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来华出席第三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的日本外务大臣冈田克也。
【看中国特约记者李元翰综合报导】8月29号，温家宝总理与出席中日经济高层对话的日本外相冈田克也等6名内阁大臣会谈时，要求日本企业的中国工厂为中国工人加薪。这是今年春天罢工潮以来，北京高层首次就外企劳资纠纷表态。外界舆论指出，温家宝的话同时还有安抚工人不满、维护社会稳定的意思。
在8月28号召开的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中，日本外相冈田要求中国改善外资在华商业环境。
温家宝29号回应说，中国各地频繁发生的日企工厂罢工潮，存在工人月薪相对低下的背景，希望日方能够配合解决问题。
《华尔街日报》报导说：温家宝向日本企业提出增加工人工资的警告，部分是向中国国内听众传达的具有政治动机的信息，听众中包括数百万普通工人，他们为中国庞大的制造业辛苦工作，但目前越来越焦躁不安。
今年以来，中国多个地区要求加薪的罢工潮一波接一波，主要集中在日资企业，包括本田和丰田汽车等。特别是深圳台资富士康连续十几起自杀事件，令海内外震惊。
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余英时对自由亚洲电台说：「这个自杀事件可以说是工人的生活太苦、太单调，是只有中国艰苦奋斗的老百姓才能忍受这样的痛苦、而赚的钱又非常有限。所以这个罢工种种都是逼出来的。」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显示，近四分之一的职工5年间没有增加工资，四分之三的职工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去年有14.4%的职工被拖欠工资，约60%的职工超时劳动。去年1到9月份发生劳资纠纷案约52万件，1月份就引发群体事件1150起，涉及职工14万人。
香港《劳工通讯》以广东东莞为例指出，当地主要电子厂商提供的基本工资仅略高于每月770元人民币的最低工资标准。工人一天工作11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并不少见。
曾经在日本居住过的纽约州立大学教授谢选骏说，港台企业中国劳工的工资待遇，比日资企业还要差。「做代工的这么一种处境使得中国劳工的地位多受了一重剥削，所以中国劳工的工资就特别低。」
谢选骏教授还指出：中国的企业很多是日本企业的下端代工企业，「所以中国虽然对美国的贸易是顺差，但是对日本的贸易长期是逆差。中国从日本進口的东西大部分并不是消费品，而是生产资料。」
全球第二大电子产品代工企业伟创力国际电子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迈克‧麦克纳马拉对彭博社说，中国不断上涨的工资使它在逐渐丧失成本优势。
不过，全球市场研究机构普兰基特研究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克‧普兰基特认为：中国的制造业优势并非只表现在劳动力成本方面，还有基础设施、教育科研和工程方面的优势，这是那些工资低廉的国家无可比拟的。
新兴市场研究机构里德尔研究集团总裁大卫‧里德尔指出：中国制造业正在向劳动力仍较低廉的内陆西部地区转移。
前中国经济体改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程晓农博士说：「中国天天在喊内需不足，主要原因就是劳工阶层收入过低。转移到内地并不意味着产业升级了，相反它只不过是落后产业和残酷的剥削搬了家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制度环境是不利于产业升级的。」
北京政府希望通过提高工资水平，藉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转为消费拉动型。温家宝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要求全面改善农民工待遇。
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早已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认为，温家宝要求在华日企为工人加薪，主要出发点是维护社会稳定。外企是比较容易突破的，内资的企业反倒不好弄，涉及到地方政府和部门的利益。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收入分配改革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敢于触动利益集团，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整体格局。
《中国事务》主编伍凡对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说：「世界银行最近做个统计，中国1%的家庭，那就是太子党、高官、富豪，1%那就是1500万的家庭的人口，他们所掌握的中国41.4%的财富，而真正分到中国老百姓的手上的钱，少得可怜。」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指出：如果不能推進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不能从制度上解决导致腐败和灰色收入大量产生的问题，而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调整工资这类问题上，就难以触及收入分配问题的核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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