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维光：论"威权"还是"极权主义"的对象与方法

一．问题；

极权主义制度（Totalitaere Systeme）还是专权主义制度（Autoritaere Systeme），也就是中国某些知识精英所说的"威权主义"问题的争论，产生于五十年代末后。其最初的争论是因为斯大林死后，"解冻"后，对共产党社会再次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二十年前，以及最近这个问题在中文世界的再次兴起，其实是同样的原因，也就是如何看待毛泽东死后，所谓"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共产党社会。然而这个问题的争论在中文界又加上了新的意义，那就是自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文世界所使用的Autoritaere Regime概念，加上了中文的转义，先是翻译成"权威主义"，后来遭到人们疑问，引起争论，九十年代中期后，又更多地译成"威权主义"来使用。最近几年，由于一些人提倡与共产党专制政府和解，关于极权主义还是威权主义两个概念的争论也随之再次频繁出现。去年年底以来，由于所谓《零八宪章》的出现，对于这两个概念的使用和争论就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

事实上非常有意思的是，几乎凡是涉及到极权主义概念的时候，都会由于不同的现实政治需要，而引发出激烈的学术争论。这从极权主义概念产生初期，其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拒绝它接受它，四十年代末期后五十年代的拒绝它接受它，六十年代的拒绝它接受它，八十年代的拒绝它接受它，莫不如此。这实际上让人们看到，由于极权主义概念描述揭示的是极权主义的最高形式，这个概念太具有刺激性了，或者说很多时候可能太尖锐了。不过无论怎样，从这个词诞生初期，中性的，到它已经带有很强的刺激性的否定性，说明的是社会进步了。当年马克思自鸣得意地宣布西方要用奴隶制的专制来给东方实行现代化，无产阶级要用专制和专政来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当年墨索里尼公开宣称自己是极权主义；当年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标榜共产党要对一切专政，实行绝对的一元化，曾几何时，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几乎没有人敢于再如此公开宣称。社会的确进步了。

社会进步到要掩饰共产党的极权主义特性，然而社会还没有进步到对任何专制，或者带有专制特色的东西都敏感到无法容忍，也就是如同今天的美国，谁也不敢以肤色为理由来歧视他人那样。为此，我们现在讨论这两个概念，极权主义和专权主义，甚至不仅是讨论它们之间的区别是重要的，而且讨论它们之间的共同性也是同样的重要，也就是究其实质它们都是独裁专制。因为讨论这个中性的概念、学术问题的时候，几乎无可回避地涉及到价值问题，政治问题。这大约就是观察渗透着理论在社会科学中的表现。

我之所以认为说明他们之间的共性是重要的，因为如此就可以看到那种把专权主义翻译成威权主义在中文世界带来的混乱，如此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绝对不可以把这个词翻译成中文的权威或者威权主义。因为那样就模糊这个术语的最根本的专制特性。而专制则就是专制，只能够反对，只有反对方式的不同，正如八九年东欧的和平革命，依然是革命一样。

没有一种专制，民众能够和它和解，可以绥靖和歌颂。

二.历史回顾

历史惊人的类似。虽然人们常常说应该接受历史教训，但是实际上是一方面一部分人，甚至整个社会闭着眼重复历史，而另一部分人孤独地在那里不断地强调那些历史教训的现实意义。接受教训是偶然的，因为促使历史以前走了弯路的那些因素还都同样存在，那些现实利益的诱惑永远会使人们忘记、或者罔顾历史。所以结果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过程再次成为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正因为此，无论现实功利如何，我们还是要去做这件事情，不断重复强调历史的教训。

在关于极权主义还是专权主义问题的争论中，回顾一下围绕极权主义概念从产生以来所引起的争论，是非常有益的。

一九二三年，意大利学者Giovanni Amendola第一次使用的极权主义来描述当时的法西斯政权。（注解1）其后，墨索里尼和马克思等共产党人一样，把这个描述专制的词汇作为褒义词接过来，用来褒扬自己的政权和制度。（注解2）

