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见:中国工潮的启示

今年春夏之交,调整最低工资形成为趋势,而罢工事件也此起彼伏。

富士康及本田车厂的工人薪资将大幅度提高,使许多的人们感到乐观,看到希望。不过,一些评论指出,出现的罢工事件多为个案,其罢工“组织”基本上仍为个人,称为“工潮”较为勉强。这是比较冷静的看法。中国政府官员也有类似说法,其用意则是力图淡化罢工的冲击性。不过,罢工事件毕竟接连不断,此起彼伏,外资内资,民营国企,都卷入其中。

官方媒体主要报导台资或外资企业的罢工, 体现出中共官方对于这些企业出现罢工曾刻意宽容,而这一官方控制松动之际,劳资矛盾过程较为正常发展,资方妥协,工人们的要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于是人们看到,工潮正在出现,正在形成之中。中国工人在这个春夏之交里的举动,显出一些不寻常的意味。

■启示之一,罢工能否“正常化”

最先引起震动的是深圳富士康员工接连不断的非正常死亡。 从该厂的人员流动来看,辞职与招聘的数量都很大,失意员工的选择,本来多为跳槽出走,而近来连续发生惨烈的跳楼自杀,即使所占比例微不足道,却理所当然引起广泛关注。尤其是,指责富士康为“血汗工厂”的批评再起,从富士康厂到鸿海集团,都受到沉重的社会压力。

恰在此时,本田合资厂工人罢工,于是形成了对照。

员工跳楼自杀,可能很大程度上是抗争, 也可能主要因为精神或情绪障碍,甚至可能是因为某种诱导因素(如优厚抚恤金),并可能因为模仿而具有传染效应。涉及因素较多,且遗愿表达不大明确或不宜公开,即使其中有抗争因素,却往往比较模糊,同时,即使有传染性,毕竟是个人行为。罢工则不同,它们一般有明确的目标,是明白无误的抗争,且为集体行动。

罢工目标可能很狭窄,单一地要求增加工资, 涉及其它管理内容较少,体现为工人斗争之长期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罢工有明确的诉求,有回旋空间,经历过罢工的工人,其进攻、防御及妥协的能力,多少都会有所提高。而自杀,无论其含有多大程度的抗争意味,毕竟过于惨烈,较为消极而决绝,不仅不宜提倡,反而各界都应尽力阻止此类行为。

显然,富士康员工之间的正常交往,受到该厂管理方式的限制, 处于一种畸形的状态,这使得他们比较难以自发组织罢工。在这种情况下,员工竟然以自杀而表达其不满,出现模仿效应,以及先前优厚抚恤金的诱导效应,致使自杀事件一度接连不断。富士康方面采取了大幅度增加员工薪资的措施,同时,部署中的向大陆内地迁厂及向台湾回迁,也骤然间加快,而对于其管理方式,目前所见,仍只是承认有“瑕疵”,未见更多的公开反省。

但是,富士康风波尚未平息之际, 爆发了本田合资厂工人罢工的事件,而且蔓延开来,其它台资、港资、韩资工厂,以及一些国有企业,罢工事件接连不断,给人以出现工潮的感觉。

富士康员工的“第一跳”也许很偶然,甚至有传言说,那并非自杀, 而是他杀,工厂保安行凶的真相若隐若现。然而,连续多起跳楼自杀事件随之出现,即使厂方对某些员工密切注意之下,仍有员工挣脱身边人的阻拦而非跳不可,抗争的意味渐渐地显现出来。

南海本田员工的罢工也同样事发于偶然。与富士康员工一样, 本田员工若对工资或工作不满意,通常的做法是悄悄走人,另找工作。两个已决定辞职的员工,已不再惧怕失去这份工作,他们有更多的想法,决定临走前发动罢工,为同伴“谋点儿福利”。一人带头,就有其他员工响应,而那两位发起罢工的辞职员工,在仍应工作的期间遭厂方报复而开除,更激发了更多的员工参与罢工,抗争的潜意识清晰地显现出来。

