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五类忆旧连载(十八)

岳父的家世    作者  骆驼

这次国庆去女朋友的家乡贵阳,某天晚上与未来的岳父一起看电视,老人聊起了他家的历史。颇有意思,故记录之。

1949年下半年,国民党的大部分军队已经溃败,岳父的父亲(黄埔军校出身)在湖南带领一个团开始往南撤退。岳父祖籍河南,是濮阳的大地主,家中有75公顷田地。岳父的祖父寻思,共产党来了,很可能要遭殃,于是与哥哥(岳父的大伯)、妻弟(岳父的舅舅)、儿媳(岳父的母亲)和孙子、孙女(岳父的哥哥和姐姐)收拾起金条细软,一起去贵阳投奔岳父的父亲。那时还没有岳父,岳父是解放后出生的。 

他们在贵阳约定,一旦大陆失势,大家就分头逃到香港聚首。岳父的大伯和舅舅顺利到了香港。两人在香港逗留数月,还在报纸上发寻人启事,希望能找到岳父的父亲一家。实在没有反馈消息,他们就去了台湾。实际上岳父的父亲的部队在广西被共产党俘虏,压根儿就没有逃到香港的机会。共产党问他是愿意加入解放军,还是要回家,他说要去贵阳与家人相聚。他赶到贵阳,香港已去不成了,最后就定居贵阳。

岳父的父亲有文化,进贵阳市商业局工作,任科长。三反五反时,河南老家的公安局想把岳父的祖父作为地主典型弄回去枪毙。幸亏岳父的父亲当时已在贵阳市颇有关系,找到公安局的人说:“我乃带领队伍起义投诚的团长,怎可将我父亲枪毙!”经多方走动,终于没有被遣返,保住了他老爹的命。但岳父的奶奶和其他一些家人,遭到了当地农民或村干部的迫害或杀害。整个家族在河南已经凋零,土地也收归国有。

岳父的父亲和祖父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去世。岳父辈三人,皆是共产党员。他的大姐、大哥,靠着父亲的关系和自己的努力,都在机关或工厂当着不小的干部。

七十年代末,岳父的大侄子要参军加入特工部队,政审时,情报部门的人对他说:“你有两个亲戚在台湾,所以不能加入特工部队。”听到这个消息,全家人,尤其是岳父的母亲,特别开心。

八十年代末掀起台湾同胞探亲潮,岳父的伯父与舅舅先回河南老家寻亲,循着老家提供的线索又找到贵阳。40年暌违,一开始岳父的母亲都不敢相认,害怕是特务,问了很多家里的情况后方始相信。岳父的大伯痛哭流涕,痛骂共产党几个小时。他留在河南老家的女儿,文革时村干部想侮辱她,走投无路上吊自杀。他的儿子参加了解放军,因为口号喊得不对,被枪毙了。此后,岳父的大伯没再回过大陆。倒是其舅舅,每隔几年都回来一次。

补白:父亲成了黑五类,我们就成了黑崽子,所受歧视和侮辱是那个年龄难以承受的。原来整天在一起玩耍的小朋友开始回避我们,在学校也总是被同学指指点点。孩子们之间有了矛盾难免争吵,现在不管谁对谁错,只须人家关键时刻骂一声黑崽子,我们立刻就灰溜溜地败下阵来,以免人家骂出更难以招架的话来。

黑崽子成了握在人家手里的“短儿”,使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觉得低人一等,根本没有资格和人家较真儿。有时,那些革命家庭的子女专门挑衅地问:“我们斗争你爸,你难道不生气吗?”我们虽然心中充满屈辱,但知道这是套儿,为了不惹事,也只得按父亲教的话乖乖回答:“谁让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斗争他也是应该的。”即使这样老实,我们的处境没有任何好转,父亲的命运没有任何改变。每次政治运动揪斗各类坏人时,父亲都作为新形势下的坏人首当其冲地被揪出来挨整。     老文

 

父亲的一次粗疏    作者   刘斌夫

开国之初,父亲从中学生团干部直接招入县政府分管后勤,科局级。当年的县政府非常简陋,墙上有缝隙。父亲排行老幺,生性粗疏,有一次把150万元的后勤发票顺手塞进墙缝。不久,办公室调换桌子的位置,墙缝被遮蔽,发票的事由此被忘得一干二净。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父亲均表现积极,深得南下的县长们嘉许。

