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疑察微识中共：期望·奢望·绝望
“九评中共”已出多年，国内外仍有人对美国总统接见达赖喇嘛说三道四，仍有人要中共统一台湾，企望中共自律、以法治国。这说明还有部分国人和大多数世人对中共的认识与态度格格不入。本文拟回顾一下对中共认识和态度的变化发展之主流，或许对部分国人能有所帮助。
在深入讨论之前，先要搞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性质。
认识中国共产党不能只看它的宣言和标榜，而是要看实际行动。对它的一时一地的堂皇举措，要区分是真象还是假象；看本质，才能不被其表面现象所迷惑。例如，中共的目标说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要消灭剥削，实行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此点曾经吸引过许许多多中国大陆的志士仁人。但包括中共在内的世界上一切共产国家的实践都失败了，连创始国苏联也进了坟墓。如今的北韩、古巴是世界上最落后贫困的国家，中共自身也靠在大陆部分地区、于部分生产领域中抓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根救命稻草及大印钞票借通胀苟延残喘。从理论上看，阻挠完全实行按劳分配的绊脚石主要有三：生产资料私有制、国家权力的干扰（如管理不善和官僚腐败）、具体操作的可行性有效性合理性（如个人创造价值的客观性和分配的主观性如何达到一致；生产信息公开与个人隐私之矛盾等等）。马克思的理论只提出以公有制强制代替私有制，对后二者则是束手无策；强行公有制又没有竞争可言且大大抹杀个人主观能动性，所以还远远不如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经济来得高效。笔者窃以为这一切，就是所有共产党国家乃至民主国家左倾政策催生的国有企业和机构在自由竞争中纷纷败下阵来的症结所在。（必须由政府直接或间接主管的领域（国安、司法等）因无法或难以形成充分竞争，不在此例。）
中共自诩为“革命政党”，这也站不住脚。革命是指促使社会更文明更合理更公平的行为。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是让民众脱离无理暴力统治，保障人们基本人权和自由。近代如辛亥革命推翻满清，联合国出兵韩战，及近年北约出兵科索沃、伊拉克、阿富汗，都是革命行为。中共窃国以后，搞“党天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三个代表”、“党领导下的科学发展观”等等，无一不是对大陆人民的自由人权及公平之倒退和反动。可见中共不是“革命”政党，而是地地道道的反动黑帮。
中共说它代表无产阶级，同样是说谎和欺骗。中国工人的工薪收入仍处于全世界最低水平之中：最低时薪排名第159位；工资总额只占GDP的四分之一。而发达国家则要占58—65%。与此同时，中国不到1%的人占有全国70%以上的财产，两极分化远甚于西方（美国5%的人只占有60%的财产），这肯定不是无产阶级的福音。在政治上，中国工人没有集会游行罢工的自由，工会组织成了中共奴役工人的工具。远不如西方国家可以独立组织工会，享有基本人权和自由。
当然，最大的谎言要数“共产党救中国”了。当年扫除军阀，主要是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共产党只在里面玩阴谋耍诡计保存实力。后来抗日也基本上靠国民党和蒋介石，共产党则是坐山观虎斗、“游击”摘桃子。中共建国后，大陆人民不断受苦受难，直到经济部分开放部分人民的生活才有所好转，但政治上依然故我、毫无公平自由可言。如果没有共产党横插一杠，中国大陆很可能在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下继续经济开放，和西方民主国家共进退，政治上也早就民主化了，要比现在好很多。总体水平很可能已在台湾韩国甚至日本之上。政治腐败，环境污染，资源糟蹋，道德沦丧等等也不会发展到今天这样不可收拾的地步。共产党不但没有救中国大陆，而是道道地地害惨了中国大陆。
为全面看清中共的真实本质，让我们更仔细地审视它的过往历史。
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以后，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误听误信，以为真是俄国“庶民的胜利”，将马克斯理论传入并影响中国。最初由俄共出资，派员来华，秘密筹组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加入共产国际，暗中一切以维护其金主俄共（后为联共）极权专制主义统治的利益为转移。中共诉求的党政体制，自然以布尔什维克为楷模。所以中共成立之初就已注定了它是一个钳制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卖国政党。
