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的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

1966年10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几位部队政工干部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连夜乘专车从天津奔赴北京军区大院，第二天又马不停蹄赶到北京展览馆“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以下简称“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筹备处报到。
　　
“林办”指示
　　
据筹备组领导传达：林彪听到关于“红卫兵”抄家“辉煌战果”的汇报，感到非常满意，办好“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是按“林办”指示，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直接指导的一项重要工作。根据指示，展览会由“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包括各中学)、北京军区、公安部共同牵头，组织各院校红卫兵、解放军、公安部及北京市公安局、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200余名骨干参加筹备工作。
　　
在文革初始阶段，由首都红卫兵掀起的所谓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破四旧运动”立即风起云涌，席卷全国。举办这个展览会，就是要借展示所谓“红卫兵破四旧运动”，特别是抄家的“辉煌战果”，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引向深入。破除“四旧”首先是从道路、街道、店铺、城市设施易名开始的，继改名之后，这种“破四旧”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对人们的正常生活习惯也横加指责，对所谓不合“无产阶级口味”的发式、服饰、装饰等发起攻击。 “破四旧”发展到极致是“抄家”狂风的刮起和肆虐。
　　
所谓抄家“战果”确实十分惊人，无比“辉煌”：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6月至10月初，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挖出所谓的“阶级敌人”1．66万余人，破获“反革命”案犯1700余宗，从城区赶走的“牛鬼蛇神”达3900多万人。红卫兵在抄家过程中，还私自批斗、抓人。一些红卫兵甚至私设公堂，滥施酷刑，打人致死。
　　
头顶“内战”压力猜政治“谜语”
　　
举办如此大型政治性展览，是一项政策性极强、涉及面极其广泛的政治任务，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筹备工作。但是，按照“林办”指示和一些虽然担任展览会领导要职、却从未接触过展览业务的年轻人的想象，这个展览会似乎只要集中精力突击，拼上两三个月，凑齐材料，码放好展品，便可望在1967年元旦前后对外展出。但事实上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政治斗争条件下，要想筹办这样大型的、“高精尖”的展览会，其困难程度和潜在的政治风险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顶住愈来愈疯狂的“内战”压力，走出猜“政治谜语”的怪圈，随时掌握瞬息万变的斗争 “风向”，吃透和准确把握当时一天三变的所谓“中央精神”，使展览会不会偏离“大方向”，不致犯“政治路线错误”。
　　
但“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筹备工作内部人员常常争论不休，很多意见根本对立。分歧愈来愈大，迟迟没有进展，半年多仍弄不出个眉目来，无法向“上级”“交账”。一些红卫兵急躁情绪点火就着，便想撒撒气，毫不客气地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担任实际领导工作的北京军区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和公安部一位局长，立即组织群众批斗大会，坐起 “喷气式”，对他们横加指责，吼声震天动地。幸亏这些领导早就做好思想准备，并不感到意外。好在批斗会虽无限上纲，大吼大叫，其实他们心里也明白这里面也有他们自己的责任，而且谈不上什么原则路线问题，而下一步具体领导工作还得依靠这些领导，也就走走过场，草草收兵了。但参展红卫兵内部的你争我斗、大大小小、鸡争鸭吵的辩论会、批判会几乎一个接一个，一天也没消停过。
　　
一次，一位神情严肃的观众指着展板上集体照片中一个白发苍苍的人像怒气冲天地指责我们：“你们好大胆子，胆敢把刘少奇的照片展出!”幸亏我们事先“过完粗罗过细罗”，对包含上百人甚至几百人的集体照片都逐个反复审核，心平气和地告诉他，那张照片中的白发长者是刘宁一同志而不是刘少奇，才避免了一场重大“政治事件”。
　　
“耀眼”的历史缩影
　　
