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五类忆旧连载(二)
学俄语的林芳 作者 金梅
林芳1936年生于重庆。父亲是国民党军人，先抗日，后内战，从未回过家。1948年随部队去了台湾，从此再无音讯。林芳自出生以来，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
林母是一个很普通的女人，为人贤惠，勤奋能干，以拾废品、帮人带小孩、当保姆来维持生计，并送林芳上学读书。在最困难的时候，母亲宁可自己忍饥挨饿，也决不让林芳辍学。林芳知道母亲辛苦，自己读书不易，因此学习十分勤奋，从小学到高中成绩都十分优异。高中毕业后，林芳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外语学院专修俄语。
在大学里，林芳仍和过去一样勤奋学习，成绩优异，受到同学的钦佩和老师们的青睐。再加上她人长得也漂亮，很多同学甚至个别老师都对她产生爱慕之情。虽然正当豆蔻年华，但她克制自己，拒绝诱惑，始终以学习为重，把爱情婚姻深深埋在心底。
1962年大学毕业那一年，林芳的一位高中同班同学小张，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高中时期，他们二人的成绩都很好，经常在一起切磋，彼此提携，相处甚好。小张又是班长，品学兼优，加上出身好，社会关系好，没到高中毕业就被防空部队招去，加入空军，并晋升为军官。小张回重庆探亲时得知林芳在北京读书，便专程前来看望。几年不见，二人更加亲昵。此后时有书信往来，由友情发展成为恋情。
小张是一名军人，恋爱婚姻必须得到上级允许。小张把同林芳的恋爱关系向首长做了汇报，并要求允准登记结婚。军方经过对女方家庭的政审调查，发现女方的父亲是反动军官，母亲是反动家属，女方本人是当然的黑五类子女。小张的结婚申请被拒绝，并受到严厉批评。小张十分痛苦，写信向林芳表示，打算离开部队，宁可不做官，回家当老百姓种地，也要娶她为妻。
小张的痛苦又何尝不是林芳的痛苦！经过一段痛苦的思考，林芳决定放弃这段情感。自己是黑五类，不能把小张也拉进黑五类。为了小张的前途，林芳含泪写了一封绝交信：“小张，这是我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我不愿看到你也成为黑五类。为了你的事业、你的前途、你的幸福，我不能拖累你。请原谅我，从今以后，我们就永远分手了，希望你永远把我忘记，就好像世界上从来没有我。假如人生真有来生，就让我们来生再做伴侣吧，请永远忘记我……”
毕业后，林芳悄然离开学校，孤身一人到黑龙江省最北边和苏联接壤的一个小县城工作。她先在这个县卫生局当统计员，后又被分配到一个医院搞药剂。林芳既聪慧又勤奋好学，并且虚心求教，很快精通了业务，常常得到同事们的夸奖。
正当一切都还顺利的时候，不幸的事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了。先是中苏关系恶化，祸及林芳。林芳会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又恰好在中苏边境的县城工作，故在内部开展全面政治审查时，她被认定是特务嫌疑。原来的工作被停止，留在单位边劳动边交待问题。白天打扫卫生、倒痰盂、洗尿盆、冲厕所，晚上写检查交待问题。在得知她的黑五类身份之后，对她的管制更加严厉，日夜都有人监视。林芳有一个远方表哥，参加朝鲜战争回国后转业到北大荒。因为相距不太远，二人见过几次面。因而在批斗时，除了强加她是特务、黑五类之外，还侮辱她在外勾引男人，乱搞两性关系。
面对无情的批斗、毒打和羞辱，林芳绝望至极，曾一度想自杀，离开这个残酷无情的人世。几个平时和她要好的同事背地里劝慰她，生活上暗中帮助她。这些善良人的关爱给了林芳顽强活下来的勇气。
1966年文革开始，黑五类子女林芳的处境比以前更加险恶。她日夜被揪斗，遭毒打，渐渐变得枯瘦如柴，未老先衰。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林芳母女又被赶出县城，到乡下劳动改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农村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农民很纯朴善良，不会苛待这孤女寡母。一位老乡把自己的草房腾出了一间，让她们母女安身，大家生活在一起，亲如一家。林芳到了这里，像是获得解救一样，没有了批斗毒打，没有了那没完没了的交待反省。林芳虽是大学毕业，但并不孤傲，什么脏活重活都抢着干。乡亲们都很喜欢她，尽量照顾她，不安排她干重活。她能干多少就干多少，没有半点强迫。
