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民:假球我看的出来 有些事不能管也管不了（图）

上赶子不是买卖。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现在就是这种状态--被媒体上赶子追逐，这位退下来曾表态"三不"（不说、不问、不要）的前部级干部现在忙着应对各路记者，在演播室、会议室里，对着摄影机、录音笔用官员特有的肢体语言向来访者表达：我这是在教育，在警示。

在国家体育总局（1998年前为国家体委）做了21年的部级领导的袁伟民65岁时卸任，之后的5年销声匿迹，奥运会期间"遗憾只当了观众"，60年体育庆典也未曾出席......曾经赢得"一面倒"的赞誉、被视为民族英雄、用兵如神的体育人物，突然间变成了和体育、和奥运毫无关系的人，在家门口举行的北京奥运会任何场合都见不到他的身影。

现在，他开口说了，不光说，还出了《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本被注解为"让历史尽可能接近真实"的书：兴奋剂、打假球、申奥谋略、审计风波，具备了各种让人渴望阅读的新闻噱头。

他的写作小组"远山"酝酿为袁伟民留下"他在位体育总局局长5年中中国体育的真实历史，和做人、为官的思考"，袁伟民叮嘱：这本书要讲真话，不讲假话，只能出在2008年奥运会后，不能出在前。

他知道此书的分量和将产生的效应，"如果出在奥运会前，人们肯定会说你袁伟民想干嘛？这不是为北京奥运会增加不和谐声音嘛！"而且"国庆六十周年之前弄也不好"。

最终袁伟民选择在国庆以后，第十一届全运会之前将书展给读者。

可惜，这本书没有涉及体育彩票、假球黑哨，也不见思虑举国体制、金牌体制及诸多存在着并日益强化的潜规则的是非、得失。实为遗憾。

--足球，我说查，能查吗？

人物周刊：你作为中国足协主席多年，就在你局长任上，中国足球也发生了很多大事儿，比如说假球、黑哨、等等。原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就在媒体上说，他很不理解，为何你的书中回避了当年这些震惊全国的事件？

袁伟民：我这些说出来行吗？足球，现在(已经)不是一个足球的问题了。比如假球，我说你打假球，你就问我，有证据吗？证据谁来提供？这一系列问题，已经远远超出足球本身了。我干了这么多年，这场我看不出来？我最起码能看出一点端倪。这种事情，我要管，要花很大的代价，而且不是我能管的。就比如，我说要查你就能查吗？那个陈培德是学历史、哲学的，原来我跟他很熟，(他说这个话)牵扯到浙江当时打假球的事儿。但是现在，足球已经远远超出足球的环节，必须综合治理。

人物周刊：综合治理是指各个部门的协调？

袁伟民：这个需要有关部门的条例、投入，要有法规。咱们这方面还不健全。你不能说，我怀疑你，就可以给你怎么处分。当然，里面我不是不知道(谁有问题)，我知道，可这个好多事情，有市场运作的关系，还有一个短期行为的问题。你能管吗？再加上，我们足协内部也有很多问题，管理水平，各个方面，这是足球的综合治理，不是你想做就做。我自己知道我吃几碗干饭，当时我想，我要全力以赴投入去弄，也不见得搞好。尽管我也喜欢足球，但我当时的位置，我能全投入这个吗？

人物周刊：你觉得中国老百姓为什么这么痛恨中国足球，有什么原因？

袁伟民：那个里面复杂得很，那不是我一下子能说清楚的。笼统地说，首先是爱它，期望很高，总想翻身。因为这个项目群众喜欢，踢得好的足球就像艺术一样，像欧洲，一看，赏心悦目。

人物周刊：陈培德说他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当年假球、黑哨风潮中，为何只处理了退赃的龚建平一人，后来他死了。再就是，为何自曝家丑的浙江绿城却受到最重的处罚？

袁伟民：那时候，他(陈培德)是正厅级的体育部门领导，应该懂得这个道理，这个时节我也没必要说这个事儿。像这些处理，远远超出了足球的这些范围。当时应该怎么来处理，陈培德应该比我清楚，他天天接触下面的球员。这些事儿(假球、黑哨)，不是那些运动员，他们有专人负责去搞，这个钱从哪儿来的？跟搞兴奋剂一样。所以，这些事儿，这些问题不好现在说。比如说，我袁伟民这么一说，这本书就变味了。我这个毫无道德意识在里面，我只想着把一些重大事件反馈出来，而且讲一些经验教训，不是说去曝光。那体育界，那各行各业，那咱们中国是什么状况？

人物周刊：那么，你觉得现在这个足球状况是不是跟当时的假球、黑哨等腐败问题有很大关系？

袁伟民：我刚刚跟你说的，是要综合治理。这个问题，这些事儿，说话要有依据。我是原来的体育部长，说完了以后，你报纸一写，他们找我，说你说话有根据吗？所以，我说为什么要反复看这本书，要严谨，我对它负责。以后老百姓都可以说，骂都可以。我既然说了就要负责。有时候，现在不敢说我就不说，有时候点到为止。我不能满足每个人的问题，把一件件事都说清楚，这件事情是什么，到底哪些人，那我是违背我这本书的目的，那是炒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