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平：薄熙来其人（五）

在香港明报首次介绍薄熙来

由于我调到香港文汇报东北办事处工作，按照中共国安局内部规定，我的电话，包括手机与坐机，就已被卫星定位24小时监控了，这是我2000年12月4日被捕后才知道的。

虽然，我个人无意于巴结薄熙来，但我喜欢发布新闻稿，我觉得深入生活的过程，特别是采写与发表文章的过程，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于是我撰写了一篇题为《薄熙来当选大连市长》的新闻稿，大约1500字，我还引叙了薄熙来关于他一生要刮三埸台风的讲话，他说他属牛，每到本命年就想刮台风，他就要为老百姓办一件大事......我还生动地描绘了大连人大选举的情况，以及他对411张赞同票的想法。此文发到香港《明报》后，马上就接到编辑夏泰宁的电话，他说他是中国版负责人，报社副总编，他认为文章很好，可以刊发，他本人亦是学新闻的，与薄熙来是大学同学，也认识与了解薄熙来的为人等等。我相信这是真的，因为 1984年薄熙来亲口告诉我，他有许多同学都分配到了海内外各地媒体工作。

这篇文章非同小可，当时薄熙来默默无名，虽然在大连政坛已羽毛丰满，但在香港及海外，人们还没有多少人人另眼关注他，我是出于个人良好的愿望，希望他为大连干一点实事而发表这篇稿件的，我也没有计较报酬，夏泰宁在发表时不署我的实名，我也并不在乎。而薄熙来的死党后来与我翻脸，在两次对我抄家时，为何没有取走这份手稿与列印稿呢，如果不是疏忽，一旦拿走，假如他本人读过会有所启发吗？会良心发现吗？因为用这篇稿件比对我后来发表在《前哨》杂志上的稿件，可知我对其原本并无成见，对其我存在着一个认知发展与思想变化的过程，我一直在把他当成新闻人物观察与写作，如此而已。做为一个文人，他做得对时我就表扬，他做的错时我就批判，有之改正，无则加勉，何罪之有？后来我多次去香港，见过《明报》的夏泰宁，也谈过薄熙来，夏说那时有很多人读过上述文章，都对他寄托厚望。当然与中共所主持的文汇报相比，香港明报是小巫见大巫，当然我指的是有关薄熙来的报导数量，如果查阅自我加盟文汇报之后的中国新闻版，薄熙来与大连在海外的知名度的确增加了不少，但是随着我对其人不断了解与本质的逐步认识，我对其的评价由褒到贬发生了质的变化。

但不管怎样，上述一切都在薄熙来及其党羽的掌控之中，他们正在张开触觉的无所不在的大网，全面而细致地了解我的情况，讨论决定对我如何利用与镇压，当然薄熙来躲在秘密特工的背后，是最终抓我的决策者。他认为文汇报吹捧他是应该的，但批评他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厨师司机当上了安全局领导

薄熙来在当大连市长之前，处于他人的制约之下，还有所顾忌，现在当上实际上的一把手，有了权力，首先是在重要部门安插亲信，他知道大连国家安全局的重要性，虽然名义上是反间谍机构，但可以公器私用，打击政敌，排斥异已，恂私枉法，所以薄熙来立即疏通北京国家安全部的关系，亲自点名叫车克民任大连市国家安全局长，但市委书记于学祥不同意，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便操控人大不批准不任命，薄熙来亦不怕，改任车克民为党委书记，叫“软包蛋”万国涛当局长。市纪委书记王希智对同僚说，从此我们都没有了秘密。

万国涛个头瘦小，贼眉鼠眼，是个见利忘义的势力小人，他早在辽宁大学读书时既在外语系被人耻笑，因为他从某农村考上的大学，不知为何，班里只要一考试就不及格，不及格他就痛哭流涕，同学们都对其不屑一顾，但不想此人毕业后进了大连国安局当了特务，有人说是由于他在大学时代喜欢暗中举报同学思想问题，才被选中的。说来也巧，安全局长万国涛与我太太是辽大同学，不是一班，但同为一届一系，毕业后太太在国旅工作多年，办公楼与安全局不过十米，所以大家混得很熟。

据我所知，在万国涛之前的局长姓马，他人还比较正派，有人曾问他我在香港发表的文章很反动，应当定什么性质的罪，他认为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拘捕。为此他在大连日报还发表了一篇文章，委婉地谈了他的看法。但薄熙来很生气，把他劝退后，万国涛接手局长，就一切听命于书记车克民了。从此大连市国安局变成了党内派系斗争的工具。而车克民把进口的现代化反间谍设备全部用于内斗与倾轧，不仅监听于书记等对立面领导的电话，而且他自已的所有仇人亦都难逃其网。车书记还在大连市开发区湾里乡做房地产生意，用监听电话方式，掌控生意伙伴，逼其就范。