同一个村里还有另外一些被下放劳改的“牛鬼蛇神”，其中一个是林业局的干部，原在部队当游泳教练。此人出生于上海，资本家家庭，属于黑五类，又是知识份子臭老九，已经40出头了，还是单身汉。那时林芳也37岁了，于是一些好心人开始撮合。这对在接连不断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失去了青春的黑五类老男大女，如今终于成为眷属，在那里成家落户。一年后，他们又添了一个小女儿。加上林芳的母亲，一家四口，日子过得倒也不错。
文革结束后，平反落实政策，他们都回了各自的原单位。1982年，林芳的丈夫在上海一所中学谋到一个教师的职位，林芳也随丈夫来到上海，开始了新的生活。
补白：教我们语文课的孙秀山老师被打成右派，起于一张大字报。据说有一次吃饭时，老师们正夸赞苏联菠菜如何如何好吃，孙老师却在那里自言自语：“苏联的屁也是香的，果真好吃吗？和我们的灰菜差不多！”结果被人说成是攻击苏联老大哥，大字报贴到教室外的山墙上。我看过后，随口说：“就是和灰菜长得一模一样嘛！未必好吃。”学校菜园里种着这种菜，从外形看酷似野生的灰菜，长得有半人高，人们说是苏联菠菜。味道究竟如何，我也没吃过，只是推断而已。我从小就不喜欢吃灰菜。结果，有积极分子把我随口一说的话汇报给团支部。团支部请示校团委，组织开了一个小型批判会，硬说我有同情右派的言论，要我做检讨。我不肯，最后不了了之。 吕维
重重罪 作者 季晔峰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时就有了罪。
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圣经•诗篇》
我祖父是苏北淮安的一个大地主，拥有一座在当地很有名气的大宅子。土改时，地被分了，房被拆了，一家人来到上海，在虹口区四川路建了一幢三层或四层的楼房。
我的生母1950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我的生父17岁从上海随大军南下，在厦门市计划委员会任秘书助理。1958年，父亲被打成右派（时年26岁），遣回原籍监督劳动，妻子与他离婚。我的生父和生母不是夫妻关系，是叔嫂关系。我生母的丈夫是我的伯父。伯父1947年南开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国民政府的税务部门任职。1958年大年三十，因其南开同学中有两个在台湾国民党军队中服役，他们班留在大陆的25个同学悉数被捕，判刑20年。当时他们已生了4个孩子。为了活下去，夫妇离了婚，并将孩子改随母姓（吴）。就在父亲被遣回原籍监督劳动，伯父被判20年徒刑杳无音信期间，叔嫂二人同遭沦落，相怜相惜，于是有了我。
我大概是1964年被生于上海，但迄今为止我不确知我的生日具体是哪一月的哪一天。当时偌大的上海容不下我这个苦命的婴孩，约一岁半时我被送回淮安祖籍。这个被当时的主流社会完全抛弃，在社会最底层勉强挣扎活命的家族，为了让这个男婴活下去，并抱着将来有朝一日能给这个家族带来重新出人头地机会的愿望，把我送给县城一个最显赫的家庭去“压子”（养父当时刚结婚不久）。
一个根本无力主宰自已人生命运的男婴，承载着这个身处社会底层却仍然渴望重返主流社会的家族的希望，像以色列的先知摩西一样，开始了在“埃及长老”家的养子生涯。
我养父的舅舅名叫李仲英，时任中共江苏淮安县委书记。他为人正直，反对浮夸，很受当地人敬重，后来升至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小时我听他讲过故事，还与他下过象棋，并且赢了他。
养父的家在淮安市楚州区复兴乡季庄四队，与原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季剑虹的家同在一个村子。他们也是同一个辈份，相距不过七八户人家。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家人吵架。这是一个信奉阶级斗争哲学的家庭，一切都以物质利益的多少为标准，每年春节都会因送年礼的事大吵大闹一场。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十年之久。后来为了躲避这种争吵，也由于无法忍受一直弥漫在这个家庭里许多年的那种虚伪和压抑的氛围，我选择了逃避。宁愿自己到外面租房子，也不愿意和他们住在一起、和他们一起过年。