在一九三零年以前，这个词更多地被意大利和德国那些具有社会主义，或者社会民主党倾向的知识分子用来描述法西斯等专制政权（Lelio Basso，1925；Hermann Heller，1929）。（注解3）从三零年到四五年，这个词在当时的知识界被越来越多地用来探索比较法西斯、纳粹和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共性。这一期间知识分子和学者们给我们留下大量的文献，例如Frank Borkenao，Siegmund Neumann以及文学家Arthur Koestler，Ignazio Silone，特别是乔治·奥威尔。（注解4）

这个比较研究，在一九三九年斯大林苏联和希特勒德国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之后达到第一个高峰，但是在希特勒进攻苏联以后，伴随政治形势的变化这方面的研究也出现了停滞，甚或衰退。

战后到六十年代中期，由于两大阵营的对峙，冷战时代的开启，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不仅开始更加深入，而且获得了广泛的接受。在价值判断上，极权主义成为了一个完全贬义的词，在知识领域，极权主义则成了描述极端专制的形式，在政治上，极权主义概念成了一种对抗共产党扩张威胁的非常有效的意识形态。为此有关极权主义概念的运用也就遭遇到比以前更加强劲的，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反弹。在这一周期开始的新的反弹，始于斯大林去世以后。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候，关于某些或者某一阶段的共产党社会是极权主义专制还是专权专制问题，开始进入争论的视野，并且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如果说共产党社会，布尔什维克主义政权从一开始建立就受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怀疑、抵制和反对，不断有曾经拥护它的知识分子出于智力和良知的觉悟转而反对它，那么与此同时,却总是还有一批左派知识分子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无论在什么时期都会想尽各种方法美化它、支持它。这中间甚至有一些并非是由于反叛受到它迫害的人，尽管迫害可能极其残酷，但是在迫害一旦撤除，他们还会出于各种原因，或者利益，或者思想方法，或者由于智力与人格、道德方面的不足，而重新回到这个队伍中来。

希特勒、斯大林是极权主义，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不是；勃列日涅夫和毛泽东是极权主义，邓小平和昂耐克不是；邓小平和金正日是极权主义，时下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极权主义；历史性的争论就是这么重复变化的。

专权主义等概念问题的提出和争论，在学术界可能是为了更准确地描述共产党政权，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常常想排除极权主义概念的人的目的却往往是政治上的，他们以此力图减弱人们对于共产党专制的反对、约束和警惕。

五十年代开始的关于极权主义的论争，其后最引人注意的是德国对此的争论。在这场产生于六十年代的争论中，德国学者Christian Peter Ludz，通过他的所谓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研究分析，提出解冻后的东德等共产党国家，和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平行，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另外一条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和方法。（注解5）他公开对极权主义概念提出反驳，一，认为它是一个用于冷战的政治斗争概念；二，它由制度出发理解自身违背了方法论原则；三，它是个静止看问题的观点，无法理解解释后斯大林时期东欧社会的发展变化。

这场争论当然在学术思想上没有结果，它一直延续到八九年，甚至到今天。很多学者虽然没有完全接受Ludz的论点，但是，类似的争论一直在继续，而只要它的争论继续，关于专权主义和极权主义问题的讨论，就不仅不会退出历史的视野，而且会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且深化。

八十年代后的中文世界开始重复东欧二十年前的讨论，而由于台湾等亚洲国家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转型的成功，专权主义问题不仅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而且使得这个讨论更加扑朔迷离。如同当年东欧的讨论一样，它自然引起大陆及海外那些对共产党还怀有感情，抱有希望的"知识精英"们的关注。然而，关于某一阶段的共产党社会的专制形式是极权主义还是专权主义的讨论，它进入中文世界，却带来了一个中国式的特点，那就是利用中文翻译，它变成了了"权威主义"。这个词几近中性。事实上他们如此翻译，也是因为他们认为权威主义是专制与民主的中间过渡阶段。

