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配图）
中国总理胡锦涛经常谈到创新的重要，也极力主张中国需要从劳力密集的制造业转型到以发明创新为主的知识经济，才能维持竞争力与经济的持续成长。但是近来一连串考试作弊、假学历、论文代笔与剽窃等事件的曝光，已经使得中国学术界的整体可信度受到外界强烈怀疑，不仅影响中国科学的发展，也使得创新沦为口号与笑柄。
以假乱真 好人受累
据《经济学人》七月二十二日报导：中国要创新是很难的一件事，主要原因并不只是该国学术界普遍存在不当行为的问题。很多中、西方学者均表示，中国人的欺骗行为相当普遍，从假资料、谎报学历、考试作弊到大量的抄袭都有。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包括同侪之间缺乏监督机制、具误导作用的诱因，以及学术行为很少被检讨等，都导致这些作假行为更加普及。
中国学术界这种不当行为可能隐含重大的意涵。美国宾州州立大学（Penn State University）的赛门（Denis Fred Simon）博士认为，越来越多的作假证据使中国科研的整体可信度受到质疑，连带对中国产品的安全性以及来自中国的讯息的正确度，也产生负面的看法。
今年稍早，英国《柳叶刀》（Lancet）医学期刊在发现七十篇由中国科学家发表的论文涉嫌造假后，已呼吁中共当局在科研的诚实性上以领导者的身份负起更多的责任。
这种作假情况对申请就读海外学校的中国学生而言，也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入学审查人员通常会怀疑考试成绩接近满分、同时获得教授强力推荐的学生，而这样的中国学生在申请者中有很多。这种状况很可能使得真正有资格被录取的学生遭到拒绝。
都是制度惹得祸？
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四月十二日报导，中共将科学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但代笔、抄袭或假著作在中国学术界十分猖獗，致使有些专家担心，中国的科学发展会受到阻碍。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表示：“学术诈欺、不当行为和违反道德，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事。这是个大问题。”
批评人士将此问题归咎于处罚过轻以及现行制度不善。在现行制度中，学术界的升迁与奖励是依据发表论文的数量，而非品质。
著作发表的压力也助长了代笔的热潮。武汉大学教授沈阳在一项研究报告中指出，去年，中国学术论文的支出费用大约十亿人民币，是二零零七年的五倍。
抄袭成风 价值扭曲
在黑龙江大学任教的以色列教授班卡南（Dan Ben-Canaan）就深受中国学者剽窃之苦。他曾把他写的一些材料提供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研究人员。没想到，他后来却收到这位学者寄的一本书，书里大部分是翻译和抄袭他所提供的材料，而且没有注明出处。
一名五十八岁的卢姓男子在柳州开了一家代笔公司。他自称聘用二、三十名从电脑科技到军务领域的专业研究生和教授，可透过网路提供代笔服务。他说，曾有同校同班的十名学生透过聊天软体请他代笔写论文。他认为：“帮人代笔写论文并没有什么不对，毕竟每个人都有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
甚至在出售研究论文的交易中，也有欺骗行为。沈阳的报告发现，在二零零七年的所有购入和售出的论文中，有超过百分之七十是抄袭的。
去年稍早，安徽农业大学副校长因涉嫌抄袭至少二十篇论文而遭撤职；去年六月，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被举报其博士论文至少有百分之四十是抄袭他人的；去年十二月，英国期刊《晶体学报．E卷》（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撤销七十篇来自江西井冈山大学的造假论文。
据中国媒体报导，一篇一九九七年的医学论文，在过去十年中一直被抄袭，至少有十六个机构的二十五人抄袭了这篇论文。
“有关当局不想当坏人”
美国奥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研究中国科学政策的学者舒特迈尔（Richard P. Suttmeier）表示，问题可追溯至八零及九零年代，当时中国致力于建立现代化的科学体系，但其研究的信度与评比方面仍处于十分薄弱的状态。为了要能够快速评量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中国就模仿西方的方式，开始致力于高品质研究论文的发表，但成效未尽如意。
今年三月，中国教育部公告由三十五名成员组成监督委员会并拟定指导方针，要求各大学严格把关。对此，饶毅仍持怀疑态度。他表示，政府愿意资助研究，但不愿监管。“有关当局不想当坏人。”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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