我虽然是一个男孩，又是家里的老大，可我的地位犹如一个童养媳。我至今不会用汉语拚音，而我的养母当年正是公社里教汉语拼音的示范老师。每当她带着亲生儿女去教学时，我就被留在家中看门、做家务。小时候我爱画画。有一次我画的一幅画在公社里得了奖，我的养母却把我的名字换成她儿子的名字。从记事起，家里总有做不完的活。直至我后来当兵退伍回乡，我的养母还要我为她洗她那肮脏的内裤。那时农村里流行一种喝生鸡蛋长身体的说法，我也曾从鸡窝里拿起刚下的鸡蛋喝过。有一次，养母叫我从鸡窝里检来鸡蛋，敲开一个小口子，递到她亲生儿子手里，却不允许我再喝家里的鸡蛋。我站在一旁，默默看着她儿子当着我的面把一个鸡蛋喝下。从此我再没有喝过一个生鸡蛋。多少年后，我曾以近乎扭曲的心态，几乎天天晚上要给自已炒一碗蛋炒饭。
我的小学是在季庄读完的。那时我经常参加学校文艺宣传队活动，每次上台演出都是借别人的红领巾。戏演完了，又把红领巾还给别人。小学毕业时，成绩不如我的孩子都有了一条属于自已的红领巾，惟独我没有。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是为什么，只是感觉到那种因被群体排斥而产生的孤独感笼罩着我。
1976年是当代中国历史开始发生根本性转折的一年。在离家十几里外另一个公社工作的养父，在这一年突然得到升迁，从共青团书记升为公社副主任。我随养母一家从季庄搬到这个公社大院里居住，从纯农业户口变成“定销”户口，即和城郊莱农的户口性质差不多的一种户口。
这年的元旦后，在上学的路上我听到了周恩来的死讯。不久是朱德的。9月份的一个下午，在公社大院一条石子路旁，一个瘦高个子的公社干部对我说毛死了，并且还流了泪。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没有一点痛苦的感觉。几天后全公社在电影院举行追悼会，开始时我与公社另一位副主任家年龄差不多大的儿子扎着武装带，各持一杆半自动步枪，在电影院入场处的两边站立。可是奇怪的是，很快我就被替换掉了，而那个副主任的儿子仍然持枪站在那里。我不明白为什么。
在这个公社大院大约只住了两个多月，我的养父又得到一次升迁，到与涟水县相交界的一个公社任副书记。于是我们又一次搬家。天冷的时候，养父的舅舅李仲英在南京医院病故，骨灰盒送回淮安，县里为他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追悼会。这一年，淮安县城与全国其他县城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先后召开了四次大型群众追悼会。
两年后的1978年，官方开始了“拔乱反正”。右派平反，我的生父也重新恢复了厦门市的工作，带着他后来又结婚成立的家庭去了那里。右派们重新粉墨登场，进入中国政治权力中心。“伤痕文学”出现于文坛，右派一时成为文学作品中的主角。
这几年，中国的政治生活在悄然发生变化。公社更名为乡时，我的记忆就是公社大院的门口重新换了一副招牌。我的养父再一次得到升迁，转任淮安县席桥乡党委书记。多少年后我才知道，这个乡正是我的祖籍所在地，乡政府大院与我的祖宅仅相距几百米！我养父在这里做了8年乡党委书记，而我一点也不知道脚下的这块土地与我有着怎样浓厚的血脉关连！那时我原以为只不过是我人生的又一个驿站而已！也根本想不到这8年在的我人生中是一段多么重要的时光！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影响我一生的事——我的生父衣锦归乡。搬到这个乡政府后不久，我就陆续听到关于他的一些传说和他所经历的一些苦难。当然，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我的生父。此次回乡，他带着司机开着一辆皇冠车回到封闭落后的苏北农村，而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他在那个悲惨年代里出于无奈忍痛送出去的儿子——接走。然而这一切我当时却浑然不知。我与很多看热闹的人一样，围在他的皇冠车前。突然，人群一下子散开，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从乡政府办公室里快步走出，径直走到我身边，向我伸出双手，我也很自然地向他伸出双手。一个右派，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人，一个我心目中的英雄，一个我所景仰的人，一个文学作品中常写的主角，刹那间变成一个具体实在的人，有血有肉地走到我的面前！这一切就象梦境。他把我的双手紧紧抓在他温暖的手掌里，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兴奋与激动！没有人为我们俩做介绍，而他却似乎早就知道我是谁！我们俩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然而，这很可能是我们父子俩一生中惟一的一次握手！！！
