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新闻界指中共近年控制新闻自由更严
在一个有关香港报道中国新闻的研讨会上,多名讲者均认为,在以控制传媒为主的中国采访新闻,六十年来,在不同时代有不同难度,近年更有控制更严的趋势,香港记者亦不例外,但随着互联网流行,以及香港传媒的自由作风,中国人的自由意识会与日俱增,中共的控制会有所减弱。在名为「北望神州六十年:香港传媒报道中国大陆的历史回顾与前瞻」的研讨会上,在亲北京报章工作的数名讲者均指出,报章上报道的,与事实不符,以致或被以言入罪,或要离开的经验。
曾在左派机构工作,并于1970年创立政论杂志《七十年代》(后改名为《九十年代》)的总编辑李怡指出,在权力私有制的中国,权力是一代代相传下去,在这种精英淘汰制下,任何人均会变成大怪物,不愿意制约自己的权力,若真的爱国,便应制约自己的权力,让新闻工作者揭露社会问题,予以改进,但中共现在仍是打记者,早前新疆当局打记者便是一个例子,所以他是对中共政权不抱希望,对人民和新闻自由抱持希望。
不过,有来自中国内地的传媒提出质疑,认为政权与新闻自由不可分割,她用亲身经历指出,现在每天上班,打开电脑便会发现一大串的指令,指明有那些新闻事件不可报道,在刚过去的六十周年国庆,中宣部的要求是,不光是内容,连报章刊出的样式也要紧跟《人民日报》。
李怡回应说,他不是对政权有信心,而是对人民有信心,以现在互联网的发达,他不相信中国市民会接受连版面样式也一样的新闻。
展望前路,同是来自亲中报章《文汇报》的刘锐绍和程翔则有不同见解,亲中但已结业的新晚报总编辑罗孚说香港仍是中国土地上较为自由的地方,刘认为在香港报道中国新闻要按「四合院」原则,就是合情、合理、合法和符合操作原则;但曾因言获罪而被判间谍罪成的程翔则认为,即使得罪权贵,有些事情还是要实话实说,揭露三鹿奶粉的记者便是一例,可见有些牺牲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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