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大了要嫁人，做父母的都要为女儿准备嫁妆。嫁妆是指新娘一方带到男方家庭中去的那部分财物,尤其是娘家在女儿结婚时陪送的衣被、首饰、厨房用具,以及与生育和祭祖有关的用具,也包括新娘自己的个人财产,到如今的计算机、小汽车，无所不有。
用国宝级的文物当嫁妆，可谓绝无仅有，举世公认的瑰宝重器“毛公鼎”也曾有人想把它作为嫁妆。如此样沉重的嫁妆，连婆家都承当不起。
“毛公鼎”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在陕西省岐山县庄白村，出土了一件西周的青铜器，这就是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毛公鼎”。它是晚清四大出土国宝之一。
而毛公鼎最为著称于世的，是它腹内铸有的那篇铭文。铭文共有32行，497个字，是一篇完整的“册命”，记述了周宣王给他的近臣毛公的任命和勉励。是迄今古青器中篇幅最长、字数最多的稀世珍宝。
咸丰二年(1852年)被陕西古董商苏亿年运到北京。后由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以三年俸银之重金为代价购藏。在陈氏手中深锁秘藏30年。陈氏病故后，其后人又继藏了二十年。
到上世纪初年，两江总督端方依仗权势派人至陈家，限三日交鼎，遂强行买走毛公鼎。毛公鼎到端府后没几年，端方即在四川被保路运动中的新军刺死。后来，端方的女儿出嫁河南项城袁氏，端府欲以毛公鼎作为陪嫁，而袁家却不敢接受，端氏后裔遂将毛公鼎抵押在天津的华俄道胜银行。
随着满清王朝的彻底覆灭，端家家道中落，端氏所收的许多青铜器均经过端氏的把兄弟、美国人福开森卖了出去，此鼎在抵押中自然亦无力赎回了。
当时有爱国人士极力呼吁保护国宝，毛公鼎辗转至当时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得大收藏家、后来国学馆馆长叶恭绰手中，存入大陆银行。
1948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大量南京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南迁至台北，毛公鼎亦在其中。现在毛公鼎收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国宝级的名画《步辇图》、《阆苑女仙图》也曾做过“嫁妆”。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后，民国政府未立即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由于皇室成员挥霍成性，眼看钱花得差不多了，溥仪命人偷运宫中珍宝给银行作抵押，以此换钱。于是他将盗运出宫的历代书法名画，由陈宝琛、宝熙、郑孝胥等人经手，通过古董商等各种人物搭桥卖出。
溥仪在天津时曾“赏赐”经手人--陈宝琛的外甥刘骏业--一批书画，其中有唐人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卷、《步辇图》卷，五代阮郜的《阆苑女仙图》卷及宋拓《定武兰亭序搨本》卷等。《历代帝王图》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到了美国。后来保管《步辇图》、《阆苑女仙图》的主人，没有将这两幅名画转售外国人，而是作为女儿的嫁妆带到福建，49年以后捐献出来，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国宝级的宋拓欧阳洵《化度寺塔铭》、《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三帖，也曾做过“嫁妆”。
著名书画家、鉴藏家吴湖帆的妻子潘静淑，是苏州大户潘氏后裔，曾祖潘世恩是乾隆五十八年状元，官至大学士，加太子太傅，位及人臣。祖父潘曾莹，官至工部侍郎，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和画家。
潘静淑过门时，嫁妆中有宋拓欧阳洵《化度寺塔铭》、《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三帖，还有曾经皇上御赐的玉华砚。潘吴两家都是收藏世家，用这样的法帖名砚做嫁妆，可谓皆大欢喜。由于爱好相同，据说婚后两人极为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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