1953年搞清查,父亲被查出涉嫌贪污150多万元。这是个天文数字,以时价计,可买60万斤大米。父亲那时还没成家,一个单身汉,而且政府实行供给制,有钱也没处花,账目究竟错在哪里呢?由于出身地主,根子有问题,父亲被残酷吊打,吐血屙血,屈打成招,最后被双开(开除团籍,开除公职),遣回罗江乡下老家务农。至今父亲臀部还有一个圆圆的紫黑色的伤疤,终生不散。

父亲的父亲刘定国,置有三十多亩薄田和十余间瓦房,土改时划为地主,被镇压。父亲的母亲成为地主婆,数九寒冬被疯狂的人们用竹蔑绳索捆住腰腹下部,往嘴里灌粪水,活活折磨致死。我从小只隐约听说过祖父母,无缘见到他们的模样。土改之后,父亲再没回过老家。家中的房屋大都被没收,分给了贫苦农民。父亲被遣回原籍,根本没有住处,只好用烂竹席打个地铺睡在猪圈里。正当夏天,恶蚊成群,无法入睡,父亲只好摸黑割来野草点燃,烟薰满屋,熬度夏夜。冤案在身,周遭白眼,苦不堪言。

三个月后,秋风送爽,县里来人通知父亲回机关,恢复公职。父亲喜出望外,丢掉锄头一路小跑,回到县政府。原来,公务人员搬移父亲用过的办公桌,发现桌子遮挡住的墙缝里有一卷票据,清点一遍,150万元。冤案真相大白,父亲得以平反。父亲捶胸自责:简直太粗心大意了,你这个“冤枉人”哪!

县长问及父亲将来的工作打算,父亲不假思索地回答:想去教书。县长欣然同意,安排父亲去试教。学生反响甚好。县里保送父亲去省立孝泉师范学校带职带薪进修。毕业后,父亲长期在山乡公立小学任教,兢兢业业几十年如一日,视农民子女为亲生已出。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已是36岁的大龄青年,与从重庆市中区精减下放回老家的我母亲结婚。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多是在破庙改成的公办乡村小学校里度过的。

补白:父亲读中专时,文革来了,学校停办,学生返乡。两年后学校恢复,通知学生回校办理手续,统一安排工作。此时父亲因地主成分,正在家挨斗,身体遭到严重摧残,全身好几个关节错位,无法安排工作。父亲的那批同学全都安排了工作。现如今,父亲虽然已经平反,可是仍呆在深山农村,自食其力。    网友

补白:文革时期,一天中午,姐姐披散着被雨打湿的头发,踉踉跄跄从学校跑了回来。一进门就冲进里屋,反扣上门,扑在被子上放声大哭。妈妈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站在门外哭喊着她。姐姐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止哭声,哽咽着打开门。

原来,他们班上的红五类同学把他们这些黑五类狗崽子赶到教室的墙角,勒令他们低头,红五类们则一边跺脚,一边大声唱“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把墨水泼在他们狗崽子身上。唱完歌,红五类让满身满脸流着黑红墨水的黑五类同学表态与家庭一刀两断。姐姐生性倔强,瞪着眼始终不说要与父亲划清界限。被激怒了的红五类像一群发疯的狮子,扑上来揪她的头发,又打又骂,发泄一阵怒气后将她连踢带搡轰出教室。      赵旭

 

                         苦命父亲    作者  小雨

今天是父亲逝世二十周年的祭日,思念之情象潮水一样涌来。想写点东西,聊以寄托一个女儿的哀思,刚开了个头,泪水就控制不住,满面流淌。父亲啊!女儿想你……

一九一二年春天,豫南边界的一个小镇上来了一对年轻的夫妇。男的肩挑着担子,手牵着挺着大肚子的妻子,沿路乞讨,步履艰难。即将临产的妻子实在走不动了,他们就在镇外一个破草棚里住了下来。当天晚上,一个男婴呱呱坠地,那就是我的父亲。

刚生下孩子的产妇,身体异常虚弱,全靠丈夫讨饭活命,根本没有奶水喂养孩子。为了给孩子留条活命,生下第三天,就把他送给镇上一户没有儿子的黄姓人家。黄家已有三个姑娘,刚生下第四胎,又是一个女儿。黄家狠心害了女婴,抱养了我父亲。不料养母不到一年又因病去世,养父家的姐姐抱着嗷嗷待哺的弟弟,每天满镇里寻奶给他吃。后来,每当姑姑向我们提起往事时总是说:“你父亲命可真大,硬是靠吃百家奶长大了。”