记不清双手是怎么松开的。我带着一种幸福的颠颤，自豪地对乡党委秘书张某说我刚才和某某某握了个手。没想到，我却遭到他一顿莫名其妙的训斥。他说他不过是一个臭右派，有什么好神气的！有什么好自豪的！我不知道这位张秘书现在何处，也不知道当年他那般理直气壮、铿锵有力的教训我是出于什么原因。我心里默默地告诫自己：我不会与这个右派有什么瓜葛，但我一定要做一个像他这般荣耀的人！
记得当时我的养父曾以一种很随意的口吻问我是否愿意跟这个人走。可是他并没有告诉我我与和这个人是一种什么关系，我怎么可以不明不白跟一个陌生人走呢？真是问得莫名其妙！到80年代中期，我养父母一家的户口全部都转为城市户口了，我的户口却直到今天仍落在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淮城镇环城村九组。户口本上没有父母，户主和家庭成员只有我一个人。
那个右派走了，没有想到，我们这一别到再相见，竟然整整相隔了23年之久！
1982年有两个军区（北京和上海）来淮安征兵，分到席桥乡来接兵的是上海军区的部队。我至今不明白当年入伍去上海究竟是天意还是有人从中作为。
当满载新兵的轮船停靠到上海十六铺码头时，我和第一次出远门的其他新兵一样，对这个陌生的城市充满好奇心。惟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对漂白粉味儿很大的自来水一点也不反感，而有些新兵第一次喝时差点吐了出来。还记得我第一次经过外滩福州路时，面对一幢旧式楼房，一种非常强烈地似曾相识感清晰地冲击着我的心……
我很快厌倦了军队生活，大量时间花在阅读文学作品上。在一次文学讲习班里，我结识了爱写诗的上海人盛国钧。盛家距我们的营房只有几分钟的路。那一年上海流行甲肝，盛国钧带我去看望他的一个刚刚病愈的朋友吴立寅。我原以为只是朋友间的普通来往，而实际上吴立寅就是我的同母大哥，也是我的堂兄（伯父的儿子）。这一切当时我被蒙在鼓里。从他们含糊其词、欲言又止的谈话中，我隐约感到某些事情与我有牵连，可又没有发现实实在在的破绽。但是自那时起，我开始怀疑自已的身世。
三年兵役期满，既然我不喜欢军队生活，只有退伍回江苏。但是在离开上海前夕，又一件奇事发生了。
我的养父来到部队，把我带到上海某电扇厂一位副厂长家。那时我只知道这位副厂长与在厦门市工作的那个席桥右派有亲戚关系。我清楚地记得，快进门时我的养父特意关照我说:“这家人因我以前曾帮助过他们，现在他们想把你留在上海。但是上海人瞧不起苏北人，你不要答应他们。”在那个年代，能有一个留在上海的机会，对于一个来自苏北的乡下人来说，纯粹是天上掉馅饼的事。进屋后，那个副厂长果然提出叫我留在上海。因有养父此前的“叮嘱”，我还是找了个借口婉拒了对方的好意。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位副厂长原来是我的三姐夫。当时屋里还有一个五六岁的男孩，是另一位姐姐的儿子，现在已经读研究生了。
过了两天，我养父又告诉我，席桥那个右派家里的另一位亲戚要见我，叫我退伍时把行李放在她家。她要我留在上海并住在她家，辅导我考大学。这一次我养父没有陪我去，至于行前养父“叮嘱”我见面时怎样称呼她，已经记不清。现在还能想起，在拥挤的四川路口那个破旧的电影院门外，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我与一位慈祥的中年女性相见。她站在路边等我，我走过去叫她一声“阿姨”。当时做梦也想不到，眼前这位上海阿姨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把我又领回了我的出生地——我的家！她带我楼上楼下看了一遍。当时中间的楼层还被外人住着。母亲住楼上，她说我的房间安排在一楼。中午，母亲按我的口味煮了一条我爱吃的鱼，那条鱼的香味我至今仍然不忘。两年多前，我请门头沟一位道士为我的身世卜卦，突然想起“我的母亲是谁”的问题，口中竟奇迹般涌起那条鱼的味道……
