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正值中国西南大旱之际,官方支持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九次主席团会、七届五次全委会却在重庆举行。参会成员被高规格接待,不仅入住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吃的是高级宴席,而且还乘坐重庆作协安排的奥迪车离开机场。此举,遭到了公众和网民的强烈抨击。
中国西南大旱,灾情严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党的御用作家们谈笑风生。
《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一篇标题为《请作协官员走出灾区“总统套房”》的文章,内中写道:“一向被国家斥巨资和正部级行政级别高额荣养的中国作协,面对灾情却如此不关痛痒,极尽挥霍,在旱情严重的灾区召开250人豪华年会,不仅入住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一席宴更是吃尽数万名小学生的捐款。”对此,作者直指作协官员:“此情此景,不知作协的官员们作何感想?”
作协的官员们该作何感想?窃以为文章的作者还是天真了些,既然知道作协属于官方的,作协的不少所谓的作家都是有级别的官员,那就应该知道,他们所关心的绝非是灾情,绝非是百姓的痛楚,而是如何写出符合“党主子”要求的作品;是故又怎能奢望他们深入灾区,体恤百姓疾苦呢?怎能奢望他们写出反映百姓真实生活但不符合“党主子”要求的作品呢?
或许,很多人还记得在与西南旱灾相隔快两年多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后,一名叫王兆山的山东作协副主席发表的那首《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的词作吧?在这首“遗臭网络”的词作中,王兆山发出的“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纵做鬼,也幸福”、“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的声音不仅让人愤怒,而且彰显出的奴性亦令人作呕。不知王兆山是否也参加了这次重庆聚会,也许面对西南干旱,他还会将这样的词句献给西南百姓吧:“纵渴死,也幸福”。
而另一位名扬大陆的作家、亦是上海戏剧协会主席的余秋雨,则在四川地震后发表了题为《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博文,文中劝告失去孩子的父母不要和政府“作对”,因为政府已经“尽力”了,况且“这次大灾难主要还是天灾”,而“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另一位中国知名作家、作协主席铁凝则在2009年10月德国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对记者说: “啥叫书报检查制度?在中国艺术家享有极大的自由。”“在中国,没有人会因为写作而坐牢。”
如果中国作协里都是像王兆山、余秋雨、铁凝这样的人物,他们又怎会在乎人们的指责呢?因为只要“党主子”满意,他们就有生存的空间,就有花天酒地的资本。尽管铁凝在4月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作协有“一万个存在的理由”,但事实上,这一万个理由归根结底就只有一个:为党服务。
为党服务的作家自中共成立之后就并不罕见,而中共也有意识地将作家培养成党忠实的“传声筒”。1980年,作家丁玲发表了《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述:“1954年,有一位身居领导地位的人对我和周立波等人说:‘作家有什么了不起,党叫你当,你就是作家,党不叫你当,你什么也不是。’难道作家是 ‘党’叫当的,而且这里的‘党’是什么含义,我当时就想不清楚,后来从实践中知道,真有这么回事。”
“党叫你当,你就是作家,党不叫你当,你什么也不是”,果然是一语中的。写《莎菲女士日记》时的丁玲,是真正的作家;但是当她明白了“党”的含义的时候而进行创作时,她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了,而只是个政治化了的作家。这样的中国作家在现代中国可以列出一长串:郭沫若、周扬、周立波、铁凝……
政治化了的作协和作家自然得到了“党主子”的回报。像那个王兆山,就入选了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代表团名单,而铁凝的“高度政治性”也使她的作协主席做的稳稳当当。
就本人愚见,作家,就是将生活写成文字的人,从而让阅读者体味人生百味。一个真正的作家,一定要具有独立的人格,具有独立的思考、批判能力,具有深刻的人文关怀精神,而这正是当今众多中国作家所缺乏的。也许,确切地应该说,在中共一党执政下根本不就允许有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存在,作家可以写风花雪月,可以写侠骨柔肠,可以写一点点社会的阴暗,但是作家绝不可以直讽或暗讽“一贯正确的党”。如果作家逾越了这条线,那么后果是可想而知。而作协自然承载着替党“管理”作家的功用。
可是,政治化了的作协和作家们是否想到,自己的“党主子”真的可以活十年二十年吗?当“党主子”无存时,自己该如何自处呢?正如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在新浪微博上嘲讽的那样: “任何事物存在只需要一个理由。需要一万个理由才能证明其存在合理的事情,离寿终正寝不远了。”
大概作协也离寿终正寝的日子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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