分头逃到香港聚首。岳父的大伯和舅舅顺利到了香港。两人在香港逗留数月，还在报纸上发寻人启事，希望能找到岳父的父亲一家。实在没有反馈消息，他们就去了台湾。实际上岳父的父亲的部队在广西被共产党俘虏，压根儿就没有逃到香港的机会。共产党问他是愿意加入解放军，还是要回家，他说要去贵阳与家人相聚。他赶到贵阳，香港已去不成了，最后就定居贵阳。
岳父的父亲有文化，进贵阳市商业局工作，任科长。三反五反时，河南老家的公安局想把岳父的祖父作为地主典型弄回去枪毙。幸亏岳父的父亲当时已在贵阳市颇有关系，找到公安局的人说：“我乃带领队伍起义投诚的团长，怎可将我父亲枪毙！”经多方走动，终于没有被遣返，保住了他老爹的命。但岳父的奶奶和其他一些家人，遭到了当地农民或村干部的迫害或杀害。整个家族在河南已经凋零，土地也收归国有。
岳父的父亲和祖父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去世。岳父辈三人，皆是共产党员。他的大姐、大哥，靠着父亲的关系和自己的努力，都在机关或工厂当着不小的干部。
七十年代末，岳父的大侄子要参军加入特工部队，政审时，情报部门的人对他说：“你有两个亲戚在台湾，所以不能加入特工部队。”听到这个消息，全家人，尤其是岳父的母亲，特别开心。
八十年代末掀起台湾同胞探亲潮，岳父的伯父与舅舅先回河南老家寻亲，循着老家提供的线索又找到贵阳。40年暌违，一开始岳父的母亲都不敢相认，害怕是特务，问了很多家里的情况后方始相信。岳父的大伯痛哭流涕，痛骂共产党几个小时。他留在河南老家的女儿，文革时村干部想侮辱她，走投无路上吊自杀。他的儿子参加了解放军，因为口号喊得不对，被枪毙了。此后，岳父的大伯没再回过大陆。倒是其舅舅，每隔几年都回来一次。
补白：父亲成了黑五类，我们就成了黑崽子，所受歧视和侮辱是那个年龄难以承受的。原来整天在一起玩耍的小朋友开始回避我们，在学校也总是被同学指指点点。孩子们之间有了矛盾难免争吵，现在不管谁对谁错，只须人家关键时刻骂一声黑崽子，我们立刻就灰溜溜地败下阵来，以免人家骂出更难以招架的话来。
黑崽子成了握在人家手里的“短儿”，使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觉得低人一等，根本没有资格和人家较真儿。有时，那些革命家庭的子女专门挑衅地问：“我们斗争你爸，你难道不生气吗？”我们虽然心中充满屈辱，但知道这是套儿，为了不惹事，也只得按父亲教的话乖乖回答：“谁让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斗争他也是应该的。”即使这样老实，我们的处境没有任何好转，父亲的命运没有任何改变。每次政治运动揪斗各类坏人时，父亲都作为新形势下的坏人首当其冲地被揪出来挨整。 老文
父亲的一次粗疏 作者 刘斌夫
开国之初，父亲从中学生团干部直接招入县政府分管后勤，科局级。当年的县政府非常简陋，墙上有缝隙。父亲排行老幺，生性粗疏，有一次把150万元的后勤发票顺手塞进墙缝。不久，办公室调换桌子的位置，墙缝被遮蔽，发票的事由此被忘得一干二净。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父亲均表现积极，深得南下的县长们嘉许。
1953年搞清查，父亲被查出涉嫌贪污150多万元。这是个天文数字，以时价计，可买60万斤大米。父亲那时还没成家，一个单身汉，而且政府实行供给制，有钱也没处花，账目究竟错在哪里呢？由于出身地主，根子有问题，父亲被残酷吊打，吐血屙血，屈打成招，最后被双开（开除团籍，开除公职），遣回罗江乡下老家务农。至今父亲臀部还有一个圆圆的紫黑色的伤疤，终生不散。
父亲的父亲刘定国，置有三十多亩薄田和十余间瓦房，土改时划为地主，被镇压。父亲的母亲成为地主婆，数九寒冬被疯狂的人们用竹蔑绳索捆住腰腹下部，往嘴里灌粪水，活活折磨致死。我从小只隐约听说过祖父母，无缘见到他们的模样。土改之后，父亲再没回过老家。家中的房屋大都被没收，分给了贫苦农民。父亲被遣回原籍，根本没有住处，只好用烂竹席打个地铺睡在猪圈里。正当夏天，恶蚊成群，无法入睡，父亲只好摸黑割来野草点燃，烟薰满屋，熬度夏夜。冤案在身，周遭白眼，苦不堪言。
