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派子女的梦魇 作者 张曼青
1952年12月22日，是独裁者斯大林的生日。那天夜里，我从熟睡中醒来，看见屋里灯光明亮，还有人说着话。后来知道那是父亲被抓走了。为了向独裁者斯大林献礼，中共策划了这次全国统一的扫荡托派行动，五百余名托派分子（包括郑超麟先生）都在当夜被捕。
父亲被捕后，母亲一个人带着5个子女确实困难，便托人把曼琳、曼平带到上海，由大舅抚养，留下大姐曼妮、我、曼云留在重庆与母亲相依为命。没想到这一分别就是10多年。1966年5月底，曼平哥结束了从北大派往四川峨边的四清工作，回京前请假到重庆探亲，我们才见了离别后第一面。见曼琳则是1966年末大串连时，我去她就读的北京轻工学院找她，经相互自我介绍才相认。如果路上偶遇，我们这对一奶同胞只能是相见不相识。
父亲被捕后关押在松山劳改队（白公馆、渣滓洞一带）时，每隔一二周或一个月，母亲就会带着我和曼云乘车去探视父亲。那时母亲实在是太累了，每次坐车都会打盹。这是我记忆特深的情景。到了劳改队，母亲与工作人员交待之后，就站在露天里等着父亲出来。他们站在一处谈话，我和曼云则在离他们五六米的地方看或自已玩耍。每次母亲总要给父亲带一些香烟或食品。有几次父亲是穿着工装出来见我们的，头上戴着白色的如同当年日本鬼子戴的那种帽子。帽子后面拖一块大布，遮住整个肩膀。
不知从何年起，母亲就再不带我们去探视父亲了，后来得知父亲已转押到西昌。好像是在1959年，国家实行一次大赦，提前释放了很多罪犯。当时我们也特别期待父亲能获释，可是左等右等不见消息，最后等来一纸通知，说父亲早在转押至西昌时就生病去世了。母亲听到这个消息不禁黯然泪下，我们心里也十分悲痛。母亲对父亲被捕前的政治活动浑然不知，只知道父亲经营印刷厂时常常印刷鲁迅的书籍及一些进步书刊。家里常有进步人士来往，陈望道等著名学者就来过我家。
父亲被捕，我们成了托派子女。读小学时，一次因调皮被叫到老师办公室，老师训我：“你是反革命子女，怎么不克制克制自己的行为！”这次训斥使我刻骨铭心，也改变了我的性格。自此我变得沉默寡言，谨小慎微，总怕自己的言行再召来同样的训斥。不过，“因祸得福”，我变得学习刻苦，任劳任怨，参加工作后经常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或先进工作者。
我上的是私立幼儿园，小学读的私立达育小学（后改为公办中华路小学），小学毕业升不了公办中学，只能读民办初中和高中。1965年12月，重庆4所民办高中的高三生，大部分被南充炼油厂以半工半读的名义招去。1967年分配进该厂，我到了最差的工段，干了最差的工种。
大姐曼妮也是人生坎坷。高三就读于重庆市九中，是该校的高材生。高考后比她成绩差的同学都被各高校录取，她却榜上无名。好不容易分到重庆空压机厂（军工企业），没干多久，厂里下放人员，她首当其冲被下放，后来好不容易在和平路小学找了个代课老师的差事。我大姐夫也是空压机厂工人，因与托派子女恋爱、结婚，被调离该厂，到重庆东风机器厂工作。大姐后来以家属工身份也进了该厂。长年精神压抑，大姐失眠成疾，久治不愈，1979年服安眠药自杀。时年40岁，留下一双女儿。当时已退休的母亲在北京为在北大上研究生的曼平哥带孙女张薇，得此噩耗，悲痛难抑，可也只能是眼泪往肚里流。
妹妹曼云1965初中毕业，成绩优异但升不了高中，被招去当临时工。因是托派子女，1968年被辞退，长期未分配工作，干了十几年临时工，直到母亲退休才顶替成为正式职工。因事事遭遇不公，积郁多年，母亲于1995年过世。曼云失去精神依托，于7月26日留下遗书，投嘉陵江自尽，时年47岁。妹夫符比奇千辛万苦，花几千元雇人打捞，7天后才在嘉陵江下游河流转弯处找到其遗体。此时是重庆最炎热的时候，遗体高度腐败，无法辨认。那时没有DNA鉴定技术，仅从足部一颗痣的位置确定了妹妹的身份。
我母亲的遭遇一言难尽。公私合营后没收了所有的资产，被划为资本家，以资方人员的身份进入国营文化用品公司工作。接受改造自不必说，文革中因是托派家属，常被揪斗、游街及下放劳动。她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计时间、报酬。由于工作辛苦，又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她的脸常常浮肿，也查不出什么病因。
母亲为人真诚。父亲被捕后，她一人经营印刷厂。当时厂里有一名职工，外号聋子（因耳聋得名），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当时称为痨病。这种病传染性极大，母亲却对聋子十分关心。那时我们住民生路76号（印刷厂对面）二楼，他住三楼。我家做了什么好吃的，母亲都让我和曼云给他送去一些。久而久之，引来风言风语，甚至传到我们小孩子耳朵里。但母亲全然不顾，始终如一地待他，直到他后来病重，吐血而亡。