必然性藏在偶然性之中。富士康与南海本田, 都是工作条件不错的工厂,制度较为规范,而工资则压在政府规定的最低线上,须以加班来争取更高的收入。相对于那些传统“血汗工厂”以较为粗暴的方式体现“中国模式”,这两家厂则是以较为文明的方式体现“中国模式”。“中国模式”以权力压迫权利、奴性压迫人性为其本质,而在这样工作、生活条件比较好,权利及人性受压迫形成鲜明反差,且大量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其潜在的不满情绪聚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最初的工人抗争,在任何地方都是偶然出现的。 富士康风波的悲剧性尤其在于,这一偶然出现,恰恰是在跳楼自杀,而非罢工冲动,事情随之进入一条愈益惨烈的轨道,一度连走出来都很不容易。而在南海本田,幸运的是,那偶然的出现,恰恰是在两个因决意辞职而不再惧怕,且因临别行善而萌发罢工冲动的小伙子身上。同样都是“压迫愈烈则反抗愈烈”,然而在这里,事情进入了更具社会性的螺旋。

再者,南海本田员工约两千人,数十或近百员工罢工, 即成一定规模,而深圳富士康员工数十万,管理“军事化”或许更高,罢工冲动更容易被湮灭。

偶然出现,生长为罢工事件,一个个的罢工事件接连不断, 看上去正在形成为工潮。这样一来,必然性就显现出来了──中国社会苦于“中国模式”久矣,而工人的反抗,这一次恰恰是从这一模式最文明之体现的地方爆发出来。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中共官方恰恰对这些地方有意无意地放松一些, 对这些“别人企业”的罢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得它们成为罢工控制锁链上较薄弱的一环。

中共治下,对其视为“负面”的事情一向遮遮掩掩。例如, 先前将失业改称为“下岗”或“待就业”,到了罢工出现并渐渐增多之际,则称其为“停工”,出租车司机罢工则为“停运”──在国外,运输工人或飞行员罢工,导致交通停运,而我们这里,有些人是喜欢把事情倒过来看。其实,失业就是失业,罢工就是罢工,改了称呼,改不了事情本身,反而造就了虚伪的形象。

这一次,似乎因为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的影响, 而罢工看上去温和得多了,且罢工发生在本田合资厂,于是,媒体直率称其为“罢工”,看上去比先前更为大胆。

“社会主义”中国的企业,先前只有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那么, 罢工似乎有损“社会主义”的面子。毛泽东晚年时,对他的“革命”进展状况很是不满,又无可奈何,感叹“社会主义”中国实际上“与旧社会差不多”,于是心血来潮,要在修订宪法时,规定工人有罢工自由。到改革开放时,再次修宪,这项与“动乱”似乎有联系的自由消失了。这意味着,罢工不再受法律认可,而在中国社会里,这样一来,似乎就意味罢工为违法行为。

不过,改革开放以市场化为导向,而市场经济之中, 劳资矛盾普遍存在,罢工是工人抗争的基本手段之一,中共本来不必讳疾忌医。问题是,市场经济畸形发展,官民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劳资矛盾隐身其后,中共自己造成的局面,自己也吃着其中的苦头。

现在,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最低工资调整的大背景下, 工潮此起彼伏,中共宣传部门尽管还是要下令禁止媒体报导罢工,而对罢工的忌讳,看来有所减少。这是否能成为一个契机,使罢工去掉伪装、恢复其本来面目,尚须观察。

■启示之二,工会能否“正常化”

“中国模式”的特色之一,是官方工会独此一家, 不准工人自发组织独立工会。官方工会以“维稳”为己任,可以说不知工潮为何物,于是,只要出现工潮,则官方工会处境尴尬。

这一次工潮中, 罢工工人成功地迫使工厂管理层与自己推选的代表直接对话,这很自然,而不同寻常的则是,本田罢工期间,官方工会不仅阻止工人罢工,甚至悍然动手打人,与罢工工人发生肢体冲突。

如今的中国,动手打人的事情越来越普遍。警察打人,城管打人, 政府机构雇用黑社会打人,工厂保安打人,现在连工会人员也开始对罢工工人大打出手。这样的“和谐社会”,当真是锦上添花,与时俱进,令人叹为观止。

