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战之后，香港的经济、文化之所以迅速发展，大大超过了大陆的发展速度，主要是因为香港有良好的法制体系；士、农、工、商各阶层的权利和利益都有法制的保障；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和财产受法律保护。这些是香港迅速繁荣的基本条件，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众所周知，殖民地香港不是一个民主的政府，但它受到英国民主政府的直接管辖。保障香港的法制环境是英国民主政府的基本职责。香港一旦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建设一个民主的政府就成为保障法制环境所必需的条件。这是包括商人在内的全体香港人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但却违背一党专政的共产党的意志和利益。
为了不至于引起太大的动荡，为了保障大陆政权的利益，中共向英国和香港人民做出了妥协。但这个妥协只是缓兵之计。所有的妥协条件，都没有法律保障。因为中共政权是一个连自己制定的宪法也不遵守的政权：任何诺言和条约都只能靠实力来保障，不可能靠法律来保障。
因此香港十几年来的情况，就是社会运动后退一步，法制保障就后退一步。商人阶层向中央靠拢一步，社会现实就向大陆接近一步。整体趋势是渐渐和平转变为大陆式的官僚资本主义加一党专政的模式。一种成熟的现代专制主义模式。
届时，不但工薪阶层的收入会相对降低，“中产阶级” 将不复存在，私人资本也将逐渐被官僚资本所取代。“港人治港”也将变质为“新香港人”治港，和大陆的共产党官僚阶层融合为一体。民主党派也将演变为全国政协的第九、第十个花瓶党，由共产党派遣的地下党员来领导。而且党章里写上服从共产党的领导，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参政党。这就是共产党心目中可以进行普选的社会条件。和大陆几十年来的情况一样，这种所谓的普选制，只是给一党专政贴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
中共企图达到这个目标的策略，首先是分化社会各阶层，给大资产阶级超额的利润，诱使他们完全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并利用他们控制的媒体和社团，压制以至消灭各民主党派。这包括收买和胁迫民主派领袖，迫使民主党派软化变质。其次是在商业上和政治上围剿不听命于中央的私人资本家和团体,逐渐缩小统治集团，减少统治集团内部的阻力；逐渐由中央渗透进来的人员取代思想不纯洁的香港人，使得“港人治港”变为共产党治港。
这两个策略不是先后进行，而是同时交替地进行。到今天为止的第一阶段，商业利益是中共关注的第一重点。策略也以收买资本家，压制反对派为主。从今往后将进入第二个阶段。围剿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民主派力量；纯洁统治集团队伍，将逐渐成为政策的重点。收买和胁迫之外，将会有新的手段出台。
今后香港的命运，主要靠新生的，以年轻人为主的民主派组织来对抗共产党的改造政策。贫富差距加大和法制倒退，将推动工薪阶层更积极地加入到反对派阵营里来。内地官僚资产阶级的竞争，和纯洁统治集团的需要，将迫使一部分中产阶级和资本家疏离亲共的队伍。其中一部分也会加入到民主派的阵营里来。
今后民主派与亲共势力争夺的第一阵地，将是媒体和言论自由。保护和创造自由的媒体，将是香港民主派生存的第一要务,同时也将是中共绞杀的第一目标。没有了舆论一律的媒体环境，中共的愚民政策将很难奏效。而民主派却可以借此在民众里赢得生存的空间，并发展壮大抵抗共产党的压力。
双方争夺的第二阵地，将是立法会和政府里的职位。香港和大陆不同，使用非法手段消灭反对派并不容易。利用香港现存的法制环境，争夺立法和行政的参与权，是双方争夺的实质性焦点。香港的民主派将主要依靠派别的号召力，而不是凭借个人的声望来动员选民。中共没有这两方面的优势，将主要依靠收买和媒体轰炸来赢得优势。贿选和暗箱操作将会越来越严重。如果能争取国际社会的监督，显然对民主派有利。
这种争夺将会长期存在,否则，不但香港的中下层人民难以生存,私人资本也将难以生存。在全中国建立民主政权之前，香港单独建成最终民主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香港的不完全的法制环境，将始终是中国大陆人民的样板和激励因素，其推动力将逐渐超过国际社会的推动力。所以大陆的民主派始终把香港的民主运动当作自己的任务；始终不遗余力地关注和参与香港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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