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其实是一场大人祸(上)

唐山大地震后的真实惨烈场景 宛如核爆过后

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确实相当严重,揭露批判都理所应当。但是,很多铁杆崇毛派人士一方面痛斥当今“腐败泛滥、贫富悬殊”,一方面却声嘶力竭地赞颂毛泽东时代“世风清廉、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的是这样吗?还是别有用心?

对于澄清真相,1976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可以说是一份非常生动的教材。

一、并不是特大地震,伤亡人数却创了世界地震史的记录

毛泽东时代,不仅政务暗箱操作,连自然灾害的灾情都不敢公布,实行愚民政策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发生于1976年的唐山地震,多年以后,国人才得知,造成了242419人丧生(包括天津等受灾区),36万多人受重伤,70多万人受轻伤,15886户家庭解体,7821个妻子失去丈夫,8047个丈夫失去了妻子,3817人成为截瘫患者,25061人肢体残废,遗留下孤寡老人3675位,孤儿4204人,数十万居民转眼变成失去家园的难民。(引自《唐山大地震——黑色的1976》《中国档案报》)——创了世界地震史上伤亡人数之最。

《大河报》2005年3月30日刊登了国光先生整理的一份资料:《百年中大强震》。人们看到,从破坏性——强度裂度震源深度上讲,唐山地震连百年间的10大强震都排不上,但伤亡人数却创了世界震灾史的记录;从震区人口密度上讲,日本的关西关东地区都比唐山地区大得多,并且也发生过特大地震,但伤亡人数却又比唐山地震少得多。唐山地震为什么伤亡如此惨重?不能不令人心生疑窦——如此空前惨烈的大灾难,究竟有没有人祸因素?进而言之,人祸是不是主要因素?

对照2010年2月27日的智利地震——一个并不富裕的南美小国,在第二大城市康塞普西翁发生里氏8.8级特大地震——有史记录以来的第五强震,仅死亡711人,国人的疑问自然更加放大。

二、震前,科技人员已经做出了非常准确的预测——然而,却没有向人民发出预警

对于地震——一种破坏力极大的自然灾害,人类现在还不能做出精确的预测。但是,与地震打了几十万年交道的万物之灵,毕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而且,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可能突兀而至。地震因地壳运动——各大版块相互摩擦撞击而生成,必然有一个接触的过程,不可能没有先兆——事实也的确如此。至今,人类已经成功地预测出一些地震。1975年中国辽宁的海城地震就是一个范例。其实,唐山地震更是一个范例——事先,许多专业监测人员曾经作出了非常准确的预测。

张庆洲先生的《唐山警世录》(《报告文学》2005年5月)指出:

1、唐山市自1968年后建立了40多个地震监测点。

2、张庆洲的长篇小说《震城》出版后不久,他接到一个电话:被告知唐山地震预报网络在震前获得大量信息,马希融、吕兴亚、候古钧等10几个点都发出了相当准确的临震预报,并多次预警,但没有被认可。

3、前唐山市地震办公室主任杨友宸证实,1976年初,他做出中短期预测,认为唐山市方圆50公里在本年度7、8月份将有5-7级强地震;5月,又在中国地震局华北水化学地震会商会议依据数据图表提出,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有可能发生强烈的地震。但杨却在报警后突然被组织上安排去干校“改造世界观”,他面临“成为散布谣言破坏生产的坏分子”之危险。杨友宸面对张庆洲的采访时痛哭失声地说:“我们本来抓住了唐山地震的,24万人都是被冤死的!”

4、开滦马家沟地震台马希融1976年7月6日正式向国家地震局等3单位报告短期内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给国家地震局打电话,提出震情已异常紧急。当日,全国地震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大会在唐山召开,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在17日、18日晚间座谈时,通报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震情”。

5、7月26日、27日,地电阻率再次急剧下降。27日18时,马希融拿起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强震临震预报:“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此时距唐山大地震发生仅有9个小时。

可以说,这次震前预测达到了人类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高度——根据早震关系与短期气象等七大异常和监测结果,预测到京津唐张地区7月底到8月初要发生五、六级以上地震,有的精确地预测到7月29日要发生六级以上地震。

