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潮”下的中国背景
大概是中国人太敏感于“世界之最”这样的字眼，当中国社科院在《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中透露，中国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时，引发整个社会舆论的空前热议。有报道称，这是本世纪继2003年后又一次出现的“移民潮”，与之前的“劳工输出”和“洋插队”现象不同的是，本次移民者多数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于是，伴随着“中坚力量集体流失”、“中国资本大迁移”的惊呼，诸如“数典忘祖”、“为富不仁”等骂声也不绝于耳。
实事求是地说，在“全球化”背景下和现代化过程中，人才、资金、技术的流动应属于正常现象，也符合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阐述的原则。问题在于中国的财富并没有按奈斯比特先生指出的方向流动，而是逆向往发达国家和地区集中转移。尽管折射出了中国富裕阶层社会责任感缺失，对国家认同感的淡漠，但也难以令人理解，这些饱受政策恩惠的人为什么会携带财富蜂拥移居国外。
有评论指出，中国财富精英的移民与社会环境有关，深圳富士康的“N连跳”以及中山本田的罢工事件，一次次掀起了民众的“仇富情绪”，使他们越来越担心被“均贫富”；也有人认为，中国富人争相移民，是为了摆脱恶劣的投资环境，在“国进民退”的环境下，想投资的行业被垄断，能投资的行业不挣钱，结果只能选择离开；《南风窗》的报道更是寓意深长地写道：“中国会不会再现俄罗斯1990年代末期的富豪‘逃亡潮’？现在已有苗头。”
各种分析不无道理，每一种道理都有极为现实的理论支撑点，使这种移民现象在中国颇具“胜利大逃亡”色彩。但也应该看到，如此众多的说法其实不过是个表象，或多或少都带有一定程度的误读。也许，严重的社会不公加剧了不安全感，但中国的财富精英很多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早习惯了在自己的地盘呼风唤雨，说担心被“均贫富”显然低估了金钱在中国社会的能量。至于说投资环境不好、教育体制落后等，完全和移民两个概念，道理很简单，中国有那么多外资企业和留学生，何以不见外国富豪移居中国？
这里说“误读”，一是在当今中国有移民心结的人并非少数，包括影视明星和公派留学生在内，一旦有机会就很少有人回国。资料表明，自1978年以来，有 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60所北大所有在校本科生。二是近年来“裸体官员”人数陡增，这些人以种种名目将妻儿和巨额资产迁移出境，自己则留在国内为官，有风吹草动便溜之大吉。据中国商务部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仅截止2004年，外逃官员数量已达 4000人左右，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
贪官外逃现象严重，却鲜有人为之付出法律代价。只要在互联网搜索就可以看到，广为人知的温州市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厦门远华走私案涉嫌主犯赖昌星不过是蟊贼而已，动辄携款数亿潜逃的官员大有人在。诸多范例为富人移民提供了可参照的标本，他们越是知道有这样的结果，就越是不计后果疯狂敛财。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投资环境”、“仇富情绪”等顶多是种借口。
吊诡的还不仅是贪官和富人移民，某些“民族主义者”在找到合适的途径后，也不惜血本走向了他们曾痛骂的“卖国”之路。有消息称，因撰写《中国不高兴》而声名大噪的宋晓军先生，名利双收后竟然也加入了“美帝国主义”行列。消息是真是假姑且不论，至少说明移民已成为中国有钱人的共识。从这个角度说，真正值得思辨的是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质。
其实，中国文化向来不缺少思辨基因，像古语“树挪死、人挪活”，文言释义就是“适者生存”，用现代句式概括便是“生存”与“发展”。遗憾的是，有思辨力的文化却没有培育出具有反思力的群体，明末的“流寓夷土，筑庐舍……人口数以万计”（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还历历在目，清末的“下南洋”、“闯关东”又踏入了循环怪圈。历朝历代周而复始践行一个周期律，纵有成千上万个理由，也不能说这样的历史有多少传承价值。
更为遗憾的是，许多社会管理者和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并没有社会责任感，他们知道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财富的积累建立在了无数平民辛劳的基础之上，却毫不在意牺牲他们的利益。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不是用知识和财富改良自己的故土和国家，而是一走了之。官员、学者、明星尚且如此，富人们自然也不甘落后，于是导致了移民人数成倍递增，构成了一波胜于一波的移民潮。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圣人就教诲弟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哲学层面中，这个“道”可以是发展之道，也可以是道德之道，任由人们的想象扩展。但具体到如今各类社会精英前赴后继“浮于海”的问题上，就不难看出一个清晰的主线——在道德底线失守、权力规则失控、社会信息失真的环境中，每个群体都觉得自己弱势，每个人都有危机感，恰如白垩纪末期的恐龙，永远预见不到自己的未来。不过这恰恰反证了一个规律——既得利益集团固然强大，历史法则更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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