据大连著名律师陈某惠披露，薄熙来与车克民私下列了一个黑名单，把政敌全部拿下，不惜动用多名秘密警察，个个单线联系，对反对过他或有可能挡道的人或跟踪，或监控，从早到晚，不厌其烦地一一记录在案，以便网罗罪名，编造证据，拘捕下狱，置于死地而后快。

这还不够，薄熙来指使车克民把特务安插到法院，检察院，监狱，劳教所，看守所等等，形成了枉法追诉一条龙的高效的体系。这就是说，薄熙来想抓谁，他就能合理合法地把谁送进监狱。想放谁谁就能仅凭薄市长的一句话重获自由。于是整个大连在经济繁荣的表象背后堕落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比如大连名人协会的秘书长王某斌，因诈骗罪被捕，他求情于薄，薄一句话就把他放了。韩某某被拘押，便通过太太找薄熙来的死党刘某茹，刘过话给薄，薄熙来立即下令放人。总只之在薄熙来当政大连的日子里，类似丑闻不断出现，以而使司法的公信力丧失殆尽。

第一次与车克民相识并请他吃饭

大约在90 年代的某一天，大连日报政法部记者陈序平打电话给我，说薄熙来的秘书安全局书记车克民想与我认识，我说没问题，因为陈不仅与与我是大学同学，又曾是报社同事，而且彼此关系处得不错。此前陈序平经常到文汇报驻东北办的办公室找我，亦常留我处吃午饭，所以常来常往，成了酒肉朋友，无话不谈。但出狱后我才知道陈的特殊身份。

那天，我们约见在大连傅家庄山庄底下一个小饭店里，只有我，陈序平与车克民三人，我不知道一个人的私人电话还能被它人监听，更不知道他是奉薄熙来之命与我交往的，我在《明报》刊发的文章已引起他们的高度关注，但只有我还蒙在鼓里，以为安全局是要通过我，向我手下的员工进行保守国家秘密的教育，我对车克民开玩笑地说，哪些东西属于你们规定的不能公开报导的秘密，请早点告知我们，以免出大的问题，他说不是这个意思，并转移话题，大肆吹捧薄熙来的丰功伟绩，说他很受中央领导器重，朱熔基近日又把他叫去中南海谈工作，江泽民更是有意裁培他，还说薄熙来到他家很是方便，像走平道一样，想什么时间去就能去，想谈什么事也无所谓，还说薄熙来比胡锦涛有能力，有魅力，有前途。车克民还不厌其烦地介绍薄熙来在金州时如何工作肯吃苦，如何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如何扎扎实实地苦干，才一步步走过来的，他又怎样被其人格感动，而舍家撇业跟随他当秘书等等，因为年事久远，有些细节已变得模糊不清，但总的感觉，他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仆人，薄熙来是一个大野心家，需要他这样的狗腿子。

酒酣耳热之时，他还说薄与他一同去北京，一般情况下，不管多大的干部，设宴请客，请谁都能准时到位，他们为了搞好关系，请过北京中南海很多人，就一个人牛气，请不到，是胡锦涛，请他就是不到位。车克民说，胡锦涛不如熙来，从气质，能力，人品，外貌，他哪个方面也不如薄市长呀！他把“呀”的尾字拉得悠长，我看到他白圆的一张大脸上，目光如炬，泛着红光，使我想到清朝宫庭的太监李莲英，我想，薄熙来能把一个厨师司机培养成对自己忠诚的安全局书记，的确不简单，也不可思议！车书记还半开玩笑地说，反正我也不被地方政府管，大连安全局直通部里，人事关系在上面，我们怕谁？他得意地讲着，脸喝得通红。我大方地抢先结了帐单，他说等过几天我再打电话给你，约个时间回请你一次，还答应安排薄市长单独接受我一次采访活动，他一边写给我一个传呼机号码，一边说以后我们就是弟兄啦，有事尽管呼我。但自此没了下文。

不料，时隔多年，薄熙来派他将我在金广大厦附近的停车场将我拘捕，尔后，立即驶往距离此傅家庄海滨500米左右的大连蓝天宾馆门前，稍事停留，再换乘另一辆秘密特工的面包车，转往旅顺海军基地看守所关押。而以前车克民恰是在旅顺服过兵役的海军战士。他就是用这样卑鄙的手段，回敬了我的宴请。

