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相生”之二
老子说的"有无相生"，是人类文明产生发展的历史写照，因为文明产生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无中生有"：远古的时候，东方的黄河中下游并没有华夏文明，是中国先民们的崛起，创造了 "家天下"国家，"无中生有"，华夏文明才成为人类的东方明珠。远古的时候，两河流域并没有系伯莱文明，是犹太先民们的崛起，创建了信仰上帝的宗教，"无中生有"，希伯莱文明才成为人类的西亚明珠。远古的时候，爱琴海的岛屿和周边半岛上并没有希腊文明，是希腊先民们的崛起，举起智慧的旗帜，"无中生有"，希腊文明才成为人类的西方明珠。正是因为"无中生有"，荒凉的地球便变得多姿多彩起来：东方的华夏文明，在"家天下"国家的基础上，演出了夏、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请、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幕幕历史大剧；西亚的希伯莱文明，在犹太教的基础上，衍生出基督教、伊斯兰教的辉煌，支撑起人类精神世界的半壁河山；西方的希腊文明，在自由理性智慧的基础上，既演出了希腊城邦民主制、罗马共和制、贵族制、君主制、现代民主法制一幕幕历史正剧，又创建了认识世界、进行建设的古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科学技术。"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诚哉斯言。
然而，人类文明虽然热闹，细究起来，差别却又很大：中华文明虽然绵延几千年未曾断绝，一枝独秀，举世无伦，实际上是屡屡不绝如绺，苟延残喘，至今即便搭上全球一体化的顺风车，经济发展成绩斐然，却陷入内外交困的窘境，稳定难求，跟希腊文明和希伯莱文明光照全球、推动世界几不可同日而语。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呢？
如果继续请教老子的话，很明显，"有无相生","有"可以生于"无"，"无"也可以生于"有"，"有"可以生"有"，"无"也可以生"无"。必须"有无相生 "交替进行，才有意义，"无中生无"固然没有意义，一味"有"中生"有"也意义不大。而中华文明不死不活的症结，也许正在于几千年间一直"有"中生"有 "，拒绝"有"中生"无"，更谈不上"无"中生"有"。
中国先民，从茹毛饮血、穴处群居的野蛮人生活中创建了"家天下"国家的中华文明，"有生于无"，历朝历代的锦绣繁华、灿烂辉煌，是"万物生于有"--这个"有",即"家天下"国家之"有"；历朝历代的国破家亡、满目疮痍，也是"万物生于有"--这个"有",也是"家天下"国家那个"有"。历史证明，"家天下"国家的体制决定了，一人一家的国家必然只能随着统治者个人的庸、能、昏、明在兴盛与衰亡之间轮回。黑格尔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所以，要突破中国历史兴盛与衰亡、繁荣与破败轮回的怪圈，创造历史，实现进步，必须"有中生无"，从"家天下"国家之"有"生出"家天下"国家之"无"--" 公天下"，由被统治者同意后,统治者才能统治的国家：古代希腊城邦民主制就是这样做的，近代英国自自由大宪章运动以来建造的现代民主、法制、宪政制度也是这样干的。人类历史从古代走向近代和现代，就是因为人们发现"有"中之"无"："国家不是由那些肩并肩站着的，一些发令一些服从的人构成的，而是由那些相互生活在对方之中的人构成的。它是他们的意志的统一的精神方向"；发现"有无相生"："一个政府无论多么务实和仁慈，对国家而言都是死的，除非被统治者理解并介入了它的生活"。
本来，自鸦片战争英国敲开古老帝国的大门之后，古老东方"家天下"国家之失较西方现代民主国家之得，昭然若揭，高下立判，老大帝国除了向西方学习，"有中生无"，再"无中生有"外，别无出路。李鸿章惊呼"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实为此也。然而，好事多磨，沉疴难医，虽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换汤不换药，万变不离其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幽灵决定了中国依然在"有中生有"，无法"有中生无"，不仅中央集权专制主义" 家天下"国家的政制未有变化，而且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家天下"国家的观念也未有变化。
毛泽东先生就不仅公然坦承"百代都行秦政制"，强调"有中生有"；而且直言不讳"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以"有中生有"自豪；他的执政史生动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延续的实际上仍然是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家天下"国家的香火。邓小平先生更当仁不让，依瓢画葫芦，"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们说了算，我就放心了"，毛泽东继承的自秦始皇以来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家天下"国家的衣钵，他照传不误。言为心声，造反起家的陈胜吴广们一句"还是自己的孩子放心"，生动揭示了"为人民服务"、"是人民的儿子"的话头，不过是"家天下"国家的另类说辞而已。