三个月后，秋风送爽，县里来人通知父亲回机关，恢复公职。父亲喜出望外，丢掉锄头一路小跑，回到县政府。原来，公务人员搬移父亲用过的办公桌，发现桌子遮挡住的墙缝里有一卷票据，清点一遍，150万元。冤案真相大白，父亲得以平反。父亲捶胸自责：简直太粗心大意了，你这个“冤枉人”哪！
县长问及父亲将来的工作打算，父亲不假思索地回答：想去教书。县长欣然同意，安排父亲去试教。学生反响甚好。县里保送父亲去省立孝泉师范学校带职带薪进修。毕业后，父亲长期在山乡公立小学任教，兢兢业业几十年如一日，视农民子女为亲生已出。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已是36岁的大龄青年，与从重庆市中区精减下放回老家的我母亲结婚。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多是在破庙改成的公办乡村小学校里度过的。
补白：父亲读中专时，文革来了，学校停办，学生返乡。两年后学校恢复，通知学生回校办理手续，统一安排工作。此时父亲因地主成分，正在家挨斗，身体遭到严重摧残，全身好几个关节错位，无法安排工作。父亲的那批同学全都安排了工作。现如今，父亲虽然已经平反，可是仍呆在深山农村，自食其力。 网友
补白：文革时期，一天中午，姐姐披散着被雨打湿的头发，踉踉跄跄从学校跑了回来。一进门就冲进里屋，反扣上门，扑在被子上放声大哭。妈妈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站在门外哭喊着她。姐姐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止哭声，哽咽着打开门。
原来，他们班上的红五类同学把他们这些黑五类狗崽子赶到教室的墙角，勒令他们低头，红五类们则一边跺脚，一边大声唱“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把墨水泼在他们狗崽子身上。唱完歌，红五类让满身满脸流着黑红墨水的黑五类同学表态与家庭一刀两断。姐姐生性倔强，瞪着眼始终不说要与父亲划清界限。被激怒了的红五类像一群发疯的狮子，扑上来揪她的头发，又打又骂，发泄一阵怒气后将她连踢带搡轰出教室。 赵旭
苦命父亲 作者 小雨
今天是父亲逝世二十周年的祭日，思念之情象潮水一样涌来。想写点东西，聊以寄托一个女儿的哀思，刚开了个头，泪水就控制不住，满面流淌。父亲啊！女儿想你……
一九一二年春天，豫南边界的一个小镇上来了一对年轻的夫妇。男的肩挑着担子，手牵着挺着大肚子的妻子，沿路乞讨，步履艰难。即将临产的妻子实在走不动了，他们就在镇外一个破草棚里住了下来。当天晚上，一个男婴呱呱坠地，那就是我的父亲。
刚生下孩子的产妇，身体异常虚弱，全靠丈夫讨饭活命，根本没有奶水喂养孩子。为了给孩子留条活命，生下第三天，就把他送给镇上一户没有儿子的黄姓人家。黄家已有三个姑娘，刚生下第四胎，又是一个女儿。黄家狠心害了女婴，抱养了我父亲。不料养母不到一年又因病去世，养父家的姐姐抱着嗷嗷待哺的弟弟，每天满镇里寻奶给他吃。后来，每当姑姑向我们提起往事时总是说：“你父亲命可真大，硬是靠吃百家奶长大了。”
父亲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二十岁那年，不顾家人反对，毅然离家，参加了国民党部队。那时候部队里识字的人不多，父亲很快升为军需上士。抗战爆发，父亲随部队奉命守卫黄河大桥，这一守就是八年。解放战争时期，父亲随同所在部队集体投诚解放军，并参加了淮海战役。一块炮弹皮飞来，切断了他的左手大拇指，拦腰打折了他的枪，却保住了他的命。