大连市政府大楼第一次设了岗哨

我从80年代中后期由大连市沙河口区马栏北街，迁往西岗区福德街60号的，而此寓所与市政府大楼仅一路之隔，我时常围绕大楼散步，故亲眼目睹了它的“硬体” 与“软体”的变化，前者指围墙护拦，后者指人员服务，以前在魏富海当市长时，大连市政府那栋米黄色的大楼门前从来不设警卫，谁都可以走进去办事，过了大门，只需在楼梯口告诉一个更夫即可，我记得他大约60多岁，个头很小，脸很尖，翘嘴巴，牙很白，只有他问：你找谁？你告诉他找谁，即可以获准入内，不告诉他也没关系。回想一下，那时聚众楼前吵闹呼喊的事极少发生。我想，虽然，当年与我共事的新华社大连支社记者大都已经退休，但除了邢立夫过世外，其他人都还健在，那时我们常去市政府办公大楼食堂吃饭，谁都有这种同感。

自从1993年薄熙来入主市政府大楼之后，情况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虽然主政修建了众多广埸草坪高速公路与大搂，还下令扒掉了原劳动公园与星海公园的砖砌围墙，使其变成通透敞亮的公共埸所，我对此是肯定的，但他也是第一个用铁栅栏与接待室以及围墙，阻断了老百姓与政府官员直接联系的市长。他颁布的一切政策大都与人民群众为敌，都是为权贵阶层与知识精英服务的，是惯于做表面文章的，因此，市政府大楼正门前不仅设有一个班的士兵，以升旗降旗为名，进行24小时的全天警卫，外来人员一律要先到传达室电话预约才能入内，而且还在市府大楼西侧设有可移动式警员岗搂，它实际上是一辆汽车，却装饰得像一座小房子，里面坐满警察，日夜停靠在那里巡视，随时应对访民与突发事件，总之，从薄熙来开始，大连市政府官员，成了藏在这个堡垒里领导这座城市的人。而在市政府大楼两侧，一左一右的两栋建筑，一个是法院办公大楼，一个是公安局办公大楼，虽呈三足鼎立之势，但都对这种刺刀下的经济繁荣与假民主保持沉默。

为了装潢门面，薄熙来当了市长，还经常在早晨8点30分之前，带领几个副市长，站在大楼门前的水泥台阶上，与外来上班的职员握手，然而，不用说他用围墙切断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既使对与其陪合的一般机关职员，也违背国家有关政策，多次不给人家提薪，这亦是导致他们权钱交易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手里有权又收入微薄的官员更易于贪腐。

为文汇报刊发的一则小稿恼怒

1993 年初，筹备文汇报东北办之时，我编发了一篇短新闻，内容是有关大连交通肇事慨况的，本来它最先公开发表在《大连日报》上，文章说，近期大连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交通事故，多达上百起，严重的数十起，我只不过是为了完成稿件数量，编转而已，但不料薄熙来读后，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是香港及海外敌对势力，在他履新市长之际，搞的所谓破坏话动，他批示给宣传部长王某全，出身于金县小学教师的王部长，是习惯于拍马屁的人，深知自已从《大连日报》小记者爬到常委兼部长这个位置实属不易，便对我开始施压。

以前，我与王某全个人私交不错，因为他早在报社农村部工作时，就与王智博关系最好，90年代初王智博移居加拿大多伦多之前，我曾与王某全一同，到位于大连湾的王智博亲友处参加了他小舅子的婚礼，特别是1992年，王某全以大连市委宣传部长身份拜访香港文汇报总部，张云枫社长亲自接待他时，便中问起我个人的情况，他曾为我美言了几句，因为当年我写信给香港文汇报自荐，报社并不了解我，假如没有他的首肯，我后来不会被副总编刘永碧等报社领导重用。

现在，王部长很生气地批评我不听话，他说你刚上任，就揭大连的疮疤，就臭大连，以后怎么办？随同刘永碧到访的外联部主任陈桂雄，一再奉劝我别这样干，并要求我向他道歉，结果我加以拒绝，但他提出的主动接触他的建议，我照办了，王部长这才息其怒。我念及他对我的协助，心里虽不服，也只有忍气吞声。

此后，有一年春节前薄熙来请记者吃饭，地点在大连宾馆，市委宣传部新闻处长叶枝盛通知我去，我想这应当是一个彼此沟通感情的机会，为了做好文汇报的工作，我可不想与他继续顶牛。但到了餐厅一看，一共请了六个记者，等了好一会儿，薄熙来才姗姗来迟，其中有《光明日报》记者孙言荣，《经济日报》李天斌，新华社大连支社李晓林，中央广播电台李朝奋，香港《大公报》孙玉光等，人的确不少，但他只与李小林与李天斌讲话，三个人有说有笑，对其他人都很冷淡，并在席间大讲如何给《经济日报》批地皮，让他们在大连中山区八一路搞房地产等，还指责有的报纸有意“臭”大连等等，一点也不倾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使我心中很不舒服。

