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银行角度说，增加信贷有益无害。既能够增加银行的利润，又能够做大分母稀释不良资产，更能够扩大市场份额。但从社会整体角度而言，银行无度的信贷冲动，则是吞噬健康经济细胞的魔鬼。
银行信贷必须受到严厉约束。按照今年年初的信贷膨胀速度，会产生恶性通胀。受制于去年年底信贷额度约束，许多银行将信贷发放延后到今年年初。去年信贷基数过大的兴奋作用还没有过去，一些储备的信贷项目，与去年年末的房贷项目正在挤占今年的信贷份额。据媒体报道，截至1月19日，银行业全部新增人民币贷款达到1.45万亿，距离去年同期水平1.62万亿，仅一步之遥；由于1月份前两周放贷过猛，4家银行已被央行点名，将在已经于1月18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基础上，实行再上调约0.5%的差别准备金率。今年1月份前两周放贷最猛的银行分别为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另据媒体披露，信贷发放已经逐日检查，而一些放贷过猛的银行已经停止放贷。
与此同时，银监会去年末出台的新规，使得银行不得不将信贷资产从表外转移到表内。如禁止银行发行理财产品购买本行的信贷资产，禁止通过银行间的合作进行信贷资产即期买断、远期回购，以逃避信贷额的监管。如此一来，银行真实信贷规模浮出水面，远远超过市场预期。
这一波过热源头在信贷，银行未能受到控制，成为刺激经济导致经济过热的主要对象。正因为有去年超过往年两年的信贷额，导致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大型项目，流向房地产行业，流向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助推人民币资产，导致目前中国出现了两大风险：一是实体经济的通胀风险；二是人民币资产泡沫的风险。这两大风险如果不严厉制约，将带来人民币升值的强大压力，以及随加息预期而来的热钱源源进入，引发更大的人民币资产泡沫。如果国际投资者在人民币升值之前做多人民币资产，同时通过金融期货反手做空人民币资产，可以预料到的结局就是，中国经济尚未完成工业化，就享受了与日本经济相同的待遇，中国经济当然会比日本经济更惨。
有人说，中国应该率先加息。但中国不同于澳大利亚与德国，中国的货币政策的部分自主权被主动让渡给美国，以发展中国的出口型经济。因此，中国如果在美国之前加息，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利率升降的问题，而是牵涉到全球资产价格转移与热钱流动的大问题。
我国的基础货币发行量受制于涌入的热钱。截至2009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23992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2009年全年外储增加4531亿美元，同期我国外贸顺差和FDI分别为1960.7亿美元和900.3亿美元，整个2009年外汇处于持续流入的进程之中。虽然我国对主要的资本项目实行管制，但是，热钱借道资本市场与直接投资的效率非常之高，可以在数周之内完成布局。所以，在中国加息并不是一项紧缩政策，而是一项扩张政策，相当于面向全球热钱遍撒英雄帖。
鉴于国家统计局对于CPI的统计从来保守为上，因此在CPI超过2.25%之前，央行无论如何也不会承认存在实际负利率，加息的道德责任与民间呼声也不会太高。那些能够融得巨资的大企业对于些许加息，才不会放在心上。
按照刘煜辉先生的说法，中国的货币扩张几乎全靠微观机制（银行加杠杆）完成，去年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增速刚刚达到两位数，全年多数月份都处于净回笼状态，但是银行却放出了接近10万亿的信贷，货币乘数反弹致使中国的M1和M2创了近十几年的天量（34%和29%）。中国货币之所以无度扩张，根本原因就是2009年央行对于各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采取了眼开眼闭、听之任之的态度。
要抑制银行的贷款能力，央行目前的杀手锏就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提高、再提高，每次提高0.5个百分点，将商业银行过剩的资金封存起来，如今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离历史高位还有一段距离。由于存贷比处于较低的水平，银行体系存差（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占存款比例1995年为6.17%，2001年上升到21.80%，2008年达到34.92%；存差占GDP比例也由1995年的5.47%上升至2008年的54.15%，说明有巨量资金过剩，存款准备金率略微的上调，不会对银行放贷能力有多大的制约。央行必须大刀阔斧继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当然，从根本上说，央行必须改变自身的货币政策，改变货币政策缺乏独立品格、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但这是一项长期工程，牵涉到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变，本届央行未必有勇气、有条件完成，为今之计，为阻止泛滥的货币，只能从大规模缩减信贷能力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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