民生路76号还有一段故事。我们住在这里的是一间不足10平方的危房，1970年被拆重建。当时我已离家在南充工作，大姐结婚住在厂里，母亲和妹妹曼云只得投亲靠友暂住。好不容易等到新房修好，不料地段户籍警竟以我们是托派家属为由，不准回迁，硬让我们搬到渝中区打铜街4号三楼一间用木板隔出的11.8平方的房子里，没有厨房，没有厕所。据说赶走我们后，那位户籍警得到了本应属于我们的那一套回迁新房。
那个年代还有一件令我常感头痛的事：无论升学和工作，经常要填履历表，如何填写家庭出身一栏，常使我犯难。思考再三，要么填上小商、商人，要么填资本家，总之不愿填反革命、托派。但无论你怎样填，在档案里我们总是“托派子女”，是躲避不了的。
由于家庭遭遇，我非常害怕政治，不敢碰它。入党、入团的申请书是不敢写的，知道写了也白写。我搞不明白什么是政治，尤其是中国的政治。不同政见者就必然是敌人吗？难道政治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我期颁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平等、自由、博爱的政治。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东山谷文昌 作者 霍达
在东海和南海的交汇处，东经117°25′，北纬23°42′，蔚蓝的海水托着一个不规则的多角形小岛，像翩翩欲飞的一只蝴蝶，它就是东山岛。这里距香港210海里，距高雄110海里，距澎湖98海里。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东山自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岛上至今留存着戚继光抗倭和郑成功、施琅先后挥师收复台湾的遗迹。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孤悬海上的东山岛仍然被国民党军队占据。1950年5月12日凌晨，解放军乘木帆船强渡八尺门海峡，国民党军队溃退，共产党接管东山岛。在斗争会上，翻身农民、渔民纷纷上台诉苦伸冤，涕泪横流。一位阿婆跌跌撞撞地扑向东山县委书记谷文昌，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泣不成声：“同志啊，你们为什么不早一天来，救救我的儿子？”农民出身的谷文昌，在老家河南林县当过区长、区委书记，最懂得农民的苦，赶紧扶住她：“老人家，别难过，你慢慢说，你儿子他怎么了？”
这时，一名当地干部急忙把谷文昌拉开，低声说：“老谷，不要理她！这是个反革命家属。她儿子被国民党抓走当兵，去台湾了！”
“啊，反革命家属？”谷文昌猛地被触动，不禁沉吟道。如果她也算是反革命家属，那么，在东山岛，这样的反革命家属太多了！国民党军队败退到台湾前夕，对东山进行了最后的劫掠，大搜粮、大派款、大抓兵，全县有4792名青壮男子被强行抓走，仅一个铜钵村就抓了147人。现在除了老弱病残，几乎见不到男人，成为远近闻名的寡妇村。礁头村的黄阿婆，四个儿子被抓走了两个，黄阿婆像疯了似地朝着大海痛哭号啕，直到哭瞎了双眼，也没见到儿子回来！
按照以往的常规惯例，黄阿婆有两个儿子在台湾当兵，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家属。可是，她家的阶级成分却是贫农，大儿子还是村农会主席，被抓走丈夫的二儿媳是村妇联主任，斗霸、土改中的骨干。那么，这家到底算什么？革命和反革命交错扭结，难分难解。要知道，这样的情况在东山并非三家五家，而是比比皆是。当时东山全县不过12597户，而被抓的壮丁多达4792名，差不多有一半的家庭被拆散，撇下了多少新婚少妇、白发爹娘、无依孤儿！再加上儿女姻亲、姑表旧眷，盘根错节，蛛网纵横，涉及人员几乎遍布全岛，难道能把他们都推到敌人一边去吗？
谷文昌的心像铅一样沉重。海滩上，月朦朦，独守空房的渔家妇女哭声凄厉，呼唤着被抓去台湾的丈夫早日归来。油灯下，意绵绵，年迈爹娘用颤抖的手在年夜饭桌上多摆一副碗筷，默念着未归游子的乳名。难道这些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儿子的母亲都有罪吗？经过深思熟虑，谷文昌向县委提出：那些壮丁决非心甘情愿地为国民党卖命，而是被强行抓走的。他们的亲属都是穷苦百姓，本应成为我们团结、依靠的对象。翻身解放，他们虽然也和别人一样分得了房屋和土地，却没有和别人一样得到本来应该享有的团圆和幸福。他们在战争中失去了亲人，已经遭受了双倍甚至于数倍于常人的浩劫，心灵上留下了永难愈合的创伤，难道我们还能忍心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吗？国民党抓兵制造了一场灾难，我们应该去救灾啊！
