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光青瓷：古外销瓷中的瑰宝（组图）

2010-06-11 16:19

五百多年前，日本有一个被誉为“茶汤之祖”的高僧，他酷好中国文化，尤精中国茶文化，在他的主持改造下，日本茶道得以完善光大。这位高僧名“村田珠光”。相传珠光极喜使用的中国茶盅是一种枇杷黄、釉色润、深腹、敛口、小圈足的小碗，碗口以下弧线内收，器内壁划刻简笔花草间配“之”字形篦纹，器外通体划刻折扇纹，这种特色的中国瓷，应“珠光”大师之名，被誉为“珠光青瓷”而驰名世界。

那么，这种被珠光大师誉为茶道至品的中国瓷究竟出身如何,又是在什么时候走向世界的呢?

一、珠光青瓷鲜明特色

珠光青瓷，顾名思义，是青瓷，从胎、釉、形制、纹饰而言是中国青瓷的一个分支，其技法源于越器，仿之龙泉青瓷和耀瓷，从珠光瓷形制、胎釉、工艺和纹饰诸方面都可见到越、龙、耀瓷的印迹：

一、从釉色看：多呈青绿、青黄、枇杷黄或青灰，釉质近龙泉，釉多透明，但釉层较龙泉薄，较越器厚，多施半釉或不及底，釉施一次至多两次。

二、胎骨：坚硬、致密，淘洗不净，多有砂粒，胎色灰白或灰色；

三、装烧工艺：多用龙窑、匣钵单烧、置仰烧、叠烧、托座叠烧，少有垫烧；

四、形制：多宋元形制；

五、纹饰特点及主要题材：

有器内外双面划刻印花，器内划卷草纹加篦纹“之”字排列，形如锯齿；器外扇形划纹，有器内划花，碗心刻划莲花纹，内壁配篦纹；有器内卷草刻花，饰篦点“之”字纹，中心刻花团菊纹；还有器心印纹花草、动物、鱼纹、吉祥文字等；有器外壁划、印蕉叶纹，叶脉以篦纹刻划。

珠光青瓷碗类在工艺上还有一些特点，即是所谓碗心“线环”现象，即工匠在碗胎做成后，在器内底心用环状印模压出一个与底足相应的圆圈，上釉烧成后，碗心有十分显见的环状积釉圈，这即是日本陶瓷文献中称之为“线环青瓷”的由来。

珠光青瓷是青瓷之一支，原本受浙江青瓷，尤其受龙泉青瓷影响最大。福建毗邻浙江龙泉，以生产珠光瓷量最多的福建松溪窑和浦城窑、同安汀溪窑为例，试比珠光瓷与龙泉瓷之异同。

从胎釉比，珠光瓷胎骨杂质较多，釉水薄青，釉不及底，露胎，质地粗糙；龙泉胎纯、质细、釉水厚，釉色清净润泽，多呈梅子青、粉青，多次上釉乃至全器满釉。

成型：珠光器修胎草率，有跳刀痕；龙泉器修胎工整，器表平滑，且龙泉器多陈设艺术品、仿古大器或祭器，而珠光瓷少见。

装饰：珠光瓷胎体厚重，在纹饰上承接龙泉特色，常见纹饰有中心团菊纹，外划篦点花草纹、中心团菊纹，外饰对称局面的昆虫花草纹间“之”字形篦点纹；中心印花，外围饰划花、篦点纹等集刻、划、印花于一身的器物只有松溪窑、同安窑有，划3字形纹间篦划纹。另外龙泉器常用的堆、贴、塑、浮雕等手法，在珠光器中少见。由此可见，珠光青瓷纹饰与龙泉窑十分密切，但又有其自身特色。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同安系的青瓷中也有一部分光面无纹的器物。

二、烧造珠光青瓷的窑场

那么，珠光青瓷的原产地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一度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1956年，当时晋江同安（现属厦门）要在辖区的汀溪修建一个大型水库，不料在水库工地挖出大量瓷片、窑具。这一年的冬天，陈万里等专家闻讯赶到这里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大量卷草、篦纹青黄釉碗，类似日本学者称之为“珠光青瓷”的碗，经过进一步考证，确定了“珠光青瓷”产地为同安县汀溪窑。纠正了以往日本学者误认为珠光青瓷产自浙江德清后窑的提法，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

这之后，福建通过多次文物普查，现已查明：在全省68个市县，有厦门、泉州、南安、安溪、莆田、连江、松溪、浦城等45个市县的百余处窑址主烧或兼烧这类青瓷，因这类青最早在同安汀溪窑发现，故学术界称这一类窑为同安窑系。

汀溪窑位于现厦门同安区汀溪水库，分布于库区大坝外4座山头和库区一小山坡部分已被水库淹没，面积约4.5万平方米，历年调查，发现窑床十余处、作坊遗迹一处。其产品以日用生活器具为主，碗的产量最大，占到八成以上，最能代表该窑特色的是类枇杷黄色的“珠光青瓷”碗，庄为玑先生称之为“土龙泉”。其器型有敞口、撇口、直口、敛口、侈口，又分深腹、浅腹，宽、窄与高、矮圈足及大小等，造型以朴实厚重为主，但修坯、挖足略粗糙草率。装饰以刻划花为主，题材见荷花、牡丹、菊花、卷草及婴戏等；印花较少，仅见碗内心印双鱼、荷花、鹿纹，内外腹壁还是刻划花卉、卷草等。最具表现力的是刻划花卉、篦线、篦点纹，刀功娴熟、老到，线条流畅自然、矫健洒脱、活泼自由。