父亲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二十岁那年,不顾家人反对,毅然离家,参加了国民党部队。那时候部队里识字的人不多,父亲很快升为军需上士。抗战爆发,父亲随部队奉命守卫黄河大桥,这一守就是八年。解放战争时期,父亲随同所在部队集体投诚解放军,并参加了淮海战役。一块炮弹皮飞来,切断了他的左手大拇指,拦腰打折了他的枪,却保住了他的命。

全国解放后,正当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做着还家美梦的时候,最高决策层一声令下,几十万解放军战士换上志愿军服装,跨过鸭绿江,开到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在一次敌后潜伏侦察中,父亲和他的一个战友为了不让敌人发现,用厚厚的积雪把身子整个埋了起来。任务完成后,他们的两条腿和脚严重冻伤,不能行走,爬回营地,受到上级嘉奖,荣立三等功,并送回国内疗伤。由于是重度冻伤,功能不能完全恢复,被定为三等乙级残废并批准复员。

我看过父亲的双腿,那皮肤是乌青色的,上面拧结着疙疙瘩瘩的黑色动脉血管,看上去狰狞可怖。父亲说,他的腿本来是要截掉的,后来把牺牲的战友的皮肤剥下来植上才保住。儿时对父亲最深的记忆是,每到冬天,气温稍有下降,父亲就要用火烤腿。一边烤一边揉,不然就痛得难受。父亲很少和别人说起他的事,但我却知道父亲有一个盒子,里边装着各种样式的勋章。小时侯只觉得好玩,长大后才知道那都是父亲用生命换来的荣誉。

在父亲的履历表中,当初参加国民党部队的原因,填的是在强迫的情况下被抓去的。父亲曾悄悄告诉我,其实他是自愿的。然而作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家卫国,赴朝作战,父亲却告诉我,他其实是很不志愿的。当时全国已经解放,内地正在轰轰烈烈打土豪分田地。父亲当了17年的兵,吃了很多苦,参加无数次战斗,多次负伤,很庆幸自己没死在战场上。他和很多战友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盼着早日回家与亲人团聚,讨媳妇,过好日子。

1953年父亲退伍返乡后,政府安排他在商业部门工作,并享受政府的抚血金待遇。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开始,上级要求人人向党交心提意见。会议开了20多天,领导们再三鼓动,说谁提的意见多谁就是对党负责,谁就是积极分子,而且对错不追纠。每天还张榜评比,谁提的多,名字上插红旗;谁不提,名字上插黑旗。父亲是久经磨难的人,平时沉默寡言,开会时常常闷不做声坐在角落里。会议的最后一天,领导点名让他说话:“你是老革命了,你还没提一条呢。”父亲仍没做声。恰巧这时有人写了一条厉害的:“刀枪剑戟一片明,一炮轰到北京城,千刀当剐***。”领导说:“把你的名字也添上,也算你提一条意见,别让你当了落后分子。”就因为这一条,父亲成了右派,公职被开除,市民户口被取消,抚血金被停发,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父亲秉性耿直,说话没遮挡。家乡这个乡村小镇上流传着父亲的两句名言。一句是“谁说国民党不抗日?我们守卫黄河大桥八年,硬是挡着小日本过不来”。另一句是“现在的布料算啥,我们那时发的将军呢,洋油泼上也不沾”。文化革命中,父亲这两句话被抖落出来,又被戴上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每天下地干活,父亲总是抗着一个稻草人糊的活靶子,低着头闷声不响地走在前边,高大瘦弱的身体弯得好像弓。我躲在暗地里流泪,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羞辱,回到家里我也不理睬他,从未认真去体会父亲内心的感受,从未尽到一个女儿对父亲应有的体贴和安慰。其实父亲比我们更难受啊!而今每想到这些,我的心就感到难言的刺疼。

1979年父亲被平反了,抚恤金补发了,工作也恢复了,全家都很高兴。但此时的父亲已是风烛残年,听到消息后,满脸刀刻一样的皱纹僵硬着,竟没有一丝笑容。没过几年,父亲去世了,临走前父亲只说了一句话:“这两顶帽子总算没有带到坟坑里去。”

父亲自从来到这个世界,苦难就伴随着他。青年从军,20年戎马生涯,出生入死。解放了,人民当家做主了,他却又当了26年的反革命,忍气吞声,受尽欺辱。他曾为人民流过血,到头来却受到“人民”几十年的专政。他几乎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一辈子就这样完了……