“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成了这一时期最为耀眼的历史缩影。
　　
这个几乎占据了北京展览馆全部展厅的大型展览会共分为4个展馆：第一馆，“红卫兵运动的蓬勃兴起”；第二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第三馆，“红卫兵抄家战果”；第四馆，“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
　　
展览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第三馆“红卫兵抄家战果”，那里展出了大量珍贵的抄家物品，如珠宝珍玩、古董文物、玉石翡翠，各式各样的钻石、宝石饰品以及其他奇珍异宝。我父亲在解放前曾从事过珠宝古董业，他3次来“红卫兵抄家战果馆”参观，曾不无感慨地说：可不得了!都是些货真价实的一流珠宝啊。有好多宝贝只听说过，没见到过实物，这回可算大开眼界了。其实，当时在这个馆里，可以说一般金银珠宝已经不足为奇了，不少展品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有的金银珠宝背后则隐藏着十分惊人的内幕和故事。
　　
抄家展品中，有4件一套宋代钧窑“洗子”，每只直径30公分左右，由外贸部派专人每天专车送展，当晚撤回。我假装外行说这几只破 “碗”连吃饭都不方便，干吗看得这么紧。负责看护寸步不离的一位长者惊得目瞪口呆，反问我，你猜猜这4件“钧窑”能值多少钱。我说撑死了也就两三千块吧。他把嘴一撇，指着洗子底部尚未完全消除的“东”字一角，神秘地说：我告诉你吧，这原本是清宫东宫的珍藏，是国家一级国宝，现在到香港市场至少能卖人民币 100万!能买88辆“解放牌”大卡车(多年后在香港拍出4000万港元的一串翡翠项链，在当时出口售价仅40万元)。
　　
宣武区“丞相胡同”原来住有6家“丞相”级的人物，他们在抄家中无一幸免。其中仅在抄出物品最多的一家“丞相府”中，“红卫兵”抄走的文物古董、明清家具等各类物品就装满17 辆解放牌卡车，仅古籍就足足装满3卡车。事后多年，当我和著名文物专家史树青提及此事时，他十分惋惜地说：这家人我知道，在京城，像这样一个能一直延续 600年而未遭破坏的大家庭，本身就是奇迹，它的每件历史遗物都有十分可贵的历史价值，可惜这个系统的家族史料遗存在文革中被破坏了，实在太可惜了，否则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许多重要历史资料和有价值的文物。
　　
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意外会面
　　
经过半年多艰苦奋战，到1967年春末夏初，筹备工作总算有了点模样。但展览中有些重大问题却久久争执不下，仍然难以定论。况且，这个触动文革政治神经的大型展览，毕竟触及到国内外特别是兄弟党之间方方面面的尖端问题，其中有些问题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是非同小可的大事情，要想公开展出，非要请“最高权威”过目并拍板定案不可。在红卫兵小将和其他领导同志一再请求下，突然传来一个惊天动地的特大“喜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将要集体接见“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的主要领导成员，帮助解答有关问题。
　　
那天下午，我们按要求提前吃过晚饭就在展览大厅整齐列队集合，耐心等待。晚上7点多钟，终于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等来了，只见陈伯达带队，江青、张春桥、康生、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一齐走进会客大厅。与此同时，闻名全国的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等一批首都红卫兵领军人物也一齐到达，等待接见。
　　
进入警卫森严的会客大厅后，我赶紧主动向江青提出有关展览中十分敏感的涉外问题：一是如何处理兄弟党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看法问题。据有关方面提供的 “内部消息”，当时在报纸宣传与我党关系亲密无间如越南等“同志加兄弟”国家的共产党，就对文革始终不公开表态。如果展览一点不反映，与报纸宣传反差太大，担心观众会引起疑问；其次是当时《参考消息》上刊登过一些照片，反映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荷兰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少数“红卫兵”，他们也手拿“小红书”，戴着与我们相同的红色臂章，有的还声称要“造反”。对这方面问题不知如何处理。江青虽然身居高位，但显然也不敢对此随意表态，只哼哼哈哈地吹了几句牛。
　　
“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展出了将近两年，于1969年初宣告结束，我是从始至终的参加者之一。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参加的一次极为特殊的展览会。从世界范围来说，也是极为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