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见:“盛世”中的大旱

政府的水利部门转化为水电利益集团,热衷于大中型水利工程,以开发利用“清洁能源”的名义批量生产劣质水坝水库,乃环境变异的主要原因。

去年华北十多个省市大旱,中国首次启动一级红色抗旱应急警报,而去冬今春,北方的人们感觉降水较多,特别是北京,与若干年前冬季少雪的景象相比,几乎可以说是雨雪不断,从冬季多雪直到春雨连绵。但是,历来降水最为丰富的西南地区居然又遇大旱,而官方人士更声称,北方旱情也在初步显现,今年中国可能面临“南北方同时抗旱”的严峻局面。

治水历来是政府的重要职责

从“奥运年”的严重雨雪冰冻灾害,以及大地震,到连年的大旱,或大涝,中共治下的这个“和谐盛世”,实在脆弱得很。

旱涝灾害不断,而水利基础设施大多年久失修,对次,“左派”们很喜欢批评指责,说是挑起了改革开放的农村土地承包,造成了这一恶果,因为农民各自只顾自己的承包土地,只顾自己经营生意,打工挣钱,顾不上兴修水利的集体合作事业,结果农业的命脉在改革开放中日趋虚弱。

那么,人民公社时代的农民或农民集体,是自发、热情地兴修水利设施的么?

其实,在东方社会里,治水历来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人民公社从较为彻底的“一大二公”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其所有制维持公社体制,乃实质为国有的所谓“集体所有”,而在组织规模上则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承认仍维持私有制的初级社的规模合理性。然而,生产经营中较为灵活的生产队,体现较小规模的农民家庭合作,而对于治水或水利,它们的能力毕竟有限,即使在公社体制中,也需要公社(乡)组织,甚至需要县或地区来协调,需要财政投入。改革开放前数十年,水利工程是较大规模的合作事业,实际多由政府主导,而人民公社,本来就是政社合一的组织。生产队抽调劳力,提供一定的财力物力,与公社(乡)及县政府合作办水利,而农民乐于参与其中,因为这样的短期劳役工分照计,吃饭管够,对他们有实际的好处。

问题是,在市场化改革中,教育产业化,医疗医药市场化,政府就自动地回避其提供公共品的责任,对于农业水利也是一样,政府自觉减少了财政投入,似乎承包了土地的农民就应该将水利事业也一并承担下来。

然而,在土地承包体制下的农民合作,本来就需要重新探索,它的生长本来就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而水利工程所需要的合作,由其现实条件和技术性质所决定,也本来就需要政府协调、组织与管理,更需要财政的相应投入。若政府回避责任,则势必造成灾难性后果。

不过,若说政府在改革中纯粹回避责任,也不确切,只是,现实中的变化,将水利事业变了一个模样。

“工程性缺水”

其一,土地承包改变了“吃饭问题”的状态,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在此过程中,政府的水利部门转化为水电利益集团,热衷于大中型水利工程,特别是长江三峡那样的工程。于是,中国江河上遍布水坝、水库,以开发利用“清洁能源”的名义批量生产劣质水坝水库,以发展之“硬道理”压倒生态环境的道理,成为水电集团十分热衷的事业,其背后,则有党政官僚机构盘根错节的利益纠结。

但是,水电横行于江河湖海,却未必得到水利。水电站以发电为效益,其蓄水、放水的控制,与农业需要未必合拍。同时,水坝的修建和维护都有问题,蓄水须防溃坝,该蓄水时不能蓄水、不敢蓄水,也同样难以适应农时之需要。

“水利水电”事业迅速发展壮大之际,其工程效益却与农业之水利愈益脱节,它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这是近数十年来水利异化的一个突出特点。

同时,大型水利工程中,出现了一种跨区域调水的种类,其典型即为“南水北调”,而南方缺水之态也渐渐显露,未来之“北水南调”或者也有可能。然而,水资源毕竟不同于电力,并非建成一个全国性“水网”就可以将水调来调去。更严重的是,各地普遍缺水的局面渐渐形成,同时,水的污染势头仍未受到遏制,而耗费巨大物力人力财力,将并不富余之水或污染之水调去解渴,正在成为中国经济不可持续性的鲜明写照。

其二,山地、林地的承包不同于土地承包,农民难以象对土地承包那样,以其热情形成巨大压力而冲破行政束缚,因为其承包效益需要较为长期的投入。但是,砍伐原生态林,大力种植橡胶林和桉树林,以这样的速生丰产林得到短期效益,对地方政府有巨大的诱惑力。

水稻生产中有“双季稻”与“三季稻”,在一些地方,人们发现,“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三季稻”耗费许多人力物力,所得其实增加不多,甚至还可能得不偿失。即使如此,无论怎样,不大可能造成重大灾难。林地经营则不同。一旦林地也弄成“三季稻”模样,大规模的速生丰产林经营,其消耗的水与地力非同小可,对山地造成的生态破坏就成为巨大的灾难。

在如此变化的“水利”环境中,酿造出一个颇具新意的概念,即所谓“工程性缺水”。不用说,降水最为丰富的西南地区屡屡出现大旱,实为“工程性缺水”之佳作。近年来,素以“天府之国”著称的四川,不是大旱就是大涝,人们往往联想,这是长江三峡工程的自然影响。如今连云南也大旱起来,显然,三峡工程在整个变化中只是个案,而政府那“看得见的手”操纵控制之下的体制运作,方为“水利”环境如此变异的主要原因。

温家宝的一脸愁容

温家宝在久旱的田地面前一脸愁容,与他在国际社会面前那慢条斯理、傲慢自大的样子,是完全不一样了。依靠“人口红利”与“土地红利”,中国的经济增长尽管代价高昂,毕竟持续多年,使得国力明显增强。这时,赫然发觉,社会保障,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等,无一不需要巨额投入,而经济领域本身,不仅“落后产能” 之高耗能低产出,须投资改造,而且农业基础设施,也同样欠下巨额债务。中国的政府现在不象以往那样经常囊中羞涩了,甚至经常财大气粗起来,但它的欠帐,还是大得很,只是它经常装作看不见而已。

这样来看,“科学发展观”的确为中国之急需,而最为基本的“科学发展”即在于,国家放弃对资源之垄断,政府放弃对市场、对企业的控制,专心致志做好自己本职的事情,即一为监管,一为提供公共品服务,把自己的手,从束缚经济与社会生机的种种的事情上拿开。政府“手莫伸”,科学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消失了。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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