补白:一个走资派被造反派打死,造反派制造假象,说他畏罪自杀,并在停尸处举办现场批斗会,贴出“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的大标语。该走资派的家人不仅不哭,他的儿子还当场走过去,狠狠踢了几脚父亲的尸体,用实际行动划清了与父亲的界限。当年这个走资派与他的儿子一样毫无人性,曾扑到右派分子身上进行撕咬,制造了多起右派人士家破人亡的惨剧。     赵旭

 

父亲永远活着     作者  杨大忠

1923年10月,父亲出生在三里乡二龙湾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9岁时父母双亡。成了孤儿的父亲,经外婆介绍,给一陈姓地主放牛当长工。1940年,17岁的父亲来到何坡村杨家湾同母亲结婚,当了倒插门女婿。

1941年出生的大哥,上世纪50年代考到建始三中读书。父亲风雪天穿着偏耳草鞋,挑着70公斤木柴,走10公里山路,到三里坝一斤卖0.5分钱,给大哥交伙食费。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卖一次柴。1957年,正读初三的大哥和班上10多位同学,因为常聚一起谈论《水浒传》梁山好汉行侠仗义、打抱不平的故事,被学校一位热衷于阶级斗争的书记借题发挥,定性为反革命小集团。学校派人将16岁的大哥遣送回家,父亲抱着大哥号啕大哭。

大哥读初中时已显示出众的才华,写的诗歌被男女同学传抄,教室墙上画的凤凰栩栩如生,一直保存了十多年,直到文革时才被涂掉。当时像大哥这样读过初中的青年人如凤毛麟角,大哥的同班同学,除了他们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其他几乎都当上了国家干部。大哥的满腹诗书被阶级斗争消磨殆尽,最大限度的发挥之处是为乡亲写写红白喜事的对联。

哥哥被定性为反革命,父亲一夜间由给地主放牛的长工变成了反革命分子的父亲,合作社会计的职务被撤消,中共预备党员的资格被取消。

1960年,大牌小学从五年级中选出4名尖子学生,随同六年级毕业生参加升学考式。2人被录取,其中一人是二哥。父亲一边挖草根、剥树皮维持生活,一边打草鞋供二哥读初中,常常要打完五双草鞋,鸡叫了才睡觉。

初中毕业时,二哥成绩优异,被县高中录取。谁知,县高中收到一封检举信,说反革命分子的弟弟不能读高中。建始一中以政审不合格为由,将二哥挡在学校大门外。父亲紧紧搂抱着二哥放声大哭,足足哭了个把钟头仍然伤心不已。末了,父亲噙着泪水劝二哥:“别恨你哥,这是命中注定。不能读高中就努力自学。”

泪水未干,母亲积劳成疾,患上肺结核。父亲卖猪羊、拆楼板,筹钱送母亲到县医院治病,但是最终未能留住母亲。1964年冬,母亲病逝。心力憔悴的父亲找邻居何老汉借棺材安葬母亲,何老汉见父亲一贫如洗,担心父亲这辈子无力偿还,不肯答应。大哥便找何老汉求情:“大爷,您做个好事,将棺材借给我母亲安睡吧。今后认我就是。”何老汉这才借了棺材。安葬母亲后,面对着人财两空的凄凉惨境,父亲失声痛哭。那时小妹只有一岁多,我和四弟均不满十岁。

中年丧妻,父亲已遭致命一击,更为可怕的是灾难接踵而来。1965年春天,二哥右腿疼痛,膝盖下的骨肉间化脓长达半年。父亲先是千方百计借钱,背着二哥进五家医院求治,后来又请医生来家给二哥开刀,刮出毒液脓汁,天天遵照医嘱,用药捻子从二哥疮洞拔毒,护理6个多月,二哥才渐渐康复。这年10月,二哥腿病刚好,四弟又患眼病,三天时间便眼睑闭紧看不见物体了。父亲急得团团乱转,找到生产队的出纳想借10元钱。出纳员说:“你这两年已经欠下队里口粮款280多元,再借了钱猴年马月还得清楚?”父亲扑通一声跪在比自己小十多岁的出纳面前,泪如雨下:“我实在没有办法,连续转了两天,没有借到一分钱。你行行好积个大恩大德,借10块钱救救我小儿子眼睛,不然就会瞎!”出纳员被父亲感动,破例借了10块钱。父亲背着四弟走了8公里路,到三里坝住院治疗。父亲早上给四弟买两个馒头,等医生给四弟打针吃药后,便跑回家吃几个红苕,再返回医院护理四弟。提起这段苦难日子,大哥心情沉重地说:“父亲不下狠心治病,二哥会成瘸子终身残废,四弟会双目失明成为瞎子。”