我多么想直言我的想法，像80年代初在金县见到他时那样，让我们有一种平近的感觉，, 以便我们交流，但他根本不看我，也不认真听取其他人的意见，仿佛他只认识上述三人，中途还被吴文康秘书叫出去两三次，虽然那顿饭全是山珍海味，鲍鱼大虾，美酒佳肴，价格不菲，但胸中块垒，如鲠在喉，味同嚼蜡，心情抑郁。我想，薄熙来心胸狭小，很是记仇，他绝对不会忘记那篇不足百字的小稿的，所以，他请吃饭，又故意冷落我，是在警告我，在以后的新闻报导中，我只能护花，不能挑剌。否则就没有饭吃！看来他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啊！今天请客吃饭，要得就是这个令人尴尬的效果。

但我不怕，我既然做记者，不想当官员，也不想做老板，又不由地方政府管理，何必看他的脸色行事？所以后几年的春节聚餐记者会，我们也不参加，有时叫助手应付，有时索性不理久而久之，我便出局了。好在东北办涉及的地盘很大，大连的薄熙来不认我，我去吉林或哈尔滨采访，那里的官员与我保持联系密切，我还可以到其他地方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建办之初接触的两个官员之比较

文汇报建站之初的故事，也颇有戏剧性：曹伯纯从湖南株州市调大连任一把手，薄熙来由副市长升为市长即二把手，但两个人各在中南海都有靠山，性格又十分相左，针尖对麦芒，必有一伤。于是从如何接待香港文汇报来访领导的态度上，就可以窥视两人的不同体性。

关齐云失踪后，我在文汇报副总编刘永碧，王伯遥支持下，艰苦创业，筹建了东北办，我在市委宣传部外宣处当处长的大学同学王志强对我很好，所以一听说刘永碧要到访，便同意上报薄熙来，他说看看薄市长能不能接见她，但很快又说没有空，我知道薄熙来就是这个爱摆架子的德性，我不看重能否拜会此人的事，但无奈刘永碧很好面子，觉得薄熙来不见她，回到香港不好交代，所以我很为难。好在，我另有办法，我电话联系陈序平，请他转告曹书记，说文汇报副总编刘永碧一行到访大连，能不能见她。不料，很快陈答覆我，曹书记十分高兴，还要安排在大连棒棰岛宾馆高规格宴请我们，这样我就算是完成了应酬的任务。

此后不过一个小时，宣传部副部长刘国良又改口，通知我说，薄熙来答应，次日上午见我们三人，但《大连日报》刊发的新闻稿上只能讲，是薄市长“接见”刘永碧一行，绝对不能像报导她与曹书记相识那样叫“会见”，实际上对我们来讲，“接见”也好，“会见”也罢，这都无所谓，只要能见两个当官的，能有一个人点头同意我们办站就行了，反正等刘永碧一走，还是我一个人负责，我便可以比较自由地从事新闻工作，官埸上的怪事，我才不在乎呢。

第二天上午10点，薄熙来约我们三人在市政府大楼三楼一个房间见面，我知道他不会准时到达，果然他又迟到十分钟，以示他日理万机，高人一等。他还故意让我们去旁听他主持的一个座谈会，坐席上全部是街道的老太太，他正在倾听这些“小巷总理”的种种诉求，场面相当热烈。只有我知道这是有意安排给刘永碧看的，因为这种会以前他从未开过。等开完了这个会，再接见我们。他要收到最好的效果。当然这个秘密，我不能告诉刘永碧。凡是不了解薄熙来的人，都不会相信。果然，刘副总编会后说，薄熙来很深入群众。

从上述两人的表现看，曹书记为人相当真诚，不搞两面派，但薄熙来头脑中，封建等级观念太重，一会说见，一会又说不见，这反映出他缺乏平易近人的真诚与善意，他喜欢玩权术，惯于变换两面派手法。最初他不想见，看曹书记见了，又怕被人家抢了风头，自己丢面子，因为他知道见了曹书记之后，香港文汇报不可能不发消息，那样会叫曹书记抢了头功。而在大连日报的相关报导中，他又在细节描叙上指示记者写成“接见”，这是上级接见下级，借此与曹书记以示区别，而曹书记根本不计较这一切。我当时还不太了解曹书记，但从此事，足见两个人的品质明显不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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