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人为邦百年

古代仁德之君安邦定国的启示

老子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纵观中华历史上罕见的几位仁德之君，无不敬天顺道，施行仁爱，惠泽八方，使万民安康，百业隆昌，文化发达，天下归顺，四海景仰。他们体现了孔子曾经描绘的体现“仁德”精神的社会。

我们举唐太宗为例。

唐太宗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他一即位便立施仁政。他平抑门第，整顿吏治，崇俭薄赋。太宗认为人民为盗乃因“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若“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盗，安用重法邪！”故即位后，他遣散宫女三千余人以省国用，又下令停止各地珍贡，轻徭薄赋，使民安居乐业。太宗还十分重视发展农业。他认为“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故注意不夺农时以利生产。贞观五年二月，官吏拟调府兵作太子冠礼之仪仗队，时值春耕，太宗遂下令改于十月举行。此外，又招抚流亡百姓回乡生产。另外，每逢节日，皆有君、臣、民同乐的庆典。百姓安居乐业，无复盗贼，囹圄常空。

在遇到灾荒之年，太宗还下令开仓救灾。贞观初，关中、关东水旱霜蝗之灾颇重，太宗鉴于隋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遂致灭亡”，认为“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乃下令开仓济民。又拿出御府金帛，赎回因灾被卖子女使归其父母。

“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正是唐太宗深信的君臣之道。唐太宗用人唯才是举，不问出身、不计恩怨。因此太宗手下猛将良相无数。著名的文武大臣中，魏征当过道士，尉迟恭做过铁匠，张亮出身农民。魏征原是太子建成的旧臣，曾谋划过暗害太宗，李靖、尉迟恭是降将，但均被予以重用。太宗从谏如流，他认为“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所以鼓励臣下進谏，扩大谏官职权，凡诏令不妥须当奏明，不得阿从。对犯颜直谏之臣如魏征爱护备至。魏征曾多次上疏，直陈其过，太宗均虚心纳谏、择善而从。后来魏征死了，他伤心的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

唐太宗贞观二年，有公卿启奏说：“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请陛下为自己建一楼阁以居之。”太宗回答说：“朕的身体确实不宜居住在卑湿之地，但是若是答应了你们的请求，花费又太大了。当年汉文帝要起露台之时，因珍惜物力而没有动工，朕的德行不如汉文帝，而花费却比他还多，我看还是算了吧。”公卿启奏再三，唐太宗最终还是没有答应。

唐太宗深信，星变日异乃上天对人们的一些启示。地荒天灾即上天谴责，君主需检讨改过，否则国家灭亡。呈祥瑞事即上天嘉许，福佑降世，国祚绵长。

贞观二年，关中遇到旱灾。太宗对侍臣说：“水旱不调，皆为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当责朕，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穷！我听说有卖儿女的，朕很伶悯他们。”于是派遣御史大夫用皇宫内的金宝赎回所卖的儿女，还其父母。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八月二十三日，南方上空被一颗长达六丈的彗星划破，历百余日方散。彗星在古代乃不祥之物，太宗问道：“朕有不德，政有亏失才会出现彗星，众卿家认为如何？”大臣虞世南答道：“从前，齐景公见彗星，大惧而立修德，十六天后彗星即没。皇上只要别因功高而傲矜，勿以太平渐久而骄逸，若能始终如一，不必忧心彗星一事。”太宗深表赞同，说道：“秦始皇平定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国速亡矣。感谢上天对朕与大唐之警惕，朕承认是颇有自矜之心，是朕之过失！”

唐太宗时的贞观之治，据称“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继粮，取给于道路”。其国势之强，使四方各国臣服，大唐边境一派安定，天下人皆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即“天下大帝”之意。史书记载，当时一斗米只有三、四钱，百姓安居乐业，重德修善。

为君者若想安邦定国，必须先存百姓，施以仁政。知其理，才会得到上天的垂爱，才会使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社会久安、国家强大和文化昌盛。

反观当代中国的统治者，一向讲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讲的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这实质就是崇尚暴力，哪里讲求什么仁德？所以中共自执掌政权之后，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冤案、错案、血案。从“三反、五反”到文化大革命，从文革到“六四”，从“六四”到今天对法轮功的镇压，无不实践着中共的“斗争”哲学。其带来的结果是政治不稳定，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经济虚假繁荣，道德沦丧，文化萧条，天灾不断。

历史早已给后世树立了典范。如果真正想扭转乾坤，唯一的选择就是止恶扬善，施行仁德。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1）矣。诚哉是言也！”(《论语·子路第十三》)

孔子说：“善人治理国家，经过一百年，也就可以消除残暴，废除刑罚杀戮了。这话真对呀！”

孔子曾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还描述了“仁德”精神充分而全面体现的社会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子说，善人需要一百年的时间，可以“胜残去杀”，达到他所理想的境界。其实，从这句话的本意去理解，善人因为施行“德治”，以德服人，必能循序渐進的教化百姓、深得民心，假以时日，那些以人为手法强制约束人们行为的法律制度，也许便无存在的必然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