此后40年里,许多好心人要给父亲介绍续弦,父亲怕娶了后妻带不得娃儿,全都拒绝了。父亲既当爹又当妈,为我们做饭洗衣,挖树根、葛根当饭。在这种困境下,父亲仍然供我们兄妹读书,六个儿女有五个初中毕业。从小学到读完初中,我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浑身上下的补丁如宝塔重重叠叠。有一件蓝布便衣,上面有274个补丁,二哥穿了五年,我一直穿到1976年才扔掉。这补丁都是二姨和大姐补的。

家中没棉衣穿,父亲将母亲留下的二哥又穿了多年的蓝布袄子(从右腋下扣布扣的女式便衣祆子)要我穿。我说丑得很,穿到学校里同学要笑话。父亲心情沉重地说:“只要穿着身上暖和,管它丑不丑。实在是没有办法。等有钱了保证给你们缝新棉衣。”隆冬严寒,冰天雪地,父亲要我们给脚上裹几片棕穿进草鞋里上学。冷风肆虐,全身打寒战,脚后跟长满冻疮,裂开的皴口里能放进一支铅笔杆,一走路生血恶流。父亲看着心疼,得到几块狗皮,自己舍不得用,让我和四弟绑在草鞋后跟上抵挡冷风。

我在班上最穷,但学习成绩一直拔尖,从小学三年级当班长,一直到初中毕业,被称为老班长。可是,老班长仍然没有逃脱株连的厄运。毕业时,我的语文老师找到大队管学领导,请求网开一面,推荐我读高中,但管学领导不采纳。班上21名学生,有16人被推荐上了高中。通知书发到村里,一名红得发紫的贫下中农实话实说:“杨老汉想供儿子读高中,四个儿子又个个都能读,政府却不准他们读;我儿子不想读,政府却硬要发通知书要他读。这世上的事也真玄乎!”父亲听了这话,怄得两天没出工,伤心得号啕大哭。

文革时期,阶级斗争更加残酷,父亲仍然昂扬着顽强的头颅,继续供四弟和小妹读书。成绩优秀的四弟初中毕业后,大队领导不推荐他读高中,要他干生产队长,后来参军体检合格,又被大队领导以无人干生产队长为由,挡在军营门外。

父亲曾经雄心勃勃地舍命供四男二女读书。他不止一次地对儿女们说:“你们晚上只管点灯看书,天天看到半夜也行,我不心疼油钱。我卖萝卜、卖草鞋也要供你们灯油看书。看书是好事,书能化愚啊!只要你们有本事,读到大学我供到大学。我小时候想读书都没人供啊!”如今父亲先后有14个子孙成为国家干部,看到孩子们个个干出了不错的成绩,心里甜滋滋的。年过古稀,父亲历经磨难的身体开始衰弱。1997年10月,74岁的父亲眼睛患了白内障,看不清物体。我和二哥筹款将父亲送到恩施州医院住院20天,做手术给父亲换上晶体,使父亲重见光明。

1999年二月初一,父亲不慎从6米高的三楼摔下来,右手臂和后腰脊梁骨砸在硬物上,青乌紫黑一大片,心腹内遭受到剧烈震荡,呕吐不已,一会儿便昏迷失去知觉。我们兄弟姐妹硬是拧成一股钢索铁绳,请好医生精心治疗,买云南白药、蓝田三七和许多贵重药品劝父亲吃。用火热真情,创造了反哺报恩的孝道奇迹,将75岁高龄父亲从死神手中抢夺回来,促使父亲康复后又延续了54个月的快乐生命。2003年秋天,父亲一病不起,终于春蚕丝尽、蜡烛泪干,带着他对人世间的无限眷恋和子孙们的无尽牵挂,告别人世。父亲走了,但他永远活着!

补白:父亲丁守和,50年代初调到中央编译局。文革前父亲写有《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传播》一书,康生说是利用研究历史搞反党。父亲被批斗关押,送河南五七干校劳动。我从东北兵团回京探亲,想去河南看望父亲,被拒绝。给父亲捎点东西,悄悄藏一点瓜子也被掏出来。他给家人的信件都被拆检。我家六个子女的单位或学校都被告知我们是反革命子女。大弟弟初中毕业不能上高中、技校、中专,不能参军,不能当工人,只能下乡。小弟弟上小学,动不动就被老师推出教室。母亲去找老师理论,老师说我父亲是反革命,他的孩子当然可以被随意推出教室。    丁燕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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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焦国标 编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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