可以说,官方工会对富士康员工的连续非正常死亡无所作为, 在工人罢工时貌似中立,他们甚至动手打罢工工人,意味着官方工会的存在已经毫无道理,它的现实性已经完全消失。

按照共产党的官方教条,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工会, 以及共青团、妇联之类,是共产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单以字面意义而言,这并不排斥自发的独立工会也作为纽带之一,正如《共产党宣言》视共产党为工人政党之一。多个工人政党并存,多个工会并存,是这个多元社会的自然现象。但是,现实中的共产党喜欢控制一切,支配一切,不喜欢自然生长的事物,不喜欢遵从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它排斥其它工人政党,当然也排斥非官方的自发独立工会。它要的是一种特殊的“纽带”,群众是否通过这“纽带”联系共产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共产党可以通过这“纽带”来控制群众。这样一来,共产党的控制欲得以满足,“纽带”本身却萎缩得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本来,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有其独立性才能够丰富多采, 而它们丰富多采,形成深厚的社会土壤,共产党作为先锋队才真正有活力,有战斗力。而共产党专政的实践,工会作为群众组织完全听命于共产党,受其控制而萎缩,共产党本身则畸形发展,不仅在政党层面一党独大,且伸展到社会各个层面控制一切、支配一切。它自身不可避免地与群众隔膜,不可避免地官僚化,不可避免地向右翼转变。它既然要凌驾于社会之上,就只能这样站到民众的对面,与民众对立。

资方当然不喜欢工会,但官方工会意在“维稳”, 愿意配合资方治厂,资方何乐而不为。

富士康管理层看得很清楚,“跟我们谈工会问题和集体谈判”,就“ 像是把富士康看作外星球的企业”──“在全中国,所谓工会的真实状况是什么样的你们不清楚吗?”

此次工潮中,南海本田厂的工会代表在劳资谈判中一言不发, 而该厂所在地狮山镇总工会工作人员,则干脆承认,工会主要是“为工人和厂方提供一个沟通平台”,工人争取加工资,“是劳资双方的事情,工会不便介入”。这样处于劳资双方之外的“第三方”的工会,全世界罕见,它当然不是工人的组织,当然没有再存在下去的必要。

近来中共地方官员屡屡不顾官方伪善面目而坦率直言, 广东工会官员的坦率,是最新的一例。

中国工人经过“社会主义”的磨练,对罢工已经很生疏。 在南海本田,发起罢工的是决定辞职而还想着为同伴“谋点儿福利”的工人,他们在辞职后的“获准”期间发起罢工,随即被厂方开除。其他罢工工人为躲避打压,都戴上口罩以避免被人认出,当然也不愿意推举自己的代表,而资方要谈判却找不到谈判对手,只好摆出温和姿态,要求罢工工人推举其代表。显然,没有工人自己的工会,固然对工人不利,而对资方,也会有不便之处。这样,罢工工人提出独立组建工会的要求,就显出了其合理性和现实性。

其实,工人独立组织工会,未必就一定发展为政治反对派, 他们的直接目的,主要还是维护和争取自身的经济利益。此次工潮出现于本田汽车零部件厂,背景即为多个省市基本工资上调,佛山市也有动作,但本田厂的薪资水平原已高于当地水平,且公司产量大增,员工遂向资方要求加薪,但公司提出的加薪方案都未能满足员工要求,工人不满而采取罢工行动。

然而,中华全国总工会作为官方工会做出的反应, 却是更警惕地防范工人自己组织工会。它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工会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的紧急通知》,其所谓“加强企业工会建设”,是要“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组织到[官方]工会中来”,明知不得人心,还是硬着头皮坚持,而所谓“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所谓“提高职工特别是生产一线职工的劳动报酬”,其实只是官样文章而已。

把更多的工人,把农民工,组织到官方工会中来,这样做是否合理, 要看这个工会是否真是工人自己的组织,是否能够在员工薪资问题上起作用,能够组织和代表员工参与集体谈判。企业工会在工潮中一言不发,甚至动手打罢工工人,地方工会以“平台”自居,退到“第三方”的位置,这样的“工会”,与其官方说法大相径庭,然而它们很真实、很坦率,不是那样云山雾罩,反而使得官方工会冠冕堂皇的所谓“紧急通知”,露出了忽悠本色。

