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改隐瞒抹杀不了中共不抗日的历史(组图)

北平学生抗议美兵强奸沈崇暴行游行

上海工人举行反美示威游行

七月底，习近平在共党党史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重要的大意就是要实事求是的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揭示和宣传共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要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对于如此字字珠玉般珍贵的重要讲话，不等习近平说完，就被人一语道破，讲话的目的那就是只准对共党歌功颂德，不准实事求是。换句话说就是对人的排泄物必须说成是香花，而不能说成是排泄物。与会者们包括胡锦涛、李长春、贺国强在内都是受益匪浅，如同打了一针吗啡，立时感到伟大光荣的不得了了。

共党的事情从来是和实事求是这四个字不沾边的，也绝对不能沾边。毛泽东曾经说，世界上的事情就怕认真二字，这话是太对了，尤其共党自始至终确实害怕认真二字，共党的事情认不得真，谁认真谁倒霉，由着共党怎么说怎么是。老百姓们信不信先放在一边，但是一定要装出一副如梦初醒被点化大悟了的神情，如果可能的话再加上点热泪盈眶，甚至喊两嗓子万岁，于是就朝野和谐的进入盛世了。

且不说实事求是，让我们稍微客观一点的说，共党们是哪路的鬼神，中国人又何曾是阿斗和群盲，共党的嘴脸是一天多变，老百姓们在无穷无尽的倒霉、上当、受害以后，也早就明白共党是群什么东西了。

固然说，历史不能假设，但是早有体制外的党史研究者们说过，二战期间，中国是幸亏有国民政府坚决抗战，并且胜利了，假如抗战失败，日本人占领了中国，实行以华治华，那么组织起这个汉奸政府的就一定是共党。

搞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们，至今仍在追踪着一些个蛛丝马迹不放，在研究着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的真相。因为早就有迹象表明七月七号，向永定河北岸开枪的挑起事变的是共党的人干的；另一种说法是共党的人穿上了十九路军的军服，向河对岸日本人的军营开枪。

以共党当时濒于彻底灭亡的时刻，立即挑起全面的战争是共党自救苟延的唯一办法。全民投入了抗战，可是南泥湾并不是到处是庄稼到处是牛羊，反而是烧制起了大烟土，共党们干起了走私贩毒的勾当，这个就是实事求是的说法，换成歌功颂德似的说法那也只能是说共党贩卖福寿膏。

让我们再设一个假设，假如共党不在窑洞里边烧大烟，而是制作枪炮的话，史学家们也有充分的证据去推断，共党们要打的绝不是日本人而是抗战的国军，其中的一个证据，那就是共党向国民政府输诚以后，一部分残馀的武装被国民政府收编为新四军，并且调到江南一带去抗战，但是这帮被收编为国军的共党匪类们不但不抗战，反而专门袭击偷袭抗战的国军部队。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大公报》报导，军委会通令，据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于本月四日袭击第四十师，乃为紧急处置将该军解散、编遣，军长叶挺就擒，交军法审判，副军长项英在逃，严令通缉。

共党的党史是说国共第二次合作一块抗战，但是现有的所有的史料都证实的是国共从来就没有合作过。第一次所谓的合作，那是孙中山先生的容共的说法，而绝非是联共更没有合作之说。抗战伊始是共党向国民政府输诚，输诚就是投降，改邪归正的意思，并且还向国民政府作了四项保证，然后才被国民政府宽恕收编，这才是历史的真相，共党是肯定不爱听。十四年抗战，美国是出钱出兵又装备了三十七个师的国军帮助中国人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共党却是一方面抹黑国民政府从来不抗日，一方面又抹煞美国的无私帮助。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的晚上，共党派出地下党员北大女学生沈崇勾引美国士兵，在北平跑马场野合，事先埋伏在那里的地下党们当场捉奸，制造了一场尽人皆知的美国兵强奸中国女学生的案子，从而在全国激发了强烈的反美情绪。在党内沈崇女士的功劳不小，可是这段党史又该怎么写呢？

共党大肆宣传的是苏联红军帮助中国人民抗战，可是苏联红军进入东三省的时间，那是一九四五年的八月，最后被迫撤离中国的时间是一九四六年的一月，仅仅五个月的时间，没有见到过苏军对日战斗的战报，可是东三省的中国女人们却被苏军强奸了不少，人民的财产也被抢走了不少。

共党当时有几十万准备打内战、篡夺政权的军队正好在东北，翻遍了所有的史料，也找不到党军们制止谴责苏联红军强奸中国女人的文件、声明、或者是抗议。我总是认为，该做的事情不去做，往轻处说那是渎职，往严重上说那就是犯罪。男人保护女人，军队保护人民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却装看不见，这不是犯罪又是什么呢？

