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岁月 她为什么敢说要打倒毛泽东?(图)

40年前,北京一名普通的勤杂工王佩英被残酷杀害,罪名是“反革命”。这条罪的来由是,面对无数人高呼“毛主席万岁”,王佩英突然高喊:“同志们,听我讲句话。”人们顿时静了。谁也没想到,她接下来要讲的那句话是:“打倒毛泽东!支持刘少奇!”一时间,众人如黑蚂蚁般涌上,纠打王佩英,遂押走。王佩英经历了精神病院、劳改场、牛棚及众多批斗大会的残酷折磨,最后被卸去下巴,活活勒死,留下七个孩子无人抚养。40年后,《我的母亲王佩英》被拍摄成独立纪录片,500余人聚集北京,为死去的王佩英开了一个庄重的纪念会。郭宇宽写了一本没法上市发行的《王佩英评传》,我也从网上搜集到25篇纪念和追忆王佩英的文章。

此刻的互联网,正如地火般传播着王佩英的英雄事迹。在中国邮政与诸多物流公司的运输工具上,正装载着王佩英影片光碟、纪念会光碟,以及刊载《寻找王佩英》的《炎黄春秋》杂志(2010年第5期)。在我的信箱、QQ和手机里,常有读者和友人要求索取王佩英资料。越来越多的人,正打开DVD播放机或电脑光驱,感受着40年前文革的残暴,也感受着王佩英后人至今挥之不去的震颤。我的能力实在有限得很,顶多写点文章,发在互联网,函告与我有交道的众多媒体编辑及记者友人,告诉他们:“王佩英是惨死于文革的中华烈士,距今就义40年,也被公众遗忘了40年。鲜血不可白流,精神不可忘却。”

我能做的,就是告诉2010年还活着的中国人,在我们的历史上,曾有那样一个伟大的女性,她以她的鲜血,喷溅到国人麻木灵魂的深处,这是一位“千里风雪我独行”的圣女。手中持有的一批王佩英光碟、杂志,在一天之内,就被我送完了。此前,许多人通过互联网,读过我写的《抢救民族精神——纪念圣女王佩英》。从我手中拿到光碟、杂志的人,包括复印店主、理发店主、杂货店主、电脑店主、电脑培训师、桌球馆主、诊所医生、退伍军人、小学教师、高级技工、基督徒、炒股者、武术冠军、公司老总、部门主管、公司设计员、小区保安、工伤民工等等。确实,供不应求。在送资料的途中,一群白发老人听说这是反映文革真相的作品,也希望获得一套,无奈只好将我仅存的一套也送了出去。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自稚嫩小苗变作参天巨树,甚至形成树木成荫的局面,这是我的期许,也是王佩英后人(尤其是张大中、张可心)的夙愿。一般人,没有张先生这种气魄。仅以成本而论,且不说拍摄、寻访、制作、纪念会等前期消耗,仅是大批复制DVD和购买杂志,成本也相当高昂。加之,索取王佩英资料是“函索即寄”,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免费索取,索取者没有一分钱的负担。我暂不知拿到王佩英资料者究竟有多少人,也许已逾万人,未来将更多,注定成为民族记忆。

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张大中是王佩英的第三个儿子,系大中电器集团董事长,拥有门店近60家,年销售额近100亿元,市场占有份额常年稳居北京家电市场之首。他有着如此举足轻重的身份,却“豁出去了”,我个人的理解是,他已忍了整整40年,今天突然站出来,不是想对抗什么,而是要把真相彻底讲出来,毕竟当初他的母亲王佩英是活生生的一个人,不是1980年粗糙的“平反”就能敷衍了事的。王佩英是暴君加暴民政治疯狂迫害的牺牲品,是文革悲剧的典型缩影。她不足55年的短暂人生,是中国当代史、政治史的一部分。今天的中国人,既然有机会了解到这位抗暴者的事迹,就应从心灵深处拒绝文革灾难,反思专制独裁给人民带来的惨痛和损失。

有位网友评价得很朴素:“张大中是个孝子。”也有网友说:“这就是有钱人才敢干的事啊。换成你我,只能装作没发生过那么惨的事。”其实不然。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有的人亲身经历过文革,有的人是父辈、祖父辈经历过文革,不管你有钱没钱、有地位没地位,这件事终究发生过,是有证据、有痕迹的。但为什么那么多位高权重、富甲一方的人,统统选择了沉默?这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或者“俱往矣”就说得过去的吗?人们看见有个人跌倒在坑里,遂统统绕过去。倘若人人都这样做,越来越多的人都会跌倒在那个坑里。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政治迫害、人权灾难的历史,譬如德国遭遇法西斯,当初何等残暴、何等疯狂,此后皆有大量具有反思意义的建筑、文艺以及法律和制度层面的措施,来避免重蹈历史覆辙。但在中国,且不说1966年以前和1976年之后政治迫害,单说十年文革的大量真相,就没有彻底公开过。上个世纪80年代,民间在寻根,但同时又遭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阻碍。中国有了互联网之后,更大规模的反思运动开始了,但同样遭遇了网络封锁和刑法恐吓。

为了纪念王佩英,大中公司专门开设了《王佩英网站》,网站内有纪念文章和影片资料等内容。但搜索整个互联网,在大陆却找不到视频。传播王佩英事迹,似乎成了某种程度的禁忌,删帖、删视频乃是常态。有的网友,恰如“地下党”般谨慎告之:“嘿,哥们,这里可以下载王佩英影片。”没过几天,那下载地址又消失了。因影片极为清晰,容量很大,有的朋友将影片分为七段,放在电子信箱,内部告之信箱密码,众人纷纷下载。原本如此正大光明的事,在中国却如老鼠过街,偷偷摸摸,神神秘秘,实在讽刺得很。