这种官方工会的实际作用,只是跟在“党和政府”以及资方后面, 为“维稳”效力,而把所谓“加强企业工会建设”作为对工潮的反应,足以看出,中共官方之所谓“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所谓“先进性”,所谓“与时俱进”,根本就是谎言。有句话说得好,一个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官方工会在南海本田工人罢工的工潮中的实际行动,明白无误地表明,它是劳资之外的“第三方”。它不是工人组织,是冒充的工会。

反之,工人们要求重整工会,是工会在中国“正常化”的开端。

■启示之三,农民工能否成为工人

为调查富士康而很下了一番工夫的网友“刘德华接班人”称,“ 富士康在精神方面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血汗工厂’”。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结论。

这样的“精神血汗工厂”,已脱离了传统“血汗工厂”之原生态, 它的管理方式与精神,则难以超越中国的社会环境,仍显现出工业化初期或中期的特征。

在富士康,其管理以“军事化”著称,不过,这种所谓“军事化” 更多地体现工业化初期或中期的机械精神,徒有“军事化”之外表。军队讲究军纪,讲究服从,然而凡是能打仗的军队,都注重战友之间的生死情谊。战友之间的沟通,士兵对将帅的信任,使军队具有真正的战斗力。而富士康,则满足于将活人磨练为机器,致使其管理显得生硬、冷漠,缺乏人性。

在“社会主义”中国,“军事化”其实相当盛行。当年毛泽东发动“ 文革”,在其政治意图之外,也有改造人、改造社会的蓝图。毛泽东对“全国学解放军”这一命题大发畅想,即所谓“五七指示”,认为各行各业都可以亦工亦农亦兵,因而,所谓“五七干校”实为整人机构,但名目冠冕堂皇,同时,工厂和学校,往往也改为军队的连排班建制,煞有介事地着手塑造一种新型的 “中国公社”。

富士康当然不会效仿毛泽东而改造人、改造社会。 它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时代似乎重新恢复计划体制下的“工厂办社会”,乃因为它不能不聘用大量的农民工,而这些农民工正是“中国模式”下的一个特殊人群。

“社会主义”中国以户籍制度控制人口流动。 在计划体制时代就有农民进城打工,也有城市职工的夫妻“两地分居”。而到了市场经济发展之际,因为舍不得放弃户籍制度,于是生造出所谓“离土不离乡”的“中国式”城市化道路,即农民可以离开土地而从事非农产业的工作,但同时仍迫使他们保持其农民身份,仍在农村承包土地,只是这土地由别人耕种、经营而已。这样,大量农民“离土”而进入城市打工,人在城市,家在农村,造成空前大规模的“两地分居”。

富士康为其数十万农民工提供厂区宿舍, 吃饭及生活作息都纳入工厂管理,本来不失为一项好事,甚至可以成为一项德政。然而,“中国模式”的特征还是顽强地出现,即硬件设施现代化,软件滞后差不多一个世纪。西方“泰勒制”的“科学管理”视人为机器,但它确实有其科学性,且限于工作场合,而富士康在“中国模式” 的社会环境下,将“军事化管理”推向极端,到了迫使员工“机械化”、成为“机器人”的程度。

郭台铭既不是毛泽东,也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 丝毫没有打算在他的深圳厂区搞社会改造的实验。他为员工提供宿舍,与其企业的事业相联系,那么,这样的宿舍园区,不可能凭空成为一个和谐的生活社区。相反,管理层注重硬件设施,管理方式缺乏人性,保安粗暴蛮横,都是很自然的事情,而这样一架机器的运转,看来也只有员工以命相拼,才对它有所触动。

郭先生很聪明,他看到了问题所在,打算停止“企业办社会”实践, 把管理宿舍区这一社会功能还给地方。只是,做起来也许容易,放弃却难。国有企业的“企业办社会”造成了所谓“国有情结”,一旦放弃,到处都出现矛盾冲突。富士康是台资企业,但运转在大陆的社会环境之中,能否有所不同,可拭目以待。

由员工宿舍的供给制转为商业化,应属必然,其中的突出的困难, 或许仍在于员工的“农民工”身份。不错,富士康的员工不都是农民工,有许多是城市子弟,有非农身份,但毕竟还是有大量的农民工。富士康为他们提供宿舍,实际是它的一项成本,其缺乏人性的管理以及低素质保安,都与降低此项成本有关。无论是政府或租房供应商,若接手这一宿舍区,都要付出大笔资金。员工转为租房,其增加的薪资的一部分则转为租金,而对于富士康,大幅度增加的薪资,或许其中相当部分只是将先前的隐性成本转为显性而已。