其实,1974年6月7—9日,国家地震局就极具针对性地召开了专门会议。会后国务院又发了文件(国发[1974]69号)批转中国科学院《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已经非常明确地把华北及渤海北部地区定为地震高危地区,包括京、津、唐、张地区,辽南地区(大连、营口、鞍山)。该文件说上述地区在今明年内可能发生强震。会上有些科技人员认为华北已积累七至八级地震的能量,提出华北有发生七级左右强震的危险。

对此,毛派人士苏铁山在《1975年成功预报辽宁海城7.3级地震 》文中也指出:“历史已经证明,1975年2月辽宁海城7.3级地震和1976年7月唐山7.8级地震都在1974年召开的上述会议的预测之内。”

显然,对于唐山地震,既有确切的远期预测,又有得到了验证的中期海城地震发生,更有地质专家们言之凿凿的短期精确预测,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远中短期预测链条 ——  如此准确,如此令人胆战心惊,然而,震前却没有向民众发布任何消息,也没有为民众采取任何防震措施——可是,中南海的防震工作却极其到位,毛泽东的游泳池住所可抗10级强震。

这就是说,“蹊跷”发生在预报环节上——有一个生动的佐证完全能够说明:距离唐山市仅115公里的青龙县,在唐山大地震中无一人死亡。奇迹就是缘于该县科委干部王春青听到汪成民的通报后,火速赶回青龙向县领导作了汇报,该县县委书记当机立断,向全县广播,作了疏散防震准备。

唐山地震震前发现严重险情却对人民隐瞒,如此重大责任事故,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在现有资料基础上进行逻辑推理,应该说,可以得出结论——

2009年,一篇网文《为了不让毛主席轻易搬家,压制唐山大地震准确预报》指出:

“升级唐山悲剧的两大罪人 。原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和原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被认定是升级唐山大地震悲剧的两大‘前台罪人’。虽然他们不一定是主犯,但通过他们顺藤摸瓜,最终可以直逼元凶。 ”

元凶在国家地震局吗?绝不可能。因为对于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来说,首都安全直接关系特权势力核心集团头头脑脑的安全,一个专司其职的职能部门即使有天大的胆,也绝不敢掉以轻心,况且,此事也关系他们自身的安全,岂敢稍许疏忽。实际上,国家地震局的负责干部们谨小慎微,恪尽职守。如其不然,在唐山地震之前怎么能连开3次地震测报的重要会议?而且最后一次就是震前第14天在唐山召开的?——当已经预测出有重大险情,特别是7月17日、18日,即震前10日,专门负责京津唐地区的地震预测专家汪成民,郑重通报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震情”以后,国家地震局会不会隐瞒不报?更不可能。因为地震局的职责主要是预测,查出险情并及时上报即为尽职尽责。在高度集权的毛泽东时代,重大险情的发布决策权也高度集中。那么,罪魁祸首是谁?——昭然若揭。

有些人又为解脱其罪提出了一个说法:因为预测不能说十分精确,发布消息可能引起社会混乱。

对此,2008年5月21日新华社播发了一篇短评:《“虚惊一场”的地震预告是进步》——5月19日10时前后,成都广播电视媒体紧急播报一则官方公告:19日至20日,汶川震区可能发生6级以上余震,结果是虚惊一场。该文指出:“冒着挨骂的风险,还是发布了预告。尽管仓促了一些,但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政府正在担负起更多的责任。这是一个进步。”

出于善意,即使误报,人们能不理解吗?即使出现一时的惊慌现象,能造成动乱吗?即使一时慌乱一些,但与巨大灾难、人民生命相比较,如何抉择,难道还颇费思量吗?选择隐瞒不报,难道不十分昏聩吗?——话说回来,毛泽东敢于以“大乱天下”为方针发动文化大革命,敢于号召“全国夺权”、“全国内战”,为什么当自然灾害即将降临、需要挽救人民生命的时候,反而害怕混乱了呢?——“害怕混乱”之说显然不能令人信服。

总之,无论是自私自利、漠视人民生命,还是思想昏聩(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还紧紧握住国家权柄不放,由此也可见独裁制度的罪恶),最后造成了伤亡130多万人的天大灾难,对于谁来说,都是不可饶恕的巨大罪恶。

 

原题:影片《唐山大地震》,使我大失所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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