建立之初，中共势单力薄。国共首次合作前中共三大召开时，党员总共还只420人。在联共指使下统战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打着合作的旗号，钻入国民党的中央领导机关，有利用和兼并之势。照斯大林的说法，国民党只是共产党手中的一个柠檬，要把它挤干以后加以抛弃。1925年10月，周恩来不顾陈独秀的反对，建立起以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这是中共领导的正规军队，是中共正式拥有军队之始。次月，国民党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在中共的运作下形成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绝对优势。中共的挤柠檬行动，引起了国民党有识之士的惊觉。为挽救中国革命，才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反共抑共的必要举措。
接着中共搞起了武装割据，实际分裂中国。此举严重耗损国力，给日本军国主义扩张势力以可乘之机。面对日寇侵略，中共在莫斯科的要求下发动“抗日救国运动”。莫斯科的意图是要中共拖住日本不使威胁苏联的远东地区；中共又欲借日本之手，南北夹击，消灭国民党的有生力量，可谓一箭双雕。时过境迁。不久斯大林意识到中国的抗日，还非借助蒋介石不可，再次下令国共合作，于是才有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张学良的糊涂举动，打乱了国民党政府的抗日步骤，保护了行将被消灭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埋下了深重苦难的祸根。
抗战八年，中共基本上是坐山观虎斗，致力于发展壮大自己，让国民党军队去死拼日军。这再一次显露出中共置民族利益于不顾的卖国图谋。日寇一投降，便急不可耐地出洞大摘桃子，并在苏联的暗中援助下急剧扩充实力，同时欺骗美国左派政客取中立态度，出面调停。准备就绪后即发动内战，把国民党赶出中国大陆。
中共建国以后，本该在大陆兑现其长期以来对民众的许诺，实践民主，维护自由公平，和平建设。可惜中共食言而肥，继续顽固地奉行卖国独裁专制政策。立国刚满一年，战争创伤急待恢复，就按斯大林的要求出兵朝鲜，充当金日成违反国际法侵略南韩的帮凶。接着又在国内开展一次次的政治运动，闹得国家鸡犬不宁，民穷、财尽，光饿死的中国人就有近四千万，总共制造的冤魂达八千万之多。这是中国以至人类历史上最为专横跋扈、最不人道的专制暴虐政府。斯大林死后，中共继续执行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路线，对批判斯大林的赫鲁晓夫大事挞伐，斥之为“修正主义”。毛泽东野心勃勃，以斯大林的传人自居，企图充当国际共运、“第三世界”的领袖，完全无视中国大陆人民的根本利益。
毛泽东死后，继任者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继续不懈地执行卖国专制政策。所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拒绝社会民主从而得以继续践踏百姓基本人权和自由。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让当政的中共权贵们公然地劫夺公私财产。所谓“对外开放”，就是以超国民待遇引进外资，让中国的权贵们从中渔利。甚至还和俄国政府签订出卖北方大片领土的边界协议，这是继满清政府以来历届政府最严重的卖国行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是“窝里横”，对外则毫无国格可言。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和平崛起”，也是一脉相承，除了增加警察密探继续“窝里横”，竟然还要向索马里海盗空投赎金。而对中国商船被俄罗斯击沉，只表示讶异而已，没有下文。
一言以蔽之，从中共已有的全部历史来看，它始终没有越出独裁专制和媚外卖国的范畴。
对于这样一个祸国殃民、坑害中国已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众的大多数对其性质，并非是一下子就看得清楚的。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包括蒋介石、陈独秀在内的许多人都被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吸引过。而后最早看清楚中共本质的当数民族先知蒋介石先生。1923年9—11月，他受孙中山先生派遣赴苏联考察得出结论，“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确信，苏联政治体制是独裁和恐怖主义的统治工具，与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国民党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苏联的体制，就是布尔什维克独占领导垄断一切，为所欲为的体制。可惜蒋先生的真知灼见，没有受到孙中山先生的重视。两年后西山会议决定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为时已晚。不但孙中山已逝世，国民党中的左派已占优势，与共产党打得火热。尤其是宋庆龄女士，以她孙中山夫人的地位，其拥共容共的倾向，对国民党以及海内外中华志士都有极大的误导作用。