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是可以令中国人自豪的话，那就是我们有记录的完整的三千多年的历史的档案，历朝历代、大事小情、来龙去脉，我们都有记载都有史料可查，不仅国家档案如此，各省、州、府、县也都有完整的地方志。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朝的地方志中，就已经记载着有每七十六年才出现一次的哈雷彗星的记录，负责记录下这一切的就是史官，这个职务通常是子承父业，代代世袭。

做史官的人不仅要学识极其渊博更要忠实于事实，宁可杀身成仁也绝不会迫于权势篡改史实。例如，指鹿为马这个成语是家喻户晓，当初干出了指鹿为马的那位王者，可以说是极权霸道至极，如果不是当时的史官忠于职守，鼎笔直书的话，今天我们就不会有这个成语。

历代的皇帝也极少有像共党这样无法无天的，历代的皇帝除了敬天地畏大人之外，皇帝们还多少有些怕史官，一句出格的话，一件出格的事被史官们记录下来，那是要留存百年千年，而被后人指指划划的污点。任何人都关心自己的身后名，没有人愿意死后被人家扒了坟去鞭尸，唯有共党除外。

尽管史官们尽职尽责，但是中国人还是担心他们在记录的史料当中，难免有不实之处，或者是当局者迷的谬误，所以为了历史的客观、公正和可信，中国人从来都是本朝代修编上一个朝代的历史，而本朝代的史官只记录本朝代的史料，而本朝代的历史那是要由下一个朝代的史官们去修编的。这样记录下来的历史，就是既可观又公正，真正达到实事求是的目的。

看来时日不多的共党们也关心起自己的身后名了，胡锦涛、习近平们是死期将至，还要挣扎着编造出一本共党如何伟光正的历史来，但是后人是不会把共党写下自己的史编入中国通史的。共党的历史那是要由下一个朝代修编的，然后才能进入中国通史，那就是千秋万代的永久记载了。

毛泽东曾经是秦皇汉武的发洩了一通，无非就是自以为比他们都伟大的多。汉武帝是颇有建树，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有研究的价值，至于秦皇野心极大，生性残忍，以今天的普世价值来分析，其遗臭的可能性远比流芳要大得多。秦皇汉武们是打了天下以后要保天下，而毛泽东们却是未得天下就先卖国土，得了天下就卖的更凶，连尼泊尔、缅甸这样的小国都是两万多平方公里，七万多平方公里向他们卖国土，这种卖国行径的史料一定也在国家档案馆里保存着。

习近平他怎么处理呢？销毁或者是改写都是可以的，但是那些个突然变成了外国领土的土地上都有地方志，中国人突然成了尼泊尔人、缅甸人，如此的巨变，当地人可以不清楚缘由，但是会如实的纪录下这一段史实。另外尼泊尔、缅甸两国的国家档案馆里也一定有史料来保存。

两个小国何年何月因何原因得到了一片广袤的土地，土地上还有多少中国居民，又经过了什么样的法律，或者行政上的程序使他们入籍为本国公民，而中方为此得到了什么样的好处？双方又签署了什么样的条约、协议等等的翔实的史料。难道说也强迫他们改写编造或者销毁这些原始档案么？

缅甸那是个极权专制的政权，这种政权的统治者们通常都没什么见识，也不懂得什么后果，个人得点好处就没有什么他们不敢干的事情了。可是尼泊尔虽是个小国却是个民主的国家，与共党极权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理念，事情显然就不好办了。卖国永远是偷偷摸摸的勾当，一旦闹到全世界都知道了，共党是更下不来台。

古人曾说是少年得志是大不幸，可是古文中又说小人得志便猖狂。共党原本就是一群匪类，篡政成功就是连天也不放在眼里，为所欲为、恶贯满盈。现在自己也知道末日将至，拼命的想要洗干净自己的屁股，求得一个寿终正寝的结果。

八九年六四大屠杀后共党元老陈云就说过，说我们死了以后不能让人们扒了我们的坟，其实哪里还等得到共党死了以后去扒坟的呢？邓小平家乡的两个农民六四后，就扒了邓家的祖坟。邓小平比陈云明白的多，所以他让他的家人在他死后把他的骨灰仍入了大海，既不敢埋，也不该归入祖坟。

历史这门学科大到人类史、世界史、民族史、国家史，小到一个地方的地方史、社区史、民间史。其实每个人出生以后，就开始了一个人的历史，这一生中的变迁、经历、悲欢离合正是反映出家族、社区、社会、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共党养活着一大群的党徒们整天不干别的就是专门给每个中国人编造个人的档案，在一个极权专制的体制之下，这种档案的可信度和实际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二十年前共党在我的档案中最后写进去的东西无非就是反党、反军、反社会主义，然后就是党内行政上又是撤销又是开除的处理结果，看上去像是份文件，可是这些个又都说明什么呢？共党不是个东西当然可以反，军队屠杀民众当然可以反，共党另搞一套的利用社会主义，这种伪社会主义当然可以反。在共党的眼里我这个人是反动至极，但我却认为共党反动的毫无人性，而我仍然还是一个堂堂正正、坦坦荡荡的人。