必须吸取血的教训

一位感情至深的友人刚刚从辽宁发来手机短信:“王佩英传记读到一半,即泪流满面。多么惨烈的人间,多么肮脏的罪恶时代。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王佩英已经被杀害,而我那惨遭当代文字狱的亲人还活着,在监狱里活着,这是亲人的幸运还是不幸?杨先生,你如何看待?”我回复道:“眼泪,是立起的助力。哭过,便在心中强大起来。这是中国志士顶天立地之前的残酷规则。”这位友人,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当地名望甚高。按说,他已屡次见识过残酷的专制迫害为何物,不是心灵脆弱之辈,但面对王佩英这位40年前英勇就义的女性,他仍止不住嚎淘大哭。

除非铁石心肠和故意回避者,否则无人不为王佩英落泪。这眼泪,如同某股震撼人心的精神穿透发肤,渗进鲜血,进入骨髓,成为人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就像在王佩英纪念会上献花、敬礼的那些人一样,那朵花、那个礼,不仅仅是向王佩英致敬,更带着太多的自我唤醒,激励自身。中国那么多的知识分子,那么多号称“爷们”的男人,在文革中都死哪儿去了?他们为了活命,低下头颅,放下尊严,抛弃真理,有不少人甚至积极配合施暴者,揭发他人的所谓“罪行”,人与人斗,借刀杀人。那时的中国文字,比任何时期都要邪恶和肮脏,凭一个字就可以把你彻底打倒,凭一句话就可以杀一个人。他们忏悔过吗?公开站出来检视过自己吗?

40年过去了,当初的少男少女如今也当爷爷奶奶了。民间残存的记忆越来越稀缺,真实的历史场景比后人模糊的回忆更为残酷,更为窒息。历史被抹去,屠刀上的血已蒸发。多少档案没有解密,多少人拿着抚恤金就此一了百了,仿佛那些人根本没有被殴打、被批斗、被逮捕、被关押、被劳教、被杀害、被株连。难道,十年文革仅仅是中国人做的一个根本无所谓的梦吗?文革固然带来了灾难,但为什么这种被我命名为“专制暴政”的专政,此后仍然没有消失?我承认,邓小平、胡耀邦等一批人为平反做了些实事,但那远远不够,是表面工作,真正的实质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民主”。

政府高层对此曾经有过一些“舆论导向”,最知名的就是江泽民的“与时俱进”和“登高望远”。说直白些,就是要人民忘却这种惨痛灾难,抛弃前嫌。对不起,你能忘,我忘不了,很多人都忘不了。不是说希望高层做第二次平反,或者做1976年以后诸多政治迫害的平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主张是,手痛治手、脚痛治脚不是根本办法,杀一批、关一批然后又来道个歉、给点钱,这都没用。掌权者不吸取血的教训,罪恶的历史永远会恶性循环。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或者今后其它什么党,没有记住这个教训,罪行还是照样犯。公民持不同政见,当局就打压你,甚至把你整死、整疯,身强体壮的一个人,在监狱没几个月就变得骨瘦如柴,还要插呼吸机。怎么解决这种恶性循环?

摸着胸口的良心说话

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我们怎么来迫使政府文明起来、民主起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公民,尤其是农民,怎么觉醒起来,强大起来?这是公民社会与民主政府的重大课题。不能为了少数特权者的稳定,而压制社会的正常表达。我不求激进地呼唤多党制,仅求最基本的两点,那就是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起码要争回来。许多事不让做,但起码许多事总可以想、可以说吧?40年前,如果1%的人像王佩英那样站出来,文革不会在中国产生。同样的道理,如果今天1%的人像王佩英那样站出来,国家也没有那么多人权灾难,没有瘫倒在轮椅上的倪玉兰,没有“家成为第二监狱”的郑恩宠,没有作家、学者、记者写稿时的自我审查与担惊受怕。

在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不难找到自由和权利的踪影。问题在于,这是法制而非法治。该用法律来“制人”时它叫法律,但该用法律来“免于被制”时它就是一张普通的纸。人民没有自由和权利的根本保障,尤其是现实社会的制度性保障。你说你懂法,可你在大学法学系读的那些书,就像一部部虚拟的剧本。在权力第一的时代,法律是被强势者拿来玩弄的。王佩英的死,据称是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罪大恶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那是一个没人相信法律只相信毛泽东的时代。当道德已经倒塌崩溃,最低的道德(即法律)倘若也不被人民信仰,王佩英式的灾难只会接踵而至、层出不穷,而非仅仅停留于她一人的惨剧。

王佩英为信念而生,为信念而死。她的信念极为简单,谎言就是谎言,灾难就是灾难,罪恶就是罪恶。她之所以如此坚持,不是因为她见过多大世面,受过多高的教育,有多么丰富的信息渠道,而是因为她忠于自己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是摸着胸口的良心在说话,为什么要撒谎?很多人会说,你撒个慌有多大个事呀?不,你没有她那种对灵魂的忠贞捍卫,这是耶稣、苏格拉底、谭嗣同式的,叫殉道。这种为道而死的勇气,有着看透生死、保全灵魂的坚毅,非常人可以企及。如果中国人个个都贪生怕死、趋炎附势,这个国家是不配被世界敬重的。我们这些后来人,应以历史上曾经有过王佩英这样的人而自豪。如同世界史上有过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我们中国也曾有过林昭、遇罗克、王佩英,以及更多愿意为道而死的大写之人。

如果我的足迹到了北京,我一定会与王佩英的众多后人相见,促膝长谈,思想没有疆界,话语没有高墙。在迎面而来的握手瞬间,我想,我一定会这样说:“道路崎岖,路不好走,但走着走着,路就敞亮多了。很多个你们,很多个我们,很多个他们,其实都在王佩英这条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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