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见：“盛世”中的大旱
政府的水利部门转化为水电利益集团，热衷于大中型水利工程，以开发利用“清洁能源”的名义批量生产劣质水坝水库，乃环境变异的主要原因。
去年华北十多个省市大旱，中国首次启动一级红色抗旱应急警报，而去冬今春，北方的人们感觉降水较多，特别是北京，与若干年前冬季少雪的景象相比，几乎可以说是雨雪不断，从冬季多雪直到春雨连绵。但是，历来降水最为丰富的西南地区居然又遇大旱，而官方人士更声称，北方旱情也在初步显现，今年中国可能面临“南北方同时抗旱”的严峻局面。
治水历来是政府的重要职责
从“奥运年”的严重雨雪冰冻灾害，以及大地震，到连年的大旱，或大涝，中共治下的这个“和谐盛世”，实在脆弱得很。
旱涝灾害不断，而水利基础设施大多年久失修，对次，“左派”们很喜欢批评指责，说是挑起了改革开放的农村土地承包，造成了这一恶果，因为农民各自只顾自己的承包土地，只顾自己经营生意，打工挣钱，顾不上兴修水利的集体合作事业，结果农业的命脉在改革开放中日趋虚弱。
那么，人民公社时代的农民或农民集体，是自发、热情地兴修水利设施的么？
其实，在东方社会里，治水历来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人民公社从较为彻底的“一大二公”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其所有制维持公社体制，乃实质为国有的所谓“集体所有”，而在组织规模上则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承认仍维持私有制的初级社的规模合理性。然而，生产经营中较为灵活的生产队，体现较小规模的农民家庭合作，而对于治水或水利，它们的能力毕竟有限，即使在公社体制中，也需要公社（乡）组织，甚至需要县或地区来协调，需要财政投入。改革开放前数十年，水利工程是较大规模的合作事业，实际多由政府主导，而人民公社，本来就是政社合一的组织。生产队抽调劳力，提供一定的财力物力，与公社（乡）及县政府合作办水利，而农民乐于参与其中，因为这样的短期劳役工分照计，吃饭管够，对他们有实际的好处。
问题是，在市场化改革中，教育产业化，医疗医药市场化，政府就自动地回避其提供公共品的责任，对于农业水利也是一样，政府自觉减少了财政投入，似乎承包了土地的农民就应该将水利事业也一并承担下来。
然而，在土地承包体制下的农民合作，本来就需要重新探索，它的生长本来就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而水利工程所需要的合作，由其现实条件和技术性质所决定，也本来就需要政府协调、组织与管理，更需要财政的相应投入。若政府回避责任，则势必造成灾难性后果。
不过，若说政府在改革中纯粹回避责任，也不确切，只是，现实中的变化，将水利事业变了一个模样。
“工程性缺水”
其一，土地承包改变了“吃饭问题”的状态，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在此过程中，政府的水利部门转化为水电利益集团，热衷于大中型水利工程，特别是长江三峡那样的工程。于是，中国江河上遍布水坝、水库，以开发利用“清洁能源”的名义批量生产劣质水坝水库，以发展之“硬道理”压倒生态环境的道理，成为水电集团十分热衷的事业，其背后，则有党政官僚机构盘根错节的利益纠结。
但是，水电横行于江河湖海，却未必得到水利。水电站以发电为效益，其蓄水、放水的控制，与农业需要未必合拍。同时，水坝的修建和维护都有问题，蓄水须防溃坝，该蓄水时不能蓄水、不敢蓄水，也同样难以适应农时之需要。
“水利水电”事业迅速发展壮大之际，其工程效益却与农业之水利愈益脱节，它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这是近数十年来水利异化的一个突出特点。
同时，大型水利工程中，出现了一种跨区域调水的种类，其典型即为“南水北调”，而南方缺水之态也渐渐显露，未来之“北水南调”或者也有可能。然而，水资源毕竟不同于电力，并非建成一个全国性“水网”就可以将水调来调去。更严重的是，各地普遍缺水的局面渐渐形成，同时，水的污染势头仍未受到遏制，而耗费巨大物力人力财力，将并不富余之水或污染之水调去解渴，正在成为中国经济不可持续性的鲜明写照。
其二，山地、林地的承包不同于土地承包，农民难以象对土地承包那样，以其热情形成巨大压力而冲破行政束缚，因为其承包效益需要较为长期的投入。但是，砍伐原生态林，大力种植橡胶林和桉树林，以这样的速生丰产林得到短期效益，对地方政府有巨大的诱惑力。
水稻生产中有“双季稻”与“三季稻”，在一些地方，人们发现，“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三季稻”耗费许多人力物力，所得其实增加不多，甚至还可能得不偿失。即使如此，无论怎样，不大可能造成重大灾难。林地经营则不同。一旦林地也弄成“三季稻”模样，大规模的速生丰产林经营，其消耗的水与地力非同小可，对山地造成的生态破坏就成为巨大的灾难。
在如此变化的“水利”环境中，酿造出一个颇具新意的概念，即所谓“工程性缺水”。不用说，降水最为丰富的西南地区屡屡出现大旱，实为“工程性缺水”之佳作。近年来，素以“天府之国”著称的四川，不是大旱就是大涝，人们往往联想，这是长江三峡工程的自然影响。如今连云南也大旱起来，显然，三峡工程在整个变化中只是个案，而政府那“看得见的手”操纵控制之下的体制运作，方为“水利”环境如此变异的主要原因。
温家宝的一脸愁容
温家宝在久旱的田地面前一脸愁容，与他在国际社会面前那慢条斯理、傲慢自大的样子，是完全不一样了。依靠“人口红利”与“土地红利”，中国的经济增长尽管代价高昂，毕竟持续多年，使得国力明显增强。这时，赫然发觉，社会保障，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等，无一不需要巨额投入，而经济领域本身，不仅“落后产能” 之高耗能低产出，须投资改造，而且农业基础设施，也同样欠下巨额债务。中国的政府现在不象以往那样经常囊中羞涩了，甚至经常财大气粗起来，但它的欠帐，还是大得很，只是它经常装作看不见而已。
这样来看，“科学发展观”的确为中国之急需，而最为基本的“科学发展”即在于，国家放弃对资源之垄断，政府放弃对市场、对企业的控制，专心致志做好自己本职的事情，即一为监管，一为提供公共品服务，把自己的手，从束缚经济与社会生机的种种的事情上拿开。政府“手莫伸”，科学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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