我的养父最终还是把我骗回了苏北。生母曾打算回故乡办高考补习班，让我到她的班上复习，再考大学，可是不知为什么乡政府没有同意。母亲把我留在上海的行李送回来的那天晚上，是我最后一次见她。如今20多年过去了，记忆中的母亲已变得模糊不清，听说她的头发从那时就渐渐全白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养父一次次阻挠我与生父母的相认，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绝不是因为爱我或舍不得我才这么做，更不是为我的前途考虑。我也不明白为什么生父母一次次听任我养父的这种阻挠成功。我相信这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不为我所知的至今仍存在的难以启齿的罪恶计划。早些年我隐约听到过一些有关我的“卖身契”的信息。虽然我至今没有亲见过这个契约，但我相信它一直存在着，并且至今仍然控制着我的命运。这是一张与魔鬼签订的契约！
2004年5月，我第一次与四叔家的一个堂弟——在北京工作的张霆见面。他说，似乎确有一份他们当年双方订立的如何处置我的协议。我完全被这个事实惊呆了！我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竟一直以一个奴仆的身份活着，至今仍然是一个活在21世纪的现代“农奴”！父亲，你这个曾经备受政治凌辱的人，为什么在许多年之后又与这些人同流为伍？你为什么要与魔鬼订约，卖掉自己的亲生儿子？难道权力与政治永远如此让你无可奈何吗？
2004年5月，我第一次去厦门市寻找生父。虽遭遇种种周折，仍未能见上一面。半年后再赴厦门，终于见到生父，却没有第二次握手。临别时我用指尖轻轻地拍了几下他的手背，那双当年曾经那般温暖的手，此时竟然变得如此畏缩、冰冷，我明显感到我手上的热量远远超出他的手温……
离开厦门，我决定去上海见一下母亲，让记忆中母亲的形象再变得真实、清晰一些！去之前我给母亲打了电话，母亲问：“你现在知道你的亲生父母是谁了吗？”我答道：“差不多吧！我要去上海出差，准备去看看你。”母亲说：“好吧，一天24小时，任何时候都可以！”可是等我人到了上海再给母亲打电话，她却推说住在女儿家，不方便见面，回避了我……
放下电话，一首撕心裂肺的歌声在耳边唱起，那是日本电影《人性的证明》的插曲《草帽歌》：“妈妈你可曾记得，你送给我那草帽，很久以前失落了。它飘向浓雾的山岙，耶哎妈妈那顶草帽，它在何方你可知道？它就像你的心儿，我再也得不到……忽然间狂风呼啸，夺去我的草帽耶哎，高高地卷走了草帽啊，飘向那天外云霄……妈妈只有那草帽，是我珍爱的无价之宝，就像是你给我的生命，失去了找不到……”
最后一次与母亲通话是在2005年的母亲节。拔通电话后，母亲在电话那头问：“你是谁？”我捂着电话没吱一声，直到她把电话挂断——我只想再一次听听母亲的声音！（写于2007年）
革委主任贾作仁 作者 老村夫
贾作仁是造反派看中的三结合的领导干部，革委会里所有的造反派都听他指挥。群众专政一开始，贾作仁就让赵士杰当群众专政的头头，把地、富、反、坏、右、叛、特、走（资派）分子都关了起来。对于那些不肯老实改造的各类分子，可以当场打死。一夜之间，全公社有十四个大队的专政队各打死一名四类分子。在县武装部主持召开群众专政现场会议那天，贾作仁还把所谓的牛鬼蛇神和牛放在一起，在稀牛粪和污泥里浸泡长达一天，并在现场会上作了经验介绍。
被牛粪污泥浸泡的四类分子，很多人得了皮肤病。一名知青对这种不人道的做法十分气愤，说了几句不满的话，结果被群众专政队打折一条腿，落得终身残疾。专政队动用的刑具千奇百怪，挂在房梁上悠，针刺手指，钉子钉太阳穴，打板子，打嘴巴，是最常见的。一名女知识青年觉得群众专政做得太过分，说他们好像法西斯，便被定为现形反革命，多次遭到毒打。群众专政的头头赵士杰和贾作仁还对这名女知青进行长期强奸。
群众专政结束之后，这名女知青投书县革委会，举报赵士杰和贾作仁的兽行，而后服安眠药自杀。
举报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她十六岁那年到农村插队落户，因为不会干农活，时常想家，在劳动中说过城市孩子不应该下乡的话。群众专政一开始，她认为群众专政的做法太残酷，更不应该把四类分子和牛放在一起看管，四类分子是人不是牛。当年法西斯也不这么做，真比法西斯还坏。不经过公安和法院同意，就往死里整人，真是无法无天。群众专政负责人就说她是对抗最高指示，反对文化大革命，把她抓去毒打。她的很多头发被抓掉，脸被打得又红又肿，眼睛也肿成一条缝，被关进公社的一个仓库里。窗户很小，四周上着铁栏护。他们不给她铺盖，地上连草都没有，让她在水泥地上睡觉。她受不了，就边哭边喊。看管她的民兵给他弄了几捆稻草，一床旧被，就这样被囚禁在仓库里。