这样,人们得以重新审视“中国模式”的所谓“增长奇迹”。

近20年时间里,富士康的深圳厂区,聚集了数十万员工, 从事现代化的加工、组装。那数以万计的农民工离开家园,与数以亿万计的其他农民工没什么不同,而他们进入工厂宿舍区,进入“军事化管理”环境,就显得与众不同。

一般地,农民出外打工,站稳脚根之际会考虑举家迁移, 开始新的生活。但“中国模式”不允许这样的社会变化,农民工只能与其家庭“两地分居”,而每年春节之际,则必有一次大规模的人员流动──计划体制下的“两地分居”有“探亲假”作为补偿,市场经济时代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农民工存在已久,住工棚,或租房而居是普遍现象。 租房须付出房租,那是自在生活的成本,而在城市里租房开始家庭生活,也逐渐增多。然而,若没有“军事化管理”的工厂宿舍区,要成就富士康那样数十万员工的大规模加工、组装,恐怕就有相当难度──厂区附近是否有足够的租赁房屋是问题,须组建相当规模的接送班车队伍也是问题。大规模招聘进厂的年轻人是否能够很快安顿下来,是否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迅速投入工作,在员工散居租房情况下,会成为常规性的问题或难题。

记得美国经济学家科斯说过,企业在市场环境中运行, 遵从市场规则,而企业内部其实是非市场的环境,这样就降低了交易费用。“军事化管理”的工厂宿舍区,将员工租房的市场化方式转为集体生活,以富士康方式,体现“中国模式”下企业运营的特殊性,可能有交易费用降低的效应,而社会成本实在高昂。矛盾激化之际,富士康要让它回到社会,恢复其市场化方式,当然可以理解,只是,它仍然无法回避“中国模式”下农民工的特殊性。

由此可见,“中国模式”下出现“增长奇迹”, 农民工在其中功不可没,而这样一跃而起,实际上造成了更多的社会问题。它们在短期内也许隐没在“增长奇迹”的光环背后,但终究会暴露出来,很可能会逐渐成为社会的慢性病,也很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尖锐化起来。

人们说,不能歧视农民工。这是一种善良的意识。现实却是,“ 中国模式”追求的经济增长,不但力图回避经济增长与环境生态的协调,也力图回避城市化的社会进程。农民工保持其农民身份,城市化就走入一种模糊状态,而农民工作为工人,也同样呈现一种模糊状态。

■启示之四,政府猛于虎

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自杀,一度闹得沸沸扬扬, 对富士康乃至鸿海集团管理层而言,社会压力极其沉重。工人们没有自己的工会,在资本面前相对弱势,而一旦他们挺身抗议,以死相争,资方再强大,也为之不寒而栗。

相比之下,在农村征地,在城市拆迁,许多地方都出现民众抗议, 也多有人们以死相拼的情况,而以政府出面,或以政府为后盾出面的征地者、拆迁方,比富士康那些粗暴的保安更凶狠残暴得多。他们可以召唤武装警察来弹压民众,还常常雇用黑社会人员作打手,打伤人是常事,打死人的也不少。即使民众被逼自焚,他们也无动于衷,甚至幸灾乐祸,还趾高气扬地要对被逼自焚者“依法治罪”。即使社会舆论壮着胆子提出批评,他们蛮不在乎,我行我素,动辄指责群众“不明真相”,指责舆论 “炒作”,很难看到他们道歉或自我批评。

企业主、工会、政府,三足鼎立,乃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常态。 而中国的社会现实,则是共产党政府凌驾于社会之上,强势企业主如郭台铭,也不能不正视工人抗议,而政府比这些大老板强势百倍。它对“自己企业”的工人罢工无所顾忌地弹压,对“别人企业”的工人罢工,可以施展手腕耍花样,加以利用──借用工人的力量压迫资方,但决不允许工人们自己组织起来。

不过,“别人企业”的工人罢工,以及“别人”的妥协, 都有示范作用,而且更映照出自己的强悍、蛮横。共产党政府那猛于虎的尊容,毕竟是藏不住的。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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