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下五七干校

团泊洼干校，学员们在排练歌舞「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排练场地乃一土台子，十分狭小，前排走不了，只得后退一步，舞协某女演员便说了一句：「不是军队向前进吗？怎么往后退呢？」一句玩笑话，说成诬蔑军宣队往后退，对干校不满，沸沸扬扬要开她的批判会。这位女演员还是铁杆革命群众、坚定依靠的对象，一下子从高处栽下来，实在受不了，第二天中午没去食堂吃饭，喝下「敌敌畏」（杀虫药），走出住房，下午上工时，发现她还不在，接着发现碗里残留的敌敌畏，全体出动寻找，时值七月雨后，大家踩着泥泞心急火撩地寻觅，怎么也找不到。三天后，一帮孩子上高粱地找「乌米」（高粱穗头菌包，可食），这才发现她的尸体。

汪道涵说比国民党动监狱厉害
祸从口出，人人自危，谁都不敢多说话。「人人把自己包裹得很紧，互相间也不构通。」三十八军三三八团乃铁路文工团当年下放所在团。揪抓「五一六」运动中，一位知识份子「向东」慷慨发言：「L，你诬蔑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为革命呕心沥血，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下边就有递条子，军代表一看，马上制止「向东」：「停！」回转身，令L退场：「你， 出去！」「五一六」乃敌我矛盾，必须内外有别。军代表接著说：「向东，你站起来！你怎么能说敬爱的江青同志洒尽了最复一滴……」 军代表顿悟，立即捂住嘴：「我不重复了，我不能犯客观主义！向东，你知罪不知罪？！」合下群众早就讨厌这位比造反派还接反派的向东，一片呼喊：「打倒向东！」「向东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铁路文工团在下放部队排队看电影，一人一只小马扎（凳子）。就那么几部老片子，不看还不行，可以坐在那儿打盹，但不许说不去。中途有人要小便，得报告班长，悄声请示：「往后传，高山要上厕所。」一个个传下来，班长坐在最后，再往前发令：「往前传，忍著点！」不一会儿，又传话：「往后传，憋不住了！」班长这才批准：「去吧！找一个人跟著！」因这位杂技演员高山是「五一六」，单独方便的自由也没有。
   
谭伟，一九三六年参加革命，大学文化，历任湘潭县委书记、外经部局长，文革中关在一机部楼里，没有大小便的自由。每人发一小木牌，上边写著名字，如厕时得把牌子挂在门上，这样别人不能进，因为怕「牛鬼蛇神」串连。早上厕所最忙，可门上老挂著牌子，好几个人在外等候， 尽管里面有空座，谁也不敢进。他们向造反派叫苦：憋不住了！但不会有人理你。外经部副部长汪道涵也关在里面，他坐过国民党的监狱，说这一套比国民党还厉害。巴全与魏金枝在上海作协机关监督劳动，到食堂帮厨，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警惕性很高，将他们轰了出来：「像他们这样的反动分子，怎么可以进入厨房重地？！」

戴爱莲在乡下买「鸡妈妈」
上海奉贤干校的牛鬼蛇种被安排睡上铺，以便下铺的革命群众监督。不过，上铺的牛鬼蛇神必须轻手轻脚，躺下后不能随意翻动，咳嗽也不敢大声，半夜下床小便，若打扰了下铺的革命群众，麻烦就大了。而且，牛鬼蛇神不能笑不能叹息。笑是对抗劳动改造，心怀不满；叹气则是发泄过党对社会主义的不满。

文化部咸宁干校的杨匡满被打成「五一六」，学部干校的吴敬历也差点成「五一六」。演员于洋在北京大兴县天堂河劳改农场腾空的北影厂五七干校，也说他是「五一六」，挨过整。天堂河干校五年，一九七四年撒销。
   
工、军宣队读错字五一六「负隅顽抗」、「可歌可拉」、「群众脑袋是亮的」。

进驻总政文工团的军管小组副组长：「不要再搞修正主义那一套，我们六个月能培养出一个飞行员，难道三个月就培善不出一个演员？培养一个小提琴手就比飞行员还难？」

著名小花脸李富禄的孙女装疯，指骂指导员：「你妈是潘金莲！」指导员忙著找人问：「潘金莲是谁？」
   
因长年老放那么几部电影，干校文化人嘲曰：「挖不完的《地道战》，走不完的《铁道线》。

舞蹈家戴爱莲出生北美，就学伦敦，一九四七年从英国回到重庆，当了人大代表、中文不好，但有著名的倒装句：买老母鸡是「给我那个鸡妈妈」、被蚊子咬是「蚁子在我腿上开饭！」马戴套是「马的领带」；买天律包子是「我要一个狗不理的天津！」

外交部在江西宜春地区上高县办干校，「五七战士」一去，立即引起当地物价上涨的一倍，上高集市的鸡鱼蛋油等翻了一翻。当地农民对干校十分不满，为「五七战士」编谚语，「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且不说干校学员无法向农民兄弟学习，就是想学，人家也不让，连接触都难。

早上，向著旭日东升方向，挥动红语录向毛主席请示。火车上，一广播，全车厢起立，由列车员带领，祝万寿无疆。
   
二OO七年「干龄」九年的何方总结干校：「文革期间中国经济在走向崩溃的边缘，全国建干校大概也是帮着向边缘推了一把。以外交部来说，先后建立了七八所干校，总的原则是建校时不从国际形势考虑，准备有六分之五的人长期上干校，於是就到处铺摊子。可是没多久就开始收缩，一个一个地白扔，最后全部放弃。这还被说成是计划经济呢！……没有人对此总结和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