过了两天，原来看管她的人不见了，由公社专政指挥部的赵士杰看管。赵士杰假装关心她，给她送水送饭。一天晚上，赵士杰和她说，只要她和他好，就可以不批斗她。那天晚上，赵士杰像野兽一样强奸了她。从此她不再挨打了，可赵士杰经常来强奸她。她远离父母，受不了这样凌辱，不打算活了。可又觉得这样不明不白死了，让作恶多端的赵士杰逍遥法外，她个人的冤屈将永远石沉大海。她要活下来，要控告群众专政对她的迫害，还自己一个公道。
赵士杰的兽行实在让她忍无可忍，她就把情况回报给了贾作仁。贾告诉她，不许和任何人讲，这是关系个人荣誉的大事。当天贾作仁就把赵士杰调走了，再不许任何人接触这名女青年，由他本人直接监管。贾作仁告诉她，这个案子没结案之前，不能和别人讲，她要暂时在这里继续接受审查。贾作仁给他弄来两条带靠背的长椅子，合在一起给她当床。没想到贾作仁也是一个没有人性的畜牲，一天夜里他打开屋门，扒光她的衣服，按在椅子上把她强奸了。
从此以后，只要公社干部下乡，贾作仁就趁机对她进行奸污。有时一天两次，把她折腾得连坐的力气也没有了。这样受折磨的日子过了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的痛苦日子里，她记下两个畜生对他施暴的日期。屋子里没有笔没有纸，她就检一根树棍，把每次施暴的日期都划在墙上。凡是墙上划有叉号，下边写上日期的，就是赵士杰对他施暴的时间。凡在墙上划V符号的就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贾作仁对她施暴的记号，每个记号下边都记录了日期。一个V符号下记着两个时间，这就是贾作仁一天两次对她暴。
贾作仁、赵士杰的胡作非为使这名女知识青年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折磨和摧残，肉体上遭受践踏和蹂躏，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多次想自杀。
根据这名女知青提供的举报线索，人们发现公社那间关押女知青的仓库墙上确有叉号和V符号。比如叉号下边有7，3，8，30，就意味着是七月三日八点半。
贾作仁夺权之后，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他觉得自己出身好，历史好，工作有水平，是三结合的工农干部，造反派也相信他拥护他，因而变得有恃无恐。贾作仁奸污女知青的消息传出，真有点石破天惊出人意外。经公安局对赵士杰和贾作仁突击审查，二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贾作仁脸色铁青，往日的骄横没有了，低着头走进了警车。
补白：我六十年代出生在一个早已破败的地主家庭。六岁时母亲牵着我的手去村里的小学校报名上学，那时报名上学的条件是能数一百个数，能完整写出毛主席万岁五个字。一百个数倒是背下来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字却没能完整写下来。被学校拒绝了。我是开学半年后入学的。入学要带户口本，同学们相互传看着各自家庭的户口本，主要是看户口上的家庭成分。家庭成分是贫农、雇农的同学格外骄傲自豪，是中农的也挺胸昂头。我们几个地主、富农的狗崽子就惨了，先是犹犹豫豫不肯拿出户口本，而后就直接被同学抢了去。自然我们的狗崽子身份也就暴露无疑了。
暴露了家庭成分后我们几个地富后代总是受贫下中农后代的欺负，老师也坚决站在了他们一边。日子很难熬，地主富农的后代们陆续转学走了，最后只剩下我一个被革命的对象。读小学时我的书包经常被同学们扔出去很远，每次我都等同学们走远了再偷偷捡回散落一地的书。记得下雨天家里的玻璃窗上时常被同学摔上稀泥，有时家门口还被挖几个陷坑。我实在无法忍受地主成分给我带来的种种屈辱，在一次学校要学生带户口去上学时，我悄悄把户口上的“地主”成分改成了“工人”。此举给父亲带来了巨大麻烦，先被派出所抓去关了起来反省，后来经常被批斗。在阶级斗争还十分严峻的年代里，改成分成了父亲的一大罪状。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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