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五类忆旧连载(八)

我写过十次入党申请    作者 习近平

我1969年从北京到陕北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点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另一点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父亲要我们从小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走上社会后,对这一点的体会就更深刻了。我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就能做得比较好;如团结处理不好,事就做不好。特别是当年在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的就是团结。在梁家河,我跟大家一起干活,生活习惯了,劳动关也过了,群众到我这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窑洞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络绎不绝,讲古今中外,讲他们感受到的新鲜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

我刚下乡的时候,大概有二三十个知识青年,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当兵走了。近一年时间里就我一个坚守在那里,感到十分孤独。但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快乐。

我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未获批准。后来村里和公社要留我,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他整社整得好,需要他留下来继续巩固。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而后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

我那时一边当着村干部,一边总渴望着有机会能上学深造。那时候报大学,清华给延安地区两个名额,一个分给延川县。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大学。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地区不敢做主,清华大学来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请示清华大学。这又是一个机遇。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刮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当时顾不上清华大学的具体工作,工作由刘冰同志主持。当时我父亲刚刚解除监护,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于是我踏进了清华园。

上山下乡中对学习的渴望,使我与清华大学结下了读书缘。从政近20年后,我又在职读清华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我结合实践,对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农村摆脱贫困,福建山海联动发展,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福建省发达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农村市场化建设与中国加入WTO等问题,进行系列研究,发表文章著书立说。

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对基层有了深刻的了解,作出了再下基层的选择。1982年我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到河北正定县。当时有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因为我在到河北之前给耿飚同志当秘书,他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有刘源和我。我们俩不谋而合,都要求走跟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练人。有了上山下乡的经历,我对再下基层充满信心,并义无反顾地下去了。

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腳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腳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

 

圣女王佩英    作者 杨银波

今年清明节前,500余人在北京举行王佩英就义40周年纪念会。会后,部分与会者写了一些感受,网上反响强烈。王佩英仿佛重新活过来一般,接受着越来越多的人的敬意。今年5月23日,百度百科第一次出现王佩英词条。6月中旬,我在网刊上阅读到关于王佩英事迹的纪念专题。影片《我的母亲王佩英》制作人胡杰在此发文公告,称大中公司已成立王佩英资料秘书组,负责免费赠送影片和书籍,欢迎索取。

与友人在电脑上一起观看《我的母亲王佩英》,友人受影片刺激,醍醐灌顶,怒不可遏,以80后特有的语言痛骂:“我靠!那时的人怎么疯成这样?一个个跟傻逼似的。毛泽东这种鸟人,要是早十年死掉,中国早就民主了。”也有网友在网上说:“毛泽东的尸体不火化,看来是天意。当年杀这么多人,冤有头债有主,总该还一还吧。暴君墨索里尼,就被一个女子撒尿在他尸体的脸上。”当今诸多年轻人,别说不知文革详情,就连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也跟听天书似的。可是,恰恰未受政治运动之苦,不知血腥暴政的这一代,是当前中国的中坚力量。不少人凭借互联网,多多少少接触到了真正的当代史,渐渐将教科书里的那些谎言抹去。读文字,看图片,只是将自己置于旁观者而已,但胡杰的《寻找林昭的灵魂》、《我的母亲王佩英》这类影片,却使我们无法置身事外,那实在是太直观了。

影片放到王佩英17岁的少女时期,友人感叹:“美女啊,确实是美女。”这样一位美女,因自由恋爱认识青年律师张以成,人生从此改变。国家大事最初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直到被日本人逮捕,遭严刑拷打,张以成才萌生坚定的报国之志,当了中共地下党的情报员,潜伏在国民党。王佩英比张以成更为“地下”,张以成只要身上没钱,她就变卖房产资助他,有时还站岗放哨,保护这些地下党。

