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见：试看今日域中之愚蠢

蠢事干得多了，即使是新型帝国，也会显出气数将尽的模样。做一件蠢事不难，难的是，所做事情，大多都被民间质疑……

21年前，胡耀邦逝世，引发了大学生们对中共粗暴打击“自由化”的不满情绪。学生们仿效波兰“团结工会”，组织起自己的自治学生会，最初更直接以“团结” 命名，无意中，塑造出一个雏形的政治反对派。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接任之初即阻止了“反自由化”的肆意蔓延，这时则更进一步，面对政治反对派的雏形，展现出较为开明、理性的姿态。但他的作为终于触怒了邓小平，中共高层的权力格局为之大变，竟然不能不以一场血雨腥风的事变来结束。

眼前中国与满清末年十分相象

到现在，不少人都看到，眼前的中国与满清末年十分相象，然而，正是从1989年“六四”事变，这种相象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在人们面前。

慈禧太后运用权力，有两个特点。其一，任何人，任何事情，不得触犯她的专制权力。她支持光绪皇帝的戊戌变法，也支持袁世凯在晚清新政改革中推动官制改革，而一旦发觉变法或改革对她的权力形成威胁，则毫不迟疑地翻脸不认人。其二，只要不触犯她的权力，她可以表现得相当宽容、大度，甚至不乏开明。她大胆任用曾李张袁等汉人官员，依靠他们处理帝国事务，也容许相当程度的地方分权，致使清帝国击败太平天国而中兴，一次次地度过危机。她本人垂帘听政，在幕后掌握清帝国之实权，但她其实知道此举之害，更因人而异，因而试图阻止在她身后再重演类似局面。

但是，机关算尽，清帝国终究难以再次中兴。慈禧一死，满清权贵立即动手，改变汉族大员主持朝政的局面，把权力从汉人手里收到满人手里，把地方权力收归中央，终于弄得天怒人怨。清帝国击败了革命党精心策划准备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半年后的武昌起义起自军队哗变，又仓促又忙乱，却全国响应，帝国瞬间崩塌。

形成对照的是，邓小平运用权力，也有类似特点。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即使如同革命，也不能触犯共产党一党专政，更不能触犯他本人的实际权力地位。他顺应改革开放潮流，同时，随即规定“四项基本原则”，规定反思“文革”及批评毛泽东的限度。待到八九民运涌来，邓小平犹如当年“反右”之幽灵附体，悍然操纵事变，继罢黜胡耀邦之后，又罢黜赵紫阳。

然而，他把改革派打倒在地，对保守派也同样没有好脸色，明言中共十三大精神“一字不变”。此后，眼见李鹏、江泽民执意倒退而不肯回头，他先是在上海引出 “皇甫平”文章，后来干脆到南方一路走一路讲话，直到中共十四大正式接受了市场经济，方才罢休。

倒行逆施的“国进民退”

只要在政治上不直接挑战中共一党专政，邓小平对改革国有经济，对地方分权，对开放民营经济与外国资本，对抑制军队及其权力，乃至对于在香港回归之后继续保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不变，基本上都予以支持，甚至相当积极。这样，他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刻下了他的独特印记。

而在他身后，权贵集团以市场经济的名义攫取财富更为肆无忌惮，鹰派军人口出狂言而越来越无所顾忌，同时，以“国进民退”为突出表现，向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倒退之势头已明显可见。

同时，“左派”们迫不急待地开始再次批邓，将改革开放视为“资本主义改革”（资改）而痛责“左灯右转”，嘲笑“猫论”贬斥“摸论”，满怀豪情地不再“韬光养晦”，要对西方昂然“说不”，甚至组织起新的毛派“共产党”，直接继承毛泽东“继续革命”的衣钵。

所幸，一个世纪之后，世界格局与先前大不相同，国际市场争夺的弱肉强食，演化为当今的市场经济全球化潮流。当年，民营经济在外国资本、官僚资本的夹缝中艰难生存，第一次世界大战，竟成为它的“黄金时期”，而今，中国历尽坎坷，毕竟进入到市场经济长期发展的阶段，而尽管国有资本再度气势汹汹，三者之间，却已初现鼎立之势。加之，“人口红利”、“土地红利”潜力尚存，这样，中国经济增长代价高昂，但还可以支撑相当时日。

这样，昔日的中国专制者软弱可欺，今日的中共新型专制者，看上去，却是一副任凭谁也奈何它不得的模样了。

然而，如此变化，中共的狂妄之心势必膨胀，它倒行逆施、蛮干胡来的机率，顿时升高。

其突出表现，首推强行展开三峡工程。邓小平支持三峡工程低坝方案，但事情还是一直拖着，而“六四”之后，为换取李鹏的政治支持，江泽民居然以该工程为交易筹码，以身为人大代表的党团之力，使全国人大批准该工程。

蛮干蠢事显出新型帝国气数将尽

其普遍表现，乃“国进民退”，再行中央集权。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以非常手段力保GDP增幅未低于8％，光鲜外表之下，流动性泛滥令人忧虑之外，众多中小民营企业一蹶不振。同时，房市在危机冲击下，从调控中绝处逢生，仍为GDP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结果房价再度发飙。天怒人怨之际，GDP增长令人欣慰地居高不下，则再次打压房市又来了劲头。只是，中共政府决不放弃它对土地的垄断，对于地方政府在税制中的屈辱地位，看来还是任由其持续下去，调控的矛头所向，一味地专注于打击房市投机，仿佛那些投机力量即为高房价的罪魁祸首。

最愚蠢之表现，当属围剿互联网，尤其以驱逐谷歌出大陆为最辉煌的一役。满清政府依恃义和团支持，敢于向西方列强宣战，当今中共政府自诩“三个代表”，面对真正体现生产力之先进性的互联网，全然不以为意。它的诸多机构，一个个气势汹汹地闯进这一领域，各自扯起“监管”大旗，到处筑起高墙，挖得沟壑纵横，与高速公路上林立的收费站们，可以媲美。

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看上去已经使历代王朝相形见绌，满清帝国更不在话下。对它而言，马克思学说实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供之高阁装门面，也就可以了。至于所谓“科学发展观”，其实际功能，大概只是解决“令不出中南海”之尴尬的一件政治工具而已，因为，时至今日，即使集权，其难度也相当大了。若真要在观念上探究其“科学”涵义，或更进一步，在实践中真要实行增长方式之转型，那么，中共及其政府的垄断、控制，首当其冲就是难以逾越的障碍。

不过，蠢事干得多了，即使是新型帝国，也会显出气数将尽的模样。做一件蠢事不难，难的是，所做事情，大多都被民间质疑，更不用说，随手把百姓一个个无端弄死，还信口编造离奇的死亡理由。若在过去，或许算是聪明，如今社会毕竟走向开放，走向公民社会，如此这般，实在蠢得不能再蠢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0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