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苏区共妻和党中国换妻的联系

红军苏区共妻现象和山寨国换妻现象有怎样的历史联系，可从四方面看：

根据蔡孝干（台共早期创办人和抗战之后台共领导人，唯一的“长征”过的台湾人。1950年被捕后任台湾安全部门少将参议副主任，1982年病故）回忆，红军时期苏区婚姻大致情况是：一、民众自由结婚，婚姻非常松散，离婚自由（苏维埃《离婚条例》保障，只要一方坚决要求就行）；二、红军家属普遍有秘密老公（反抗离婚被干涉和压制），跟农活雇工和外面的男人；三、红军领导的性解放，有李伯钊共夫杨尚昆（在莫斯科结婚）和王观澜（在江西同居），金维映共夫邓小平和李维汉，张闻天共妻王淑贞和刘英（浪漫女人，“一杯水主义”之典型）；四、女人普遍性解放，有自己的土地和财产，一个女子结婚三～六次司空见惯；五、“秘密老公”或“秘密老婆”（刘伯坚之妻王淑贞——张闻天的秘密夫人）非常普遍。（注：抗战边区继续，李维汉遗弃金维映，毛泽东遗弃贺子贞，博古遗弃刘群先）

是共产主义性解放或性自由的继续。中共在江西苏区所颁布的《婚姻条例》（1931年）和《婚姻法》（1934年），是苏联《新婚姻法》的翻版，共同依据俄国共产主义者柯仑泰女士“自由恋爱”的“性关系”与“性本能”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应在各种目的下，自由与异性结合。她在1921年至1923年间担任共产国际妇女部书记，1926年至1930年间先后担任苏联驻挪威大使和瑞典大使，使其“自由恋爱”理论普遍流行于各国共党团里，在红军江西和陕北苏区演变成为“一杯水主义”的自由婚姻关系。性解放或性自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随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运动盛行至今。

从自然法维护的一夫一妻制婚姻上看，性解放或性自由，无论在东西方，都是人之伦理败坏的淫乱罪，是人的兽性病态，非人之爱，主要是人类繁衍后代和宗教色魔考验之必须的需要和途径，是人的生物属性或动物本能的放纵。性欲过旺或不及（非修炼状态）都是病。古代西方宗教和中国礼教的道德教化，现代普世宪政法制，都是限制人沦为动物而兽性发作。

实乃红军苏区性解放运动在党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延续。共产党在江西苏区推行的婚姻自由制度，冲击破坏了赣、闽、湘、粤等边境地区固有历史文化傅统和伦理道德观念，红军到陕北苏区之后，中央红军老干部掀起结婚高潮；陕北红军家属掀起离婚高潮。通过红军时期苏区和抗战根据地、内战解放区在农村通过自由恋爱、结婚、离婚，一路发展到今天男人盛行包奶、女人心仪情人的状况，直到换妻活动理直气壮。

分析红军苏区共妻现象和山寨国换妻现象的历史联系之后，来寻思：中国的婚姻将走向何方？通过去除党中国绝大多数婚姻中的政治第三者——党文化（思想观念里的共产党，唯物论、无神论、进化论）——合成的斗争哲学，重建敬天地、孝父母、顺丈夫、尊妻子的从一而终（特殊情况夫妻反目）的中国婚姻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