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监视与告密发生在国人身上
【看中国记者岳洪晨报导】近期看到一篇报道,一个到北京出差的年青出租车司机身上携带了一本法轮功书籍而被暂住在同一个公司宿舍的另一司机向警察告密,导致这名司机被拘捕,并被强行脱光衣服搜查。后来经过出租车公司和他的朋友证实,他并非是法轮功学员后,警察仍然扣押了司机的所有证件,勒索8000元人民币。新闻线索并不复杂,但是看后却引发阵阵感慨。倒不是感慨那些为非作歹的部分中国警察的行径,因为自从"俯卧撑"和"躲猫猫"事件后,国人对中国警察再做出什么惊人的举动来,估计都已经不会感到意外了。只是想不通的是为啥同住的司机会因为一本书举报一个与他素昧平生毫无过节的同事,是对法轮功修炼者本身的恐惧呢,还是为了从告密中获取物质利益的好处,亦或都不然,只是为了"爱国"?除了这三点外,我实在想不出对方告密是否还有其他理由。
如果是前者的话,只能说明中共在将法轮功修炼者妖魔化的影响之恶劣。当今的中国,每日包围在被政府掌控的媒体之内,很多事件缺乏独立客观的信息来源,长期引导性极强的新闻灌输,已经磨损了人们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但是也有例外,记得99年,当全国上下铺天盖地批判法轮功时,身边有一个仍然在校园读书的女友不无疑虑和我探讨说,全国修炼法轮功的人有几千万,如果法轮功真的像中国政府描述的那么不堪和可笑,难道这麽多人都是傻子吗?这么多人相信,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而且法轮功传播也大概七八年了,要是出事的话,每年出现不良事件的概率应该是一样的啊,为啥到了政府要反对的时候,这些事件就层出不穷呢?当时整天忙于炒股,申请留学的我,对女朋友提出的问题也产生了一些思索,女朋友的话提醒了我保持一个观察的态度对待这些事情的发展。直到后来来到海外,才知道全球100多个国家的民众都有修炼法轮功的,如果在较中国大陆更为严密的欧美司法体系的社会,法轮功修炼者都没有惹出违法的事情来,那么大陆那些法轮功事件极大可能是出于某种目的凭空制造的了。不出所料,后来2001年联合国教育基金组织指出"天安门自焚"事件确实是政府造假。
所以部分中国人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这种恐惧,完全是在中国政府不实信息的引导下制造出来的,这种敌意和矛盾恰好是政府达到离间人民的目的,只有这样一个政党才可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使被蒙蔽的人们祈求它的庇护,这也就不难理解为啥那个司机要向警察告密,实质上他是在请求政府对他人身安全的所谓"保护"而已。殊不知,他这种怀疑和恐惧恰恰是中了谣言的圈套,告密正是一种平白无故地对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的诬陷,特别是当他这种告密导致对方受到警察的伤害后,在实质上,他在无意中已经成为协同警察共同对无辜者的伤害和犯罪。
如果告密者是出于所谓的"爱国",这个出发点也很容易被理解。记得2007年的奥斯卡最佳外国语片的《窃听风暴》就反映前共产党政权控制东德期间,秘密警察对民众的监视。根据近年来被曝光的东德监视档案,前东德一千八百万人口中,被监视的人口有六百多万。也就是说,每三人中就有一个人被警察监控。这样规模的情报工作,并非完全来自于专业的秘密警察,而是大部分来自于非专业的群众线民,他们有的隐藏在夫妇之间、邻居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线民们有的真的出于自己认为的"爱国动机",而有的则是在压力的逼迫下或在利益的诱惑下,出卖了别人,包括自己的家庭成员。但是当历史的车轮前行至共产主义形态的解体90年代后,这些档案陆续被公开,带给整个德国社会心灵的震动甚至远远大于二战的物质性创伤,整个民族都在寻找当年"出卖自己的人"。
德国的前国会女议员维拉.沃伦伯格查阅了自己被监控的档案后,只得出一个结论,那个有能力向秘密警察提供自己私生活细节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她几十年的相濡以沫的结发丈夫努得。努得甚至以"两个孩子的名义起誓"那个事情不是他干的,但是真的假不了,最后努得还是无法躲避事实的审判。维拉与努得离婚了。努得感到自己做人最基本的信誉已经遗失殆尽,便黯然搬到乡下隐居起来。。。
这些悲伤的故事让人引以为鉴,当我们稍微理性的思索,就会发现,任何以"爱国"这种高尚动机倡导下对政府,或者一个政党的顺从,是否可以经得起人性中最基本的良知的推敲?是否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那些为了"爱国"而去告密的朋友们啊,当你们在为捍卫心目中所相信的理想而行动时,是否思考过这几个最简单的问题?
至于那些通过告密换取银子的犹大们,早就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被《圣经》钉上了十字架,犹大们的是非对错就不值得在本文讨论了。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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