全国解放后，正当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做着还家美梦的时候，最高决策层一声令下，几十万解放军战士换上志愿军服装，跨过鸭绿江，开到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在一次敌后潜伏侦察中，父亲和他的一个战友为了不让敌人发现，用厚厚的积雪把身子整个埋了起来。任务完成后，他们的两条腿和脚严重冻伤，不能行走，爬回营地，受到上级嘉奖，荣立三等功，并送回国内疗伤。由于是重度冻伤，功能不能完全恢复，被定为三等乙级残废并批准复员。
我看过父亲的双腿，那皮肤是乌青色的，上面拧结着疙疙瘩瘩的黑色动脉血管，看上去狰狞可怖。父亲说，他的腿本来是要截掉的，后来把牺牲的战友的皮肤剥下来植上才保住。儿时对父亲最深的记忆是，每到冬天，气温稍有下降，父亲就要用火烤腿。一边烤一边揉，不然就痛得难受。父亲很少和别人说起他的事，但我却知道父亲有一个盒子，里边装着各种样式的勋章。小时侯只觉得好玩，长大后才知道那都是父亲用生命换来的荣誉。
在父亲的履历表中，当初参加国民党部队的原因，填的是在强迫的情况下被抓去的。父亲曾悄悄告诉我，其实他是自愿的。然而作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家卫国，赴朝作战，父亲却告诉我，他其实是很不志愿的。当时全国已经解放，内地正在轰轰烈烈打土豪分田地。父亲当了17年的兵，吃了很多苦，参加无数次战斗，多次负伤，很庆幸自己没死在战场上。他和很多战友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盼着早日回家与亲人团聚，讨媳妇，过好日子。
1953年父亲退伍返乡后，政府安排他在商业部门工作，并享受政府的抚血金待遇。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开始，上级要求人人向党交心提意见。会议开了20多天，领导们再三鼓动，说谁提的意见多谁就是对党负责，谁就是积极分子，而且对错不追纠。每天还张榜评比，谁提的多，名字上插红旗；谁不提，名字上插黑旗。父亲是久经磨难的人，平时沉默寡言，开会时常常闷不做声坐在角落里。会议的最后一天，领导点名让他说话：“你是老革命了，你还没提一条呢。”父亲仍没做声。恰巧这时有人写了一条厉害的：“刀枪剑戟一片明，一炮轰到北京城，千刀当剐***。”领导说：“把你的名字也添上，也算你提一条意见，别让你当了落后分子。”就因为这一条，父亲成了右派，公职被开除，市民户口被取消，抚血金被停发，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父亲秉性耿直，说话没遮挡。家乡这个乡村小镇上流传着父亲的两句名言。一句是“谁说国民党不抗日？我们守卫黄河大桥八年，硬是挡着小日本过不来”。另一句是“现在的布料算啥，我们那时发的将军呢，洋油泼上也不沾”。文化革命中，父亲这两句话被抖落出来，又被戴上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每天下地干活，父亲总是抗着一个稻草人糊的活靶子，低着头闷声不响地走在前边，高大瘦弱的身体弯得好像弓。我躲在暗地里流泪，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羞辱，回到家里我也不理睬他，从未认真去体会父亲内心的感受，从未尽到一个女儿对父亲应有的体贴和安慰。其实父亲比我们更难受啊！而今每想到这些，我的心就感到难言的刺疼。
1979年父亲被平反了，抚恤金补发了，工作也恢复了，全家都很高兴。但此时的父亲已是风烛残年，听到消息后，满脸刀刻一样的皱纹僵硬着，竟没有一丝笑容。没过几年，父亲去世了，临走前父亲只说了一句话：“这两顶帽子总算没有带到坟坑里去。”
父亲自从来到这个世界，苦难就伴随着他。青年从军，20年戎马生涯，出生入死。解放了，人民当家做主了，他却又当了26年的反革命，忍气吞声，受尽欺辱。他曾为人民流过血，到头来却受到“人民”几十年的专政。他几乎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一辈子就这样完了……