即使在中共党内，也有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爱国民主人士，反对过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共产国际的命令必须服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都要遵守”的错误主张。也曾经反对共产国际要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的指示，提出与国民党的合作，必须光明正大。是党对党的合作，不赞成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发展自己的组织。陈独秀也曾经指出过：“斯大林的一切罪恶，是凭藉着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允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的自由等一连串反民主的独裁制度而发生的”。当时像除独秀这样真心拥护共产主义，反对专制独裁的可以说大有人在。如果党内陈独秀路线占了上风，中共与国民党真诚合作，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是指日可待的。可惜在共产国际的运作下，中共党内的极端势力占了优势。此后，三、四十年代，中共党内的一系列所谓“路线斗争”，都是集权组织内部的权力斗争（就象同时代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党（音译“纳粹”）与德国共产党的血腥争斗一样），不具有任何从卖国独裁转向民族民主革命的倾向。
中国像蒋介石、陈独秀这样具有真知灼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哪个时期以来直到中共建国以前都是社会的少数。加之左派媒体谎言惑众、正派媒体据理力争不够，所以才会有抗战前爆发“逼蒋抗日”的群众运动，抗战期间大批爱国志士奔向延安，抗战胜利后大批青年学子误听误信参与“反内战”、“反饥饿”。甚至有相当多人既不懂无家不成国、有国为有家的道理，又偏听偏信不明真相，只知道追求国家民族之富强并将希望寄托在中共的身上。之所以出现上述局面，细究其因大致如下：㈠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知半解，还没有实践经验可资借鉴，无从科学地观察、论辩和认知，抱着不妨让共产党一试的心态。㈡共产党挖空心思、颠倒黑白、捏造谣言、欺骗舆论，手段十分高明，而正派媒体未针锋相对揭穿其谎言。例如北大中共地下党小组设局，引诱美国兵上钩，说成是美国兵强奸中国女大学生，以致在全国掀起反美浪潮，自绝于民主世界；明明是金日成出兵侵略南韩违反国际法，中共出兵助纣为虐，却变成了“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抗美援朝”。㈢国民党政府二战后推动民主化不够，且内部腐败和管理不善，也有负面的助推作用。㈣民主世界左派当权，左派媒体强势化，以及政经上幼稚而不自知的中外左派知识分子如鲁迅、郭沫若、斯诺、罗隆基、储安平等的推波助澜，起了相当大的误导民众的负面作用。
在中共建国前，中国的大多数民众似乎是希望中共能行，是对中共的期望阶段。这一阶段，看清中共专制卖国本质的，还是社会的少数。中共还没有经过执政的实践考验，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彻底失败的旁证可资借鉴。未来中共高层也许出现如陈独秀那样的民主主义者来主导，尚具某种变数。中共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还没有机会被激化。
共产党在大陆建国以后，一反常态食诺而肥，拒不实行民主直选，而是用类似袁世凯指定代表搞筹安会式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等骗人把戏来进行搪塞。除了保护和起用少数几个政治头面人物，如宋庆龄、郭沫若之流外，不但对主动留在大陆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大开杀戒，连过去热忱帮助过中共的进步人士，如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等也必欲除之而后快。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名义下，不但对资本家和大土地所有者实行剥夺，连小私有者的谋生手段也不放过。共产党操控了整个国家的一切经济权力，全体国民都成了马克思理论机器上的螺丝钉和共产党战车下的奴隶。
战后头三十年，民主国家基本上都医治好战争创伤而重新繁荣发达起来。唯有中共治下的大陆地区，每况愈下，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大跃进”以后人民忍饥挨饿，除饿死几千万，其余活着的中国人也大量出现浮肿肝炎，情景可能甚于今日之北韩。三十年里中国人真正尝够了共产铁权的滋味，人民大众的苦难至少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中国百姓手无寸铁，面对拥有机枪坦克飞机大炮另加原子弹氢弹的豺狼之师，无能为力。多数人的态度是绝望之余只有等待，等待共产党搞不下去了，有自知之明改弦易辙。而共产党本来就不顾人民死活，这其实是一种对共产党的奢望，姑且称之为奢望阶段。