今天还在打压呼吁结束一党执政、呼吁多党制议会民主、呼吁军队国家化的人士，不免令人想起鲁迅名著《药》中的一幕：辛亥革命前，革命志士夏瑜被关进大牢，这位先知先觉者对以权谋私的牢头晓以大义，"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结果挨了红眼睛阿义一顿拳脚。一百年前，清人愚昧，不知"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常识，不足为怪；一百年后的今天，国人精明，还不懂得"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常识，令人咨嗟："有中生有"，遗传病不绝；"有中生有 "，遗传遏制了变异。大清和大中华并无二致。
也许，"大有大的难处"；实际上，大也有大的好处：中国就因为大，大陆之大虽然还在"有中生有"，因循守旧；台湾虽小则已经"有中生无"，推陈出新。蒋经国从国民党的已"有中"--孙中山的军政、训政，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生无"：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实行宪政。推专制之陈，出民主之新的结果，让统治者经由人民的同意才能进行统治，残兵败将据守的残山剩水，不仅成为世界新兴民主潮流中的一面旗帜，而且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典范。台商远远超过当年的晋商、徽商，成为当今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支柱之一；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成为中国弃旧图新、开创历史的希望和榜样。黄土地上欣欣向荣的绿洲表明："有中生有"，陈陈相因；"有中生无"，推陈出新。源远流长，独树一帜的中华文明，只要能突破"有中生有"的惯性，真正"有中生无"，一定会别开生面，另有洞天，不仅顺应世界潮流，而且推动世界向前。
之所以如此，中国大陆无论历史上或现实中，只能"有中生有"，不能"有中生无"，除了政治的强迫、经济的限制、思想的误导外，既没有认识思想能力的积累、又没有认识思想工具的锻造，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
认识思想能力的积累、认识思想工具的锻造，意义非同一般。当年希腊文明光照欧、亚、非三个大陆，根基就在哲学繁荣，科学发达，政治民主,而哲学繁荣、科学发达、政治民主的精神硕果就是形式逻辑和平面几何。后起之秀英国青出于蓝，从十七世纪崛起，把世界推向近代化和现代化的新时代，奠基的正是培根的归纳法和洛克的经验主义。后来者居上，美国脱离英国独立后，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就逐步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新的领头羊，也得力于美国人把英国的经验主义改造为实用主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有中生无"，从世界的已知部分中发现世界尚未知的部分，从已有的生活中创造尚未有过的生活，认识思想的工具和运用认识思想工具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希腊、英、美的历史经验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相比之下，中国则既没有得力的认识思想工具，又没有积累认识思想能力，只能就现象说现象，不知道追求事物的本质--《易》经重在解释事物表象变化，"中庸之道"旨在适应表象世界，儒家专职为君主服务，时至今日，虽然历史经由近代而现代的变化，思想经由新文化新社会的洗礼，能拿出手向世界炫耀的还是传统文化，能抬出来让世人礼拜的还是至圣先师，源远流长，名不虚传--对历史，国人承认"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是规律，接受和平与战乱、发达与毁灭交替的宿命：为盛世中国而自豪，却忘记末世中国的深重苦难，不去深究中国盛世末世反复交替循环的深层原因，不知去探究改变或结束中国盛世末世反复交替循环的出路或方法。《二十四史》是盛世一片狂欢，末世遍地白骨的长卷，《二十五史》、《二十六史》能别开生面么？
对现状，相当一部分国人陶醉于中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空前成功，往往忘却"办大事"，大事可能是大好事，也可能是大坏事，而办大好事固然可能有绝大的成功，办大坏事却可能就绝对毁灭。大汉、盛唐、宋、元、明、清不都是这样么？大到最后，国不国、民不民、人不人、鬼不鬼。毛泽东不就是这样么？大到最后，不仅人亡政息，而且家破人亡。不考虑今天中国面对的历史挑战是如何从制度上保证，国家只能办大好事，不能办大坏事，或办了坏事也能及时纠正，使堂堂中华民族长治久安，持续向前，而沾沾自喜于凿壁偷光，心安理得于表面文章，实在是坐井观天，鼠目寸光。