补白：一个走资派被造反派打死，造反派制造假象，说他畏罪自杀，并在停尸处举办现场批斗会，贴出“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的大标语。该走资派的家人不仅不哭，他的儿子还当场走过去，狠狠踢了几脚父亲的尸体，用实际行动划清了与父亲的界限。当年这个走资派与他的儿子一样毫无人性，曾扑到右派分子身上进行撕咬，制造了多起右派人士家破人亡的惨剧。 赵旭
父亲永远活着 作者 杨大忠
1923年10月，父亲出生在三里乡二龙湾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9岁时父母双亡。成了孤儿的父亲，经外婆介绍，给一陈姓地主放牛当长工。1940年，17岁的父亲来到何坡村杨家湾同母亲结婚，当了倒插门女婿。
1941年出生的大哥，上世纪50年代考到建始三中读书。父亲风雪天穿着偏耳草鞋，挑着70公斤木柴，走10公里山路，到三里坝一斤卖0.5分钱，给大哥交伙食费。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卖一次柴。1957年，正读初三的大哥和班上10多位同学，因为常聚一起谈论《水浒传》梁山好汉行侠仗义、打抱不平的故事，被学校一位热衷于阶级斗争的书记借题发挥，定性为反革命小集团。学校派人将16岁的大哥遣送回家，父亲抱着大哥号啕大哭。
大哥读初中时已显示出众的才华，写的诗歌被男女同学传抄，教室墙上画的凤凰栩栩如生，一直保存了十多年，直到文革时才被涂掉。当时像大哥这样读过初中的青年人如凤毛麟角，大哥的同班同学，除了他们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其他几乎都当上了国家干部。大哥的满腹诗书被阶级斗争消磨殆尽，最大限度的发挥之处是为乡亲写写红白喜事的对联。
哥哥被定性为反革命，父亲一夜间由给地主放牛的长工变成了反革命分子的父亲，合作社会计的职务被撤消，中共预备党员的资格被取消。
1960年，大牌小学从五年级中选出4名尖子学生，随同六年级毕业生参加升学考式。2人被录取，其中一人是二哥。父亲一边挖草根、剥树皮维持生活，一边打草鞋供二哥读初中，常常要打完五双草鞋，鸡叫了才睡觉。
初中毕业时，二哥成绩优异，被县高中录取。谁知，县高中收到一封检举信，说反革命分子的弟弟不能读高中。建始一中以政审不合格为由，将二哥挡在学校大门外。父亲紧紧搂抱着二哥放声大哭，足足哭了个把钟头仍然伤心不已。末了，父亲噙着泪水劝二哥：“别恨你哥，这是命中注定。不能读高中就努力自学。”
泪水未干，母亲积劳成疾，患上肺结核。父亲卖猪羊、拆楼板，筹钱送母亲到县医院治病，但是最终未能留住母亲。1964年冬，母亲病逝。心力憔悴的父亲找邻居何老汉借棺材安葬母亲，何老汉见父亲一贫如洗，担心父亲这辈子无力偿还，不肯答应。大哥便找何老汉求情：“大爷，您做个好事，将棺材借给我母亲安睡吧。今后认我就是。”何老汉这才借了棺材。安葬母亲后，面对着人财两空的凄凉惨境，父亲失声痛哭。那时小妹只有一岁多，我和四弟均不满十岁。
中年丧妻，父亲已遭致命一击，更为可怕的是灾难接踵而来。1965年春天，二哥右腿疼痛，膝盖下的骨肉间化脓长达半年。父亲先是千方百计借钱，背着二哥进五家医院求治，后来又请医生来家给二哥开刀，刮出毒液脓汁，天天遵照医嘱，用药捻子从二哥疮洞拔毒，护理6个多月，二哥才渐渐康复。这年10月，二哥腿病刚好，四弟又患眼病，三天时间便眼睑闭紧看不见物体了。父亲急得团团乱转，找到生产队的出纳想借10元钱。出纳员说：“你这两年已经欠下队里口粮款280多元，再借了钱猴年马月还得清楚？”父亲扑通一声跪在比自己小十多岁的出纳面前，泪如雨下：“我实在没有办法，连续转了两天，没有借到一分钱。你行行好积个大恩大德，借10块钱救救我小儿子眼睛，不然就会瞎！”出纳员被父亲感动，破例借了10块钱。父亲背着四弟走了8公里路，到三里坝住院治疗。父亲早上给四弟买两个馒头，等医生给四弟打针吃药后，便跑回家吃几个红苕，再返回医院护理四弟。提起这段苦难日子，大哥心情沉重地说：“父亲不下狠心治病，二哥会成瘸子终身残废，四弟会双目失明成为瞎子。”