自由女神不是一开始就是自由女神,王佩英最初一直活得很沉默,从不张扬,直到中共夺权,她才出来工作,当幼儿园保育员。因不小心,开水烫着一位小朋友,她被批判,又被调到铁道部设计院做勤杂工。这时,全国大跃进,农村饿死人的情况相当普遍。有的老乡到北京找王佩英帮忙,她束手无策:“你们困难,我也困难。”可即使如此,这时的她,家中仍然摆着一尊售价不匪的毛泽东白瓷像。

1961年之前,王佩英只是一个普通女人。丈夫张以成去世后,她一人要养活7个孩子,负担很重。王佩英的思想转变,不是因生活压力而起,而是因毛泽东与刘少奇产生分歧,王佩英赞同刘少奇对毛泽东政策的批判。刘少奇在1961年说,全国总体的缺点和成绩是3比7,有的地区超过3比7,很严重。王佩英当众说:“毛主席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不然他以后没有退路。赫鲁晓夫说得对。”前一句,在当时已经很惊人。后一句又是如何产生的?一个普通的女人,在中国提赫鲁晓夫这种世界政治,为何?原来,赫鲁晓夫曾公开批判斯大林,揭露斯大林为了铲除异见,不择手段,大行残酷迫使之实。她的一位好友的丈夫,曾留学苏联,说毛泽东就是中国的斯大林。1961年的王佩英,不是在质疑毛泽东,而是要这个人滚蛋。中国那么多人,每天都在看这个人的脸色吃饭、说话、行事,脑袋就跟安装了监控器似的,只有少数人觉醒,而少数人当中又只有极少数人站出来公开表达,其中之一就是普普通通的王佩英。

从1963年被投进精神病医院开始,到1970年被杀害,王佩英经历了7年的非人折磨。医生给她打精神病人用的药,把嘴用口罩套住。精神病院之后是牛棚劳教。再往后,就是杀鸡儆猴的游斗,从这里拉到那里,示众完了再反复示众,嘴上戴着给马戴的嚼子,不让你说话,打你、骂你、折磨你,在消灭你的肉体之前彻底摧毁你的精神意志。公判前,还要交给各单位讨论。那哪里叫讨论?完全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全是出谋划策:用什么办法整死这个人?人死之前,怎么发挥在民众中的震慑力?哪些余孽成了漏网之鱼?

公检法瘫痪了,没有司法审理,王佩英被拉到工人体育场。判决人不是法院,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由于怕王佩英说话,革命者们用石头塞满她的嘴巴,致使其下巴脱臼——“把下巴都卸了”。这还没完,押她的人还用细绳死死地勒住她的咽喉,王佩英拼命挣扎,结果革命者们就勒得更使劲,勒进去了。从体育场押走,见王佩英还有点力气,没有死透,押解者就在车上把王佩英活活掐死。她的尸体究竟被丢在哪里,或者被拿去做了什么,无人知晓。

1980年,王佩英被平反。所谓平反,就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了一份《刑事再审判决书》,判决王佩英“不负刑事责任”。而后,中共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党委作出平反决定。这平反的逻辑是:王佩英,你没有罪,你一直是跟我们党一条心的。但是,这个党,它自己有没有罪?它不认罪。反对毛泽东且发出“毛泽东下台”呐喊的王佩英,不仅仅是为刘少奇打抱不平,也不仅仅是关心中共的生死存亡,她关心的是民众何以疯狂至此,国家何以苦难如斯。她受过基督教的熏陶,也曾那么坚定地为中共地下党卖力,还加入了共产党。一边是虔诚与赎罪的良心,一边是曾经寄予厚望的政党,但是,五七反右,三年饥荒,而后是整刘少奇,搞阶级斗争,不顾民众生死,多少人如蚂蚁般死去,尸骨遍野,多少人如疯子般泯灭人性,丧尽天良,这罄竹难书的灾难和罪恶是谁带来的?

