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青年报》作者汪强近日时评文章《面对灾难，中国人特别坚强吗？》，读到他对灾难报道文章中中国大陆人、俄罗斯人、台湾人的比较，想到了四个问题：1、大陆人比俄罗斯人坚强吗？2、比台湾人坚强吗？3、面对灾难，是坚强还是被坚强？4、记者的舆论导向实质是什么，会造成什么后果？逐一思考如下：
汪强先提及《新京报》转发俄罗斯记者关于莫斯科两个地铁站的自杀式爆炸事件第二天乘客的心理状况：“地铁上的气氛非常紧张，听不到任何笑声，人们的脸上也没有一丝笑容。” 汪强是敏锐的，他注意到了同样报道福建南平小学生被砍杀之后党中国（全称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记者的报道着眼点：“3月24日，福建南平实验小学三年级学生在上课。目前，学校师生情绪稳定，教学秩序如常。”汪强不仅敏锐，更注意到两篇报道中的人物及心态的不同：莫斯科报道凸现大人们“非常紧张”；南平报道强调小学生“情绪稳定”。如果只依据两篇报道推论，我们可以说：中国小学生的心理素质超过了俄罗斯的大人。
中国大陆人真比俄罗斯人坚强吗？这个结论很难令人相信，因为它是反常识的。果然：“由南平市35名心理咨询老师组成的南平实验小学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心理干预小组已经成立。……共同为实验小学师生开展心理辅导。”汪强指出：这说明需要心理救治的南平小学的学生们情绪还没有稳定，他们并不坚强。
由中国人是不是坚强这个话题，汪强转过来比较了不同电视台报道民众关于物价上涨的不同反应：台湾地区物价上涨4.5％，台湾人说“活不下去了”；大陆物价上涨6％，大陆市民说，对于物价上涨他们能够承受。这两个关于物价上涨心态的报道，也让汪强做出推论：中国大陆人比台湾人也来得坚强。
我们真比台湾人坚强吗？汪强认为：“恐怕未必。”在汪强看来，物价上涨6％，大陆人能够承受的只是少数人，不能当作普遍事例：“至少一个月拿千把元退休金的退休职工难以承受，下岗工人难以承受，生活困难的家庭难以承受。”
读《面对灾难，中国人特别坚强吗？》，我认为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是：面对灾难或困难，中国人是坚强还是被坚强？中国大陆人和俄罗斯人、台湾人在人的情感上，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既有坚强的一面，也有脆弱的一面；有些人坚强多些，有些人脆弱多些；有些人坚强在表面，有些人脆弱容易表现出来。俄罗斯人和台湾人有新闻报道自由，重视客观性，所以在俄国人面对自杀爆炸灾难和台湾人面对物价上涨困难的时候，俄国人“非常紧张”，台湾人“活不下去了”，在记者笔下是自然的实录，不太会用复制总编或者市长、总理、总统的话语。中国大陆没有新闻报道自由，记者成为总编或者城市、国家长官的“录音笔”很普遍。也就是说，汪强看到的所报道的中国人的坚强，渗透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国家行政干预或党文化思维指导的因素，实际上是被记者报的“坚强”。
如此报道，记者的舆论导向实质是什么，会造成什么后果？如此采访报道，实乃官方的通报。在中国大陆，记者在采访中带着政治任务或者有着政治要求，不是个案，而是媒体从业人员基本的就职条件，是记者采访报道的基本要求。
换言之，大陆记者必须懂政治、搞政治，在新闻报道中必须贯彻落实都市官员的政治意旨。记者就是记者，不是事件评论员。记者的职业就是采访报道，不带个人倾向性的将采访内容笔录下来，整理成明晰可读的文章写出来。对某个事件怎么评判，不在记者任务中。新闻采访中，如果记者兼职做起评论员，而且负有在地震、事故、群体性事件中引导舆论导向的使命，比如上面所导引的“坚强”推论，那么记者就有违职业道德，改做领导秘书了，成了政治官员的喉舌。
如此媒体性质上也就与台湾、俄国以及世界上大多数媒体根本不同，采访报道由面向大众转变为面向领导，新闻报道也就失去了客观真实性和公道正义性。面对灾难发生，场景的惨烈、伤亡的数量、幸存者的心态等，都必须根据地区官员稳定人心、保护政府形象等政治意旨裁剪，得不到即时、真实的报道。如此报道在大陆实际上跟勾兑酒精的假酒和渗入三聚氢氨的奶粉差不多，伤人大脑。
首先被伤害的是记者，为了生存，他们得牺牲掉良知和常识，南平凶杀案后小学生需要心理治疗，却先被报道为“情绪稳定”，这就要求记者首先得置身事外，让头脑不由良心支配，而去领悟官员的旨意，再用笔去隐晦表达。其次被伤害的是读者，他们花钱卖报纸，卖的却是假消息、伪情报，读后从中得出错误的推论。比如2003年萨斯的报道，人们最初根据非典可控的报道推论：没啥事，开心过日子。结果没有及时戴口罩的人染上萨斯病毒就急速死亡。如此报纸报道，就这样日渐成为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毒大米，埋怨着吃，吃得人心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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