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祖笙:官逼民反何时了?

武汉农民杨友德在其墙壁上写下“官逼民反”等字样,他爬上“炮楼”,拿起自制的土炮,成功击退了几波强拆,在一定程度上确给人“反了”的感觉。在接受《新京报》的采访时他表示:“相信是下层瞎搞,上层是光明的”。

这个淳朴的农民“一切生活来源都是土地”,意识到“‘投降’没有出路”,强调“国家有法律有政策规定”、“希望能按政策给我补偿”、“要按政策拿回我的补偿费”……温柔敦厚至此,求而不得,于是被迫拿起土炮抗争。

这是典型的官逼民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只需当地有司秉持公道,依法依规办事,即相安无事,何至于将一个这般朴实的农民逼上“炮楼”?杨友德喜欢把维权叫战斗或打仗,他说“打仗要有战争策略”,其策略是拿起土炮。

杨友德只是一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庄稼人,但把国家法律和政策当无物的有司,存在明显的不作为、乱作为,不是挺身主持公道,而是在默许强拆,从而也将一个农民逼成了战士。手持土炮的杨友德,俨然是在反击侵略者。

杨友德的目力所及,注定他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盲区。他“相信是下层瞎搞,上层是光明的”,这里面便存在着一个悖论: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中国,倘使“上层是光明的”,那么“下层瞎搞”又从何而来?下层不要了乌纱帽?

国家如此乌烟瘴气,问题不是“下层瞎搞”这般简单,也不完全是体制方面的原因。中国自从盘古开天地,一路走到现在,从来就是一个专制社会,从来就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回眸几千年来,没有哪个朝代会像今天这般黑暗。

追根溯源问题恰恰出在上层,没有上层的诡异莫测以及长期的默许纵容,也就没有下层为所欲为的杀人、整人和抢人……在极权社会里,只要上层善于从宏观上去把握,及时以点带面去处理一些问题,中国也不至于不堪成这样。

上层似乎有的只是表演家,到现在还看不到真正的实干家。“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官府上下蛇鼠一窝,就连当局自己制定的法律和政策,也能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公然废弃,中国由此成为乱世,而且是个千年未见之乱世。

合法权益遭受严重侵犯的黎民百姓,即便层层上告至“伟大的首都”,即便向“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断乞哀告怜,也得不到该有的救赎,“下层瞎搞”何足怪哉?杀人没事,整人没事,抢人没事……倚官挟势者又怎不胡作非为?

上层的官场混混得过且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宁可得罪人民,也不想得罪“帮内弟兄”,只想混过任期就能快乐地作富贵闲人。这种不作为,这种权力的放任自流,不但毁了一个政党,也将中国置于官逼民反的危境之中。

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日前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披露,他看到一个材料,2008年中国群体性事件已高达227000起,从2004年到2008年,在4年时间里,从87000起发展到了227000起,即两分钟一起。这数据触目惊心。

从杨友德被迫走上抗争之路,用自制的土炮“打仗”,再到鲍彤先生所披露的这一串数据,不难看出中共当局“维稳”形势的严峻,一种官逼民反的社会氛围已然形成。苦难的祖国苦难的人民,何时才能真正走出不该有的轮回?

可叹无德无能的中共当局,面对一些原本不难解决的社会问题一筹莫展,官逼民反的“本事”却十分了得,捏软柿子整人的“本事”也无出其右。今天在成都中院,无耻的宣判又在对谭作人进行,此前已多次变换过“罪名”……

官逼民反“无罪”,杀人“无罪”,整人“无罪”,抢人“无罪”……维权或上访“有罪”,撰文“有罪”,环保“有罪”,呼唤民主“有罪”,反腐“有罪”……这个国家的是与非、对与错、罪与非罪的分水岭,到底在哪里?

不论你是谁,不论你的官位有多高,不论你过去的政治演出有多么精彩,只要是在以官逼民反这种形式将中国再次拖进惨不忍视的轮回,你就将成为真正的历史罪人,就必将被清算,你想混过任期作富贵闲人的梦想不可能得逞。

官逼民反何时了?我问“光明”的上层,上层鸦雀无声;我问“瞎搞”的下层,下层要么在裸奔,要么就一脸无辜;我问苍天,苍天黯然垂泪;我问小河,小河呜咽阵阵……史不绝书的官逼民反翻到这儿,满纸辛酸,不忍卒读。

写于2010年6月9日(廖梦君同学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杀人狂徒在中共治下逍遥法外第1425天!遇害学生的尸检报告和相关照片是“国家机密”!作家廖祖笙在国内传媒和网络的表达权被党国公然剥夺!)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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