“文革”是中共自我大暴露，使得世人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中共的本质。好容易等到毛泽东死去、四人帮倒台，邓小平启用胡耀邦，提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倡导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大陆一时间民智大开，国人重又燃起了希望。可惜这一欣欣向荣的短暂势头，很快遭到害怕失去既得权力的顽固势力的打压。胡耀邦被逼辞职，作为太上皇的邓小平本来对政治改革并不热心，坚决反对“自由化”，换上了较为温和听话的赵紫阳。人民大众的不满，在胡耀邦死后便爆发出来，不久演变为八九年波澜壮阔、震惊世界的六·四爱国民主运动。
面对这场至少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中共如果有悔过之心，采取赵紫阳的主张，和民众对话，接受大众清除腐败的合理要求，逐步改革早已不得人心的独裁专制政治体制，当时中国大陆走上民主法治的轨道是完全可能的。如果逐步做到保障人民基本自由和权利，允许民众选择自己所希望的管治机构，还政于民，接受民众监督政府，那么诸如政治腐败、社会不公、环境恶化等等许多弊端都会较为容易地解决。假若赵紫阳不是傀儡，或者邓小平取明智态度，那是真的可以挽救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人对中共的看法，也就不会像今天这样视如敝屣：
首先，如果中共真的改邪归正，那么对中共自封的“伟光正”、“为人民服务”、“代表人民”、“代表无产阶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革命最彻底”等等高帽，人们听起来也许不至于那样别扭，不会觉得毛骨悚然。二来，中共历史上已犯过的大罪小恶，包括饿死几千万、滥杀无辜等等，还可以推给算得上二十世纪人类大恶魔之最的毛泽东，看作是个别人的路线决策错误。毛泽东邪了，共产党还可以是正的，何况最初阶段还该由联共和共产国际负主要责任（后来大多邪恶也是在毛泽东控制中央期间发生的）。第三，人们可以把中共早期为欺骗民众作出过的“民主自由”、“富国强兵”等承诺，勉强地看作是真心实意的，就象许多当年出生入死、趋之若鹜追随过中共的志士仁人一样并不乏主观的真诚。第四，更不会出现后来诸如镇压法轮功、禁止神韵演出、活摘器官、用酷刑对待维权律师和异议人士、封锁网络、查禁坚持正义的新闻媒体、暗中支持国际恐怖势力、利用北韩伊朗等反动政权捣乱世界危害全人类那样的罪行。
如果是这样，未来民主中国需要追查的只有毛泽东等一小撮犯有反人类罪行的恶棍。对中共来说，可以将功折罪，不会被看作是邪党。中共在历史上的地位，也许会仅次于孙中山先生缔造的国民党，因为被中共胡来推迟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还可以重上轨道。
可惜中共本性难移，赵紫阳不过是个儿皇帝，邓小平等一小撮握有实权的顽固派把爱国民主运动定性为“动乱”，调大兵镇压，用坦克机枪对付手无寸铁和平示威的民众。镇压规模之庞大，手段之阴险毒辣，血腥程度之惨烈，远远超过以往的所谓反动政府。“三一八”惨案之后，军阀段祺瑞还能够长跪不起，向国人谢罪认错，中国共产党却是与人民为敌到底，拒不平反认错。一个自称“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两手沾满人民的鲜血，这是永远不可饶恕的。
镇压六四是中共自绝于人民，不管中共今后还要怎么欺骗掩盖，翻新花样，其残民害国的本质永远无法改变，成了一具政治僵尸。六·四以后苏联东欧纷纷解体，国际共运已经失败，直接挂牌社会主义已不再具有吸引力。须知大陆社会矛盾已激化到了相当程度，中共的欺骗宣传已经开始失灵，百姓对天赋基本人权的意识已经开始觉醒。从此以后，除了与中共一丘之貉及／或既得利益者外，不会再有人重拾中共这个臭不可闻的衣钵。镇压六·四表明中共的政治生命已经终结，人们对中共已进入了绝望阶段。
数年前许家屯先生的出走，在国人眼中就是对中共绝望的象征，不论他今天的态度如何。戈扬女士在其《历史的切片》（《见证中国共产党——司马璐回忆录》一书代序）中写道：“六月四日，枪声终于响了”；“我呆了，我傻了，我像一具死尸坐在书桌旁边的椅子上”。这是对中共绝望的最形象的描绘。最近在“台北2010国际书展”获大奖的野夫先生说：“在惨案之前，---并未站到对立面去”；“但当血案发生之后，我立即转变了立场。宣布退出警界，写辞职书，公开抗议当局暴行。”他还说八九年是一个时代的分水岭－－在这之前，几乎所有人都充满着理想主义，对共产党充满了信任和期望，认为国家将从此走向改革开放。但六四打破了这种梦想和幻觉。这个政党的合法性再也不存在了。
欧洲议会荷兰议员范巴伦说：“世界已经给了中共六十年的时间来改善自己，改良自己。结果中共一次又一次地让世界失望。所以现在只能断言，中共临死也不会改良了。”范巴伦议员和野夫先生一样，清楚明白地表达了中国和世界人民的绝望心态。