此后40年里，许多好心人要给父亲介绍续弦，父亲怕娶了后妻带不得娃儿，全都拒绝了。父亲既当爹又当妈，为我们做饭洗衣，挖树根、葛根当饭。在这种困境下，父亲仍然供我们兄妹读书，六个儿女有五个初中毕业。从小学到读完初中，我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浑身上下的补丁如宝塔重重叠叠。有一件蓝布便衣，上面有274个补丁，二哥穿了五年，我一直穿到1976年才扔掉。这补丁都是二姨和大姐补的。
家中没棉衣穿，父亲将母亲留下的二哥又穿了多年的蓝布袄子(从右腋下扣布扣的女式便衣祆子)要我穿。我说丑得很，穿到学校里同学要笑话。父亲心情沉重地说：“只要穿着身上暖和，管它丑不丑。实在是没有办法。等有钱了保证给你们缝新棉衣。”隆冬严寒，冰天雪地，父亲要我们给脚上裹几片棕穿进草鞋里上学。冷风肆虐，全身打寒战，脚后跟长满冻疮，裂开的皴口里能放进一支铅笔杆，一走路生血恶流。父亲看着心疼，得到几块狗皮，自己舍不得用，让我和四弟绑在草鞋后跟上抵挡冷风。
我在班上最穷，但学习成绩一直拔尖，从小学三年级当班长，一直到初中毕业，被称为老班长。可是，老班长仍然没有逃脱株连的厄运。毕业时，我的语文老师找到大队管学领导，请求网开一面,推荐我读高中，但管学领导不采纳。班上21名学生，有16人被推荐上了高中。通知书发到村里，一名红得发紫的贫下中农实话实说：“杨老汉想供儿子读高中，四个儿子又个个都能读，政府却不准他们读；我儿子不想读，政府却硬要发通知书要他读。这世上的事也真玄乎！”父亲听了这话，怄得两天没出工，伤心得号啕大哭。
文革时期，阶级斗争更加残酷，父亲仍然昂扬着顽强的头颅，继续供四弟和小妹读书。成绩优秀的四弟初中毕业后，大队领导不推荐他读高中，要他干生产队长，后来参军体检合格，又被大队领导以无人干生产队长为由，挡在军营门外。
父亲曾经雄心勃勃地舍命供四男二女读书。他不止一次地对儿女们说：“你们晚上只管点灯看书，天天看到半夜也行，我不心疼油钱。我卖萝卜、卖草鞋也要供你们灯油看书。看书是好事，书能化愚啊！只要你们有本事，读到大学我供到大学。我小时候想读书都没人供啊！”如今父亲先后有14个子孙成为国家干部，看到孩子们个个干出了不错的成绩，心里甜滋滋的。年过古稀，父亲历经磨难的身体开始衰弱。1997年10月，74岁的父亲眼睛患了白内障，看不清物体。我和二哥筹款将父亲送到恩施州医院住院20天，做手术给父亲换上晶体，使父亲重见光明。
1999年二月初一，父亲不慎从6米高的三楼摔下来，右手臂和后腰脊梁骨砸在硬物上，青乌紫黑一大片，心腹内遭受到剧烈震荡，呕吐不已，一会儿便昏迷失去知觉。我们兄弟姐妹硬是拧成一股钢索铁绳，请好医生精心治疗，买云南白药、蓝田三七和许多贵重药品劝父亲吃。用火热真情，创造了反哺报恩的孝道奇迹，将75岁高龄父亲从死神手中抢夺回来，促使父亲康复后又延续了54个月的快乐生命。2003年秋天，父亲一病不起，终于春蚕丝尽、蜡烛泪干，带着他对人世间的无限眷恋和子孙们的无尽牵挂，告别人世。父亲走了，但他永远活着！
补白：父亲丁守和，50年代初调到中央编译局。文革前父亲写有《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传播》一书，康生说是利用研究历史搞反党。父亲被批斗关押，送河南五七干校劳动。我从东北兵团回京探亲，想去河南看望父亲，被拒绝。给父亲捎点东西，悄悄藏一点瓜子也被掏出来。他给家人的信件都被拆检。我家六个子女的单位或学校都被告知我们是反革命子女。大弟弟初中毕业不能上高中、技校、中专，不能参军，不能当工人，只能下乡。小弟弟上小学，动不动就被老师推出教室。母亲去找老师理论，老师说我父亲是反革命，他的孩子当然可以被随意推出教室。 丁燕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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