在思想上，认识不到是英国把中华老大帝国从封闭的古代拽出来，摔进现代化列车，应该像日本那样"以敌为师"，实现现代化，反而只知道"以敌为仇"，抱残守缺。虽然现实中，中国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实行市场经济，加入WTO，完全接受了当年英国人的主张，实现现代化，而潜意识里仍然坚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古老阵地，扛着老大帝国"家天下"的龙旗，在信息化的地球上独步。
这种半推半就的中国态度可笑在，虽然执政不管人民死活的专横，已经进化到行政要争取人民满意的地步，但却拒绝执政向要人民同意的方向发展，殊不知，"人民" 不同意的事，"人民"怎么会满意？同样的，虽然自由、民主、法制、宪政、人权已经不再讳莫若深，不再成为罪名，甚至于堂而皇之登上红头文件、现身官方法令，但却拒绝多党制，拒绝多党制议会民主，拒绝军队国家化，殊不知，为民做主并不是民主，一党专权下的自由、民主、法制、人权，也不是自由、民主、法制、人权，而仅仅是自由、民主、法制、人权的标签而已，"赵孟能贵之，赵孟能贱之"。
五千年帝国，过去没有能力和机会创造出人类这些先进的宝贵思想，应该很惭愧了；今天学习起来竟然也这般吃力，扭捏作态，真让人无地自容。更荒唐的是，对这些敏感问题还不准触及。敏感问题就敏感在真理欲出，不让触及，只能说明手里没有真理，心里害怕真理。其实真理没有那么可怕，她成全的是进步，而不是毁灭。进步的统治者，也是胜利者，英国王室就是生动的证明。
即如毛泽东先生，横空出世，一统大陆，为什么在"德"先生、"赛"先生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后来会演变为"万寿无疆"的"马克思加秦始皇"？不弄清楚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无法准确评价毛泽东先生，更重要的是，也无法正确认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即如邓小平先生，北大学生曾由衷钦佩他，自发的在游行队伍中打出"小平你好"的字幅，为什么时隔不久，他会下令军队进城镇压学生？三上三下的经历为什么没有让他看到权力的相对性，反而愈加把权力看做生命，为了权力不择手段，甘做捍卫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的马前卒？不弄清楚这个问题，能够正确评价邓小平先生么？能够正确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么？能够确保今后的改革开放能深入而健康的继续进行么？
即如反腐败，没有全民的真正参与，没有阳光法案之类的制度建设，没有财政预算决算的透明和对财政预算决算的社会监督，没有新闻媒体自由采访与自由报导的权利，没有新闻媒体自由批评政府的权利，只靠三省六部制、鸾台御史、钦差大臣、八部巡按来以吏治吏，能奏效么？缩小贫富差距，解决三农问题，没有工人农民的政治权利，没有工人农民的选票，单凭官员的觉悟与良心，政府能从权贵的保镖，变成社会正义的护卫么？
即使自觉习得先进思想的前卫人物，也未必真理在握：就像当年胡适先生的自由主义解决不了农村的贫穷落后，输给他的学生毛泽东先生的专制主义一样，今天的民主宪政如果仍寄希望于统治者的觉悟和良心，不和维权人士的维权斗争相结合，不在改变中国贫穷落后愚昧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结果会两样么？镇压者早已经即时进行反思，"与时俱进"：把"动乱"定性一改再改，最后改为风波；坚持经济改革没有转向，保证经济建设一枝独秀；株连镇压的范围也相当有限，并没有像估计的那样无限扩大。所以，陆肆问题虽然没有解决，但却缓解了，没有成为倒计时的炸弹。而二十年间，被镇压者面对牺牲者的坟头除悼念而外，作出的反思并未深入，也不多见，烈士的鲜血没有铺平中国前进的道路。也许令人难以接受，实际上，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艰难和尴尬，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造成的问题。
总之，中国正处在如李鸿章所说"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在黄土高原上的家园中，"摸着石头过河"也许是独家秘笈，而要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漂洋过海，奔月探星，"摸着石头过河"就像热兵器时代的冷兵器，不好使了。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中国正在和世界接轨，学习先进、消化知识这一步，虽说还不是发现和发明，但要摆脱"洋为中用"的"有中生有"，做到中西结合、推陈出新的"有中生无"，认识工具的更新和认识能力的积累，绝对是必要条件。更何况，脱茧而出的中国，继续前行就会遇到需要自己认识的新世界，自己解决的新问题，自己建设的新生活，要像希腊文明、像英美文明那样开创人类历史的新篇章，"有中生无"，"无中生有"，中华文明必须具有自己的认识思想工具，必须提高自己的认识思想能力，肯定是必须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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