在绝望阶段，中国民众已忍无可忍，自当采取相应的态度和必要的方式来面对中共。不能像期望阶段那样继续让中共胡作非为下去，也不能像奢望阶段那样等待中共改良，比较多的是采取维权抗暴的形式。抗政治腐败，抗暴力执法，抗野蛮拆迁，抗有毒食品，抗环境污染。在激烈的抗暴斗争中，已经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人物。如著名的维权律师高智晟（现时中共流氓政府胁持下的易态变容，如同失踪一样荒唐，不足为据），捍卫归国权利的冯正虎，网络审查制度批评者韩寒，毒奶粉受难儿抗议家长代表赵连海，以及毅然发表《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一文而遭中共停职的《南方都市报》编辑朱蒂。还有不少已经牺牲，如不堪受辱杀警报复的杨佳，拒不受辱杀官自卫的邓玉娇，忍无可忍刺死城管的夏俊峰。最为典型的群体抗争当数法伦功修炼者们，他们从道德层面信仰并履行着真、善、忍；为继承发扬中华文化传统，组织了举世闻名的神韵演出；为宣传真理与正义，创办民主进步媒体如《大纪元》、《新唐人》等；记录收集中共的反人类罪行，起诉江泽民、罗干等罪犯；号召人们“三退”，从政治上瓦解和孤立中共。今天在国外自由社会里，只要看到哪一个媒体没有如实报道法轮功的业绩，很多华人就会将它看成中共喉舌、帮凶，哪怕它有时也小骂大帮忙，像《世界日报》、凤凰卫视那样。
到了绝望阶段，人们必须丢掉幻想，正确面对。要做到这一点，前提就是要牢牢把握住中共邪党的几个主要特点。
独拥军队崇尚暴力，是首要特点。这一特点规定了中共在其武力管辖范围内，可以恣意妄为。中共操控民众的办法说来简单，就是“一骗二胁三强制”。强制就是靠武力：叫你参军，你不敢不去；叫你上山下乡，你也不敢不去；农民没有粮食吃，连树皮草根已剥光挖尽，要外出逃荒，村口武装一拦，只能在家等待饿死。要没收你的财产，没有人敢不给。
欲无止境贪得无厌，是又一特点。从武装割据到占据大陆，还要“统一”台湾。现在又提出要做世界的“总设计师”，要“引领世界走向未来”。光把中国变成民族大监狱还不够，非要把世界也变成人类大监狱不可。一副毛泽东、斯大林、希特勒嘴脸，不知人间有“羞耻”两字。西方左派媒体傻乎乎地认为这不可能代表中国政府，与所谓“和平崛起”的调子不符。这是真正的不了解中国－－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度里，没有上面的点头，这样惊天动地的言论，是无法出笼的。中共的贪婪本质其实从此可见一斑。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另一特点。中共历来不遵守什么道义规范，对它有利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阴谋诡计两面三刀，什么兵痞流氓手段都用得出来。反右前的“引蛇出洞”，“大跃进”“放卫星”，红卫兵“大串联”“破四旧”，什么伤天害理不齿于人的事都干得出来。
独裁者的终极目的是要将一切财富、江山美人，玩弄于孤掌之上，不达目的不会罢手。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萨达姆、本拉登，莫不如此。中共有无尽贪欲，又有一定军事实力作后盾，决不会半途而废，改恶从善立地成佛。那种希望中共自我约束，自主改善，见好就收，实在是与虎谋皮、不切实际的幻想。当然，独裁者有时也会感到力不从心，会作出让步或妥协。但那是暂时的、局部的现象而非本质，是缓兵之计而非改弦易辙。
当今中国民运人士中的合作派和西方民主国家中的亲共左派，似乎还没有把握住上述特点，寄希望于中共未来会还政于民，依法治国。例如，他们热衷于“以商促变”，用发展贸易来“和平演变”中共。借支持北京奥运，来改善人权。希望中共成为负责任的大国。结果都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最近，国内的“**宪章”活动，已以失败告终。国际上，北韩核讹诈联合国已二十年了，朝鲜半岛无核化不但没有解决，而且情况更糟，伊朗正在步其后尘，实际上都是中共幕后作祟。如同不消灭恐怖势力就不会有中东和平一样，不打倒中共全世界都不会太平。
戈扬女士说得好，世界上有两种人，一是傻子，一是骗子。“过去向我们宣传理想主义的革命家，大部分竟是骗子”。她和司马璐都做了傻子。的确，从宋庆龄、鲁迅、郭沫若、张学良、斯诺、钱学森、连战等人来看，他们中不是傻子就是骗子。今天的合作派和亲共左派们亦当不出此列。
当然，那些具有真知灼见和敏锐洞察力的华人是例外。历史上如蒋介石、陈独秀等，他们既不做骗子，也不当傻子，而是看清了中共的本质并能够正确面对的英杰。这样的有识之士不会把“中国”和“中共”混为一谈，知道爱国必须反共，拥共亲共者一定不在真正爱中国。他们不会替中共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他们不会去辱骂要求民族真正民主自治、脱离中共魔掌是分裂中国。他们不会盗窃西方科技去帮助中共搞国防现代化来对付中国民众和西方民主世界。他们亦不会支持由中共统一台湾。他们会揭露和批判中共犯下的一切反民主反人类的罪恶行为，反对中共捣乱中国和世界。他们支持“唱衰中共”，因为唱衰中共并非唱衰中国，反而是有利于促醒中国受骗百姓、促进中国基本人权的真正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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