但是，这场刚刚开始的争论宣传没有料到的是，几乎与此同时，一九八九年，东欧共产党集团彻底崩溃了。这使得极权主义概念得到了全面的复苏和压倒性的胜利。对于东欧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来说，不论他们是左派和右派，都众口一词地使用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描述也毫无疑义地被用来描述捷克斯洛伐克的胡萨克，匈牙利具有一些自由化倾向的卡达尔，东德教条的昂耐克，以及波兰政府。这个在五十年代以来在学术领域一直被争论的概念，一下子成为无处不在的、人们都接受的日常概念。

在回顾近百年的极权主义概念发展变化历史的时候，人们会发现，在现实中极权主义概念在冷战的时候曾经被作为意识形态的对抗工具得到非常有效地利用。也正是因为此，每当在对抗缓和的时候，经济问题压倒价值问题、原则问题的时候，它总是首先受到那些倾向绥靖的人的质疑。而质疑的人基本上总是相同的一批人，也就是那些实用主义的政治家，和共产党人、甚至与纳粹的文化思想精神有牵连的知识分子、学者。

为此，人们还会发现，只要世界上专制政府，共产党政权存在，对于极权主义概念的争论就会存在。为此，最近二十年关于极权主义概念的争论从欧洲转移到亚洲，集中到对于中国共产党政府的认识上。在有关《德国之声》问题的争论中，几乎所有的海内外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异议人士，和德国那些亲共的汉学家、政治人物、学者产生的尖锐对立，其根本点也是中国共产党政府是否是一个专制政府，是否是极权主义专制。（注解6）在这场争论中，首先敏感地发现这个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也是德国的媒体、学者和政治人物。他们对《德国之声》某些人所说的中国已经不是东德那样的国家，不是极权主义社会的言论提出强烈质疑。

当然对于中文世界来说，非常不幸的是，西方第一流的政治学者因为语言等因素，无法关注中国的问题，懂得中文的汉学家，常常不是在政治领域中本来就是毛分子，就是根本就没有能力进入西方社会的主流学术殿堂，因此，这就对讨论这一问题造成了困难，间接使得这个概念在中文世界引起的争论，以及讨论的水平大打折扣。

三.对象与方法

要讨论一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明白我们讨论的是什么，规则是什么，应该具有哪些训练和基本常识。这就如同进入足球场比赛足球一样，首先你要当然必须知道这个球是要踢的，不能用手，然而仅此还不行，此球非彼球，这个球和蹴鞠不一样。显然让"高俅"来和"贝肯鲍尔"讨论足球是另外一种风马牛。然而使我不得不开篇如是说，是因为时下在中文世界，这种类似的风马牛现象普遍存在，当然包括学界在内。

1．我们讨论的究竟是什么？

首先我必须要说的是，我们讨论的不是中文的"极权主义"、"专权主义"，或者说"权威主义"，而是西文的Totalitarismus和Autoritaere Systeme。

我之所以这么说，并且首先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讨论的是政治学、社会学问题。而当代政治学、社会学是西方的产物，在这个领域中人们要对话，就要使用一套互相理解，有明确含义的语言，并且要符合理论和论证的规范。这不仅是和前面所说的对足球的理解一样，而且和对于物理、数学等的理解讨论一样，你在科学中讨论速度的时候，一定是物理学中大家都遵守的定义速度，而且每个人，无论在世界那一个地方，看到你用速度这个概念，都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当代西方创立发展的政治学、社会学问题也是这样。

在当代中文世界谈论社会科学问题的时候，最忌讳的，也最容易产生的就是望文生义，看到中文的翻译名词甚至用中文的语言训诂来诠释这个概念。实际上无论我们今天谈论的"哲学"、"科学"、"民主"、"专制"、"形而上学"等，都不是中文的意思，我们谈的都是它所对应的西文。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点，你谈的就不是政治学问题，而是一种闲扯，或者别的什么范畴的问题。所以在谈论讨论极权主义和专权主义问题之前，首先要说的就是，如果你不懂得西文，你根本就没有进入严肃讨论的场地的资格。