面对举国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红色浪潮,王佩英是公开喊出“打倒毛泽东”的极少数人,也是公开提出退党的极少数人。王佩英是中华烈士,是民族圣女,这没有任何争议,但若说她是“中共烈士”,便是对王佩英极大的侮辱。她是怎么死的?死就死在反抗暴政,而这个暴政在当时的推动者,就是这个党。她回归真理,要与中共划清界线,不愿与之为伍,不愿成为历史的罪人。网上有人说:“是宗教信仰害了王佩英。”换句话说,如果那时的王佩英能够跟着撒谎,做些让步,忍一忍,说不定这事情就过去了。就算看在7个孩子没有人抚养的份上,这个当母亲的人装一装、演一演,劫难也许不会降临在她头上。但是,她是一个有终极信仰和起码底线的人,良心未灭,宁死不屈。7年残酷迫害,她只掉过一次眼泪,那就是“革命者”们告诉她,以后再也不允许见孩子们的面了,这时她哭了。除此而外,不管把她打得有多惨,捆绑、饥饿、罚站、劳教、批斗、勒咽喉,直到死,她都没哭。这种为信念而生的坚定与勇气,超越了普遍的恐惧与苟合,永照千秋。

从1970年1月27日王佩英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公审并杀害(年仅55岁),直到2010年,长达40个春秋,王佩英一直被公众遗忘,她的6子1女也隐忍整整40年!

以制作影片的方式隆重纪念母亲王佩英这件事,是北京家电市场的龙头老大,公司董事长,王佩英的第三个儿子张大中一手策划的。当初平反王佩英时,她的子女们每人拿到1000元抚恤金。张大中就是凭借这笔1000元的抚恤金开始创业,终至今天富甲一方,名动京城。这既让人欣慰,又不免辛酸。那是一条人命的钱啊!人民币上流着血,隐约看得见手铐的恐怖闪光,以及把人活活勒死时连喊都喊不出来的痛苦呻吟。

寻访王佩英的过程极其艰难,许多受访人至今恐惧,也有许多人至今惭愧,回避镜头。寻访前,王佩英的子女们曾试图搞清楚母亲为什么会落到如此下场。许多细节是在寻访后才知晓的。他们想不到母亲竟死得这么惨,凶手下手竟如此狠毒。当年懵懂不知的他们,如今回想起来,心如刀割,肝肠寸断。往事,真的并不如烟,当那些鲜血仿佛从眼前再流一次,就像自己也被狠狠地捅了一刀,剧痛难忍,唯有仰望苍天,嚎啕大哭。

在王佩英就义40周年纪念会上,黄炎培的儿子上台发言。他重新回顾父亲与毛泽东1945年在延安窑洞所讲周期律的问题,原来黄炎培当年的警告确实是警告对了,共产党还是没有跳出这个周期律,民主的道路没有走成,反而走向世界罕见的专制独裁。其独裁之恶劣,尤其在文革运动中登峰造极,把黄炎培的家庭打击得够惨。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也参加了王佩英纪念会。她与张大中并排肃立,一起向王佩英的画像鞠躬。

文革悲剧看似远去,其实至今仍在发生。其中之差异,无非是反革命变成了颠覆罪。多少据称是危害国家安全的政治犯、良心犯、信仰犯,至今尚在监狱忍受黑暗;多少持不同政见者处境悲哀,惶惶度日,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王佩英的事迹将以几何级地扩散速度,迅速散播民间,直至被政府高层所知。张大中可以长长地吐一口气,他已尽了他最大的孝心。他的妹妹张可心,文革时还很小,对母亲的许多印象都很朦胧,从小过得很可怜,穿得破破烂烂,大冬天连双保暖的鞋都没有,光着脚摇摇摆摆地走着,总想从街坊邻居那里知道母亲究竟去了哪里。如今,她什么都知道了,撕心裂肺地哭,站都站不稳。她一遍又一遍地嚎啕:“我当时还太小,许多事都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这眼泪,有着再也无法改变历史的深深自责。

这眼泪,只要撕心裂肺地哭过一次,人就真的“立”起来了,再也倒不下去。而这,便是纪念王佩英最大的意义,即抢救民族的精神,恢复人间正气,将罪恶铭记于心,让悲剧不再重演。即使悲剧正在重演,中国人也应如当年的王佩英一般,勇敢地站出来,向倒行逆施者发出基于真理与正义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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