共党为我编造的历史根本就是毫无真实性的站不住脚，可我个人的经历却是反映了共党的罪恶。比如说三年半大饥荒开始的时候，我正好九岁，一个什么都不懂的顽童却在记忆中深深的记住了顿顿饭吃的是地瓜面、玉米面、冻土豆，还不能吃饱，天天是半饥半饱，饿得头晕眼花的日子，整整过了三年半。共党是不会把我的这段历史记入我的档案的，但是我的这段历史的记忆就是我对共党记录的档案。

当史学家们对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因为缺乏史料，或者没有档案的纪录说明的时候，为了弄清楚这段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通常的做法那就是，第一，那就是查找地方志；二，翻阅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的个人自传体的小说和公开发表的个人日记；三，那就是野史，于是就能知道那个时期的真相。

根据参与了这次党史工作会议的新华社记者们的披露，此次会中两个不能公开的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已退休还没死的共党前头领们纷纷的写回忆录，吊诡的是，不是写一本，而是写两本，一本是可以在香港公开出版，第二本则是秘而不宣压在手里留给后代，目的无非就是明白共党垮台以后必遭清算。这第二本回忆录的内容或多或少的揭露出共党的一些黑幕，以表白自己是如何的迫于无奈干了些个坏事，达到为自己撇清开脱的目的。据说李鹏的第二本回忆录就是为自己开脱六四屠杀和三峡大坝的责任。

每个人的一生都干过许多事，最后都逃脱不掉一个责任，也就是说千秋的功罪要留在后人去评说，这是指对一般人而说的，对于共党就绝对的不适用。共党这个团伙天生就是和人类为敌的，一切的想法做法手段都是超乎人们意料的野蛮和残忍。

还是回到大饥荒的这个题目上，共党说那是自然灾害，那我们就去查气象局的档案，去查各地的地方志，结果却是风调雨顺的三年半，风调雨顺却饿死了六千万人。我一个当时三尺顽童饿得头晕眼花还记住的一辈子的，六千万饿死的人的家属们难道会忘记？既然知道饿死了人党就被丑化了，那为什么党还要去饿死人呢？难道饿死人是共党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光荣传统优良作风，如果是的话，为什么此次会议上第二个不能公开讨论的议题则是如何在最后关头销毁全部档案。

一位专家还真给出了个主意，在档案馆了安装自动销毁的装置，马上就得到了三个政治局常委的同意，这哪里是什么党史工作会议呢？简直就是一个安排好后事的会议。二零零九年民主中国阵线全球会议上，主席费良勇先生说过，说共党垮台以后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马上保护接管封存国家档案馆里的全部档案和史料。这项工作安排提醒了共党要在崩溃之前销毁档案，否则以共党们现有的那点程度是绝对想不到这些的。

我想当本人的这篇评论发出去以后，共党们又明白了，原来仅仅销毁国家档案馆还是不够的，各个的党务行政地方部门的存档，各个企事业单位的存档浩瀚如海，那是销毁不过来的，更不要提亲身经历了共党这六十年的亿万民众的记忆，天晓得有多少人手头已经保留着早已写好的自传、回忆录和纪实的书或者是日记，未必是为了什么出版发行，或者是挣笔稿费，而是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永久的记忆，一本共党欠下的血泪账。

就拿最近发生的甘肃舟曲县泥石流来说，环境学家们早就说过，树砍光了，植被被破坏了，于是就是水土流失严重。舟曲县的生存者们对记者们说，雨是小雨，死人过万，失踪的上万。堰塞湖的出现是由于两个豆腐渣水库的崩塌，而绝非共党报出的什么几十年不遇的暴雨，仅死了一千多人，灾民们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等等。

从电视上看，大兵们仍然使用着铁锹在挖泥，用小水桶在倒水，灾民们还要花钱去买瓶装水喝。共党搞党国一体，国家的功能何在？强大和辉煌的又体现在哪里？这些既然都没有，共党有凭什么去伟光正？又凭什么赖在公权力上？这不是共党的人祸又是什么呢？

其实共党知道，无论是泥石流还是山体滑坡，无论是旱灾还是洪水，罪魁祸首就是共党，如果完全是天灾，共党们又何必去替老天爷瞒报死亡、失踪受伤的人数呢？看来全民清算共党罪恶这是件大事，是共党无论如何也躲不掉的一道生死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