在这里我绝对不是对中国人，中国文化妄自菲薄。因为正是在这种学术规范和认识论的基础上，在当代西方社会，在谈到中医、气功，以及一些涉及中国文化中的问题的时候，即便是在西方他们也必须使用"阴"、"阳"，"风水"、"功夫"等直接音译、新创立的词汇概念，他们必须使用中文词语，用中国人的思想方式来理解这些概念。可惜在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中，现在中国学者的研究工作还没有为西方带来类似风水、中医这样的理论学说。

2．讨论的方法

在首先明确了我们讨论的究竟是什么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将如何讨论它。对于西文并非母语，不熟悉这一文化的我们中国学者来说，首要的就是弄清楚这些概念的来源，它最原始的意义，以及后来的变化。这一工作，有些是简单的，只要去查几本权威的"原文"词典，或者"原文"的百科全书就可以找到专家学者们所曾经做过的研究答案。然而有些却是困难的，例如过去笔者所讨论过的Revolution，和现在的Autoritaere Systeme，几乎所有的词典上来都是解释它现在的意义，而不再涉及它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最初用来描述什么，如何转化成后来的含义。

在基本了解这些概念的意思以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这些概念是如何定义的，有没有判据，有判据的话是什么，有哪些专家讨论过这些问题，他们对判据的理解是否一致。在此后，是哪些社会、政治，历史的经验事实与这些概念相联系，并且是如何联系的。

在所有这些讨论中，都会碰到如下一些问题：

争论在什么地方，存在哪些问题，哪些有比较一致的定论，哪些仍然有争论，哪些不可能有答案，经验事实有哪些，参与的人，也就是研究者大致有哪些主要人物。

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对一定的讨论文献有所了解（当然是西文的），而不是随意甩开腮帮子，为了某种目的在那里说单口相声。对于这一点，我觉得，只有那些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有想要了解西文文献冲动的那些人，讨论才具有一定的意义。而对于那些根本没有这个冲动的人来说，我以为充其量不过是如我前面所说的，一种闲叙。闲谈当然不能说毫无价值，但是对待它，却无法完全认真。

3．最后我要说的是，那种对这个问题毫不了解的人，明明是为了政治目的，而非学术和知识目的，宣扬炒作这个问题的现象，是一种非常特殊、反常的现象。因为在正常社会中，如德国、美国......，乃至时下的台湾，这是一个专门领域，没有"热衷政治的人物"涉足到"知识领域"蹚浑水。但是，这种现象自从四九年后，从李希凡到姚文元、戚本禹，一直到今天，在大陆所谓知识界广泛地存在。为此提请人们注意这种现象，对此提出审查和质疑是必要的。

我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极权主义社会的"知识"现象，这个反常现象本身就说明它所存在的那个社会是个专制、封闭，极权社会。在专权社会的知识界虽然有类似的现象，但是没有这么严重，这么典型奇特！

在这个现象中，我们不仅是对统治者，而且对于某些所谓异议人士提出"知识"的疑问，明确指出他们的目的和方向，防止他们继续，或者说沿着共产党统治者的方向，把思想知识领域的水搅得更浑。

为此，最后我必须要说的是，有很大一部分热衷政治和现实利益的人不仅习惯于蹚浑水，而且希望浑水，因为如此才能浑水摸鱼。然而摸鱼的问题不属于知识领域的问题，知识领域的研究者的首要任务永远是"澄清"，让水明澈。让讨论的问题能够一目了然。这大约也是西文词"启蒙"的根本意义所在。这就是卡尔·波普所说的知识分子的任务永远首要的是启蒙。然而波普的这个启蒙，也就是自康德以来的这个启蒙，却绝非中国某些知识精英们的，启别人蒙的"祖师爷式"的启蒙。

知识分子的对手永远是知识分子，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主要面对的也是某些所谓知识精英。

2009-3-23德国埃森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