中共东山县委迈出了审慎而勇敢的一步，就此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名词——称这些在台国民党士兵的家属为“兵灾家属”。对他们，政治上不准歧视，除了不享受只给予军烈属“代耕”的优待之外，与其他公民完全平等，困难户还予以救济，孤寡老人由国家供养。这些政策，在阶级斗争如急风暴雨的上个世纪50年代初，简直是石破天惊！
归侨生在一九五七 作者 黄达维
1957年抵达北京后，我们归侨学生逐渐感觉到中国大陆政治气氛过分浓厚，深感不惯。据说当时中国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指示，不在北京华侨补习学校搞反右斗争。但是学校的低层干部对抗中央，要求我们必须改造思想，反对右倾和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其中一位老师，姓王，是个共产党干部，要求每一个侨生必须发言反右。在此情况下，我不得不承认有以下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逛夜市买小吃，支持小商小贩，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不在饭厅用餐，到校外吃豆浆烧饼；贪图享受，前往王府井购买义利面包；逛东安市场（因为当时东安市场被定为反革命家属、资产阶级、遗老遗少出入的地方）；吃馒头夹芝麻酱；吃炒鸡蛋放辣椒；服装讲究，等等。
我们归侨学生前往王府井东安市场购物，到合作社购买食品，到饭店用餐，请裁缝定做丝棉袄，等等，当时都被批判。我们家族最重要的长辈，原华侨总会理事长张念遗，为了团结华人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60年代印尼排华浪潮中，身份显露，面临险境，抛弃祖祖辈辈百年建立的事业，匆忙逃离印尼，回归中国。张念遗为中国献出一切。作为他的长孙，回顾在中国十九年的经历，我深感中国部分基层干部以怨报德，严重违反并对抗周恩来1957年制定的“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侨务政策八字方针。
北京华侨补习学校的低层干部，还无理没收中国驻印尼领事馆发给我们归侨学生的纯属个人身份证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没收他们认为“反动”而我们认为伟大的苏东中学毕业证书，没收他们认为是英帝国主义的而我们认为是高级的苏东中学英文课本《EnglishEssays》。
我们还被警告“出国就是叛国”。如此说来，那么数以千万计的海外华人，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长辈亲友，世世代代，以别国为家乡，岂不是更加叛国？叛国到底何意？难道全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美国华人，加拿大华人，印尼华人，马来西亚华人，新加坡华人，都必须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吗？从外交上来看，这种荒谬言论与指责，已粗暴地干涉别国内政。这些低层干部，不学无术，自己把自己看成中央领导，至高无上，胡作非为，严重损害中国的国家信誉，伤害了海外华人的民族情感。
全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绝大部分各国华人都永远不会属於中华人民共和国。请记住：他们是别国公民，他们为别国奋斗，他们决心世世代代忠于他们自己所属的国家。完全或部分带有汉族血统的各国华人(在东南亚称为华族)，只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完全或部分地同属历史传下的一个民族，只此而已。我们，1957年北京华侨补习学校刚刚从海外到达中国的侨生，被警告“出国就是叛国”，是对我们在海外的父母兄弟姐妹、长辈亲友的政治自主基本权利的侮辱与攻击，是无理剥夺外国公民子女的基本人权，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的亲情伦理、家庭团圆的破坏与践踏。
此外，有一些归侨学生因和北京女孩子恋爱，被跟踪监督，严厉批判，罪名是与反革命家属来往。在当时毫无法制的情况下，这些同学根本没有根据事实申辩的余地。我至今仍然无法理解，什么样的人算是反革命家属？什么样的人才算是革命家属？我们海外华人热爱华夏大地，珍惜中华民族情感，怀念祖辈的家乡和祖先长眠之地。但是在中国的经历，使我们心中的民族细胞被那些蛮横无理的中国干部敲打成亿万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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