经过多年来陆上、水下考古，除了福建百余处窑址外，也逐渐证实中国浙江东阳、江山、金华、温州等地，广东潮州、汕头等地也生产这种瓷器，而其中，以福建产品最多最好。

关于珠光青瓷的烧造年代，史册文献均无记载。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各窑场烧造时间来进行推断。比如随着汀溪窑产品的器型、釉色、装饰手法等逐渐明朗，同时根据在窑址中发现的具有元代器物典型特征的双鱼洗，再加上日本镰仓时代遗址出土的汀溪窑青瓷，两相对照，可以考证，汀溪窑“上限至少应在南宋”、“下限可能为元代”。因此，综合同安窑系各窑场烧造情况，笔者以为珠光青瓷的烧制年代应为北宋至元，其高峰期在南宋。

三、珠光青瓷的出口外销

福建仅烧造珠光青瓷的窑场就多达百余处，加上其他的窑场，数目惊人。据统计，古泉州所属七个县（包括同安在内）就发现古窑址共达四百多处。差不多同时期的这么多窑场同时作业，产量是何等的惊人。如此多的产品，当地人显然消费不了，那么它们究竟销往何处呢？

毫无疑问，生产如此之多的瓷器是为了出口外销！

泉州地处福建南部，是中世纪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国际港口之一。有专家指出，古泉州地区一带，自唐宋以来，特别是宋元之际，古陶瓷窑场的大量出现是和外销有密切关系的。从文献记载资料，调查发现遗物以及国外已有出土的标本看，完全可以证实这一地区出现的陶瓷窑场是为适应对外贸易而建立的，而这些窑场烧造的产品，更是适应外销需要而生产的。

那么，这么多的瓷器销到哪里去了呢？南宋理宗宝庆年间，曾经担任泉州提举市舶司的赵汝适著有《诸蕃志》一书，在这本书中，赵汝适说：当时福建地区等处陶瓷，包括青瓷、白瓷、青白瓷、盆钵粗器以及瓷珠等，已行销于中印半岛、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东印度群岛、阿拉伯半岛、波斯湾沿岸以及东非海岸一带。该书所记陶瓷销往范围很广，计有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几乎囊括整个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地区。

元代灭宋统一中国后，版图辽阔，国势昌盛，同时也沿袭了宋代对外的经济政策，对海运业非常重视，海上交通和海洋贸易更是盛况空前，陶瓷外销量进一步扩大。当时的泉州港一举超过了广州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乃至“世界第一大港”。曾游历我国泉州、广州等地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都他在他的游记《伊本·巴都他游记》曾称赞泉州港为“世界最大港之一，或径称世界唯一之最大港亦无不可也”。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曾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他也称赞泉州港：“据商业额量说起来，这是世界两大港之一”。

这个时期，中国瓷器的出口外销的范围也比有宋一代更大。有关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文献记载。

有一位叫汪大渊的商人多次从泉州港出洋之后，回到泉州撰成的《岛夷志略》，这一年是元顺帝至正间（1341年）。在这本书中，汪大渊记载了当时泉州陶瓷外销的国家，这些国家有越南的占城，泰国戎，缅甸淡邈，柬埔寨真腊，马来亚丹马令，吉兰丹丁家奴，苏洛鬲，新加坡龙牙门，菲律宾三岛，婆罗洲蒲奔，勾栏山，苏门答腊的日丽，三佛齐，喷喷，旧港，班卒，假里马打，花面，淡洋，喃噬哩，爪哇的遐来物，文诞，东淡邈，甚至远达东印度群岛的摩鹿加群岛的文古老和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等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那么，出口的瓷器中，以什么品种居多呢？

宋代的赵汝适在《诸蕃志》中记载：当时福建地区等处陶瓷，包括青瓷、白瓷、青白瓷……青瓷是排列第一位的。

在元代文献中，提及泉州瓷器外销品种的有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一书，他在该书记载了洋人“采购清单”：“以唐人金银为第一，五色轻缣帛次之，其次如真州之锡错，温州之漆盘，泉州之青瓷器”。这是最直接最重要的记载泉州青瓷器外销的史料。可见，在元代，青瓷仍然是外销瓷器中的大项。

从上述史料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宋元时期，珠光青瓷是福建出口量最大的瓷器品种之一。

宋元以后，繁盛一时的珠光青瓷逐步衰落，渐渐退出外销瓷的队伍，而替代它的是让无数人着迷的青花瓷。曾经兴盛了三四百年的同安窑系或者转烧其他品种或停产败落，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外销瓷的输入国日本、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输出路线上的澎湖、西沙群岛、新加坡中屯岛、安宅、赤嵌海岸，以及如“西沙华光礁一号”、“南海一号”海底沉船中，所发现的诸多“珠光青瓷”，也可以证实这一点。

总之，珠光青瓷在中国的外销陶瓷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地位，是古代外销瓷中的瑰宝。宋元时期，它和其他瓷器一起被装进木船，从泉州刺桐港出发，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地，曾经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