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延军：六四不容招安

2009-03-26 00:48 作者:孙延军 "六四"二十周年悄然迫近。对于那场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举世震惊的悲剧，深入追思、倾心感怀，以祭奠逝者、警策世人并认真吸取经验教训，以应对中国民主运动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是十分必要的。但读了1989年学生运动领袖王丹等人近日提出的三项诉求，以及中国政法大学萧瀚教授敦请和解的公开信后。我的心中不免充满遗憾。首先，我要申明，这两封公开信所坦露的社会责任感和善良意愿勿庸置疑，应予尊重。特别是萧瀚教授在今天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下，甘冒风险，提此异见，其勇气值得褒扬。但这种对官僚集团所抱有的天真幻想，客观上将会加深中国的人道主义灾难，最终导致的结果可能正好与我们的善良愿望相反。应该清醒，我们今天的诉求极有可能影响中国民主运动今后的发展方向，必须慎重处之。我作为当年参加民主运动的学生群体的普通一员，有责任、有义务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冀能集思广益，助中国民主进程以万一。

一、 对中共官僚集团不能抱任何幻想

两封公开信的共同特点都是要求全国人大成立和解委员会，来重新处理"六四"事件。也就是说，他们希望在中国的现政体框架内寻求解决问题之道。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现政体由中共官僚集团控制。人民代表大会事实上并不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只是一个举手表决的工具（当然就更不用提政协了）。人民代表并非民选，也不代表人民。这样的人民代表大会有什么权威来公平处理"六四"这样重大的历史问题呢？对此，两封公开信的作者们应该非常清楚。当然，他们可以认为，他们的初衷是借助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与中共官僚集团协商。或者他们也可以把这当成一种渐进的策略，利用这种形式在与中共官僚集团积极协商对话的同时，逐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但这必须建立在一种前提的基础之上，那就是，中国的官僚集团良知未泯，有民主改革的愿望，或至少有这种可能。但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中国官僚集团不愿改革。他们在现政体下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垄断了社会的所有权力和主要资源。因而，在这个社会如鱼得水、为所欲为。并幻想着把这种权力传给他们的子孙后代，以永保其家族的人间富贵。不难推想，当我们尚未掌握足够的制衡力量的时候，仅凭善意的恳求，就能使其良心发现，否定自己的过去，让出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这可能吗？就算他们在危机四伏的形势逼迫下，做出和解的姿态。为"六四"甚至包括法轮功在内的宗教团体进行平反昭雪和善后赔偿。那我们也应该反思一下，我们当年走上街头抗争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只是局限于对"六四"受害者本身的关切（当然，我赞同，这点无论如何都必须包括在我们的关切之中，并作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忘记了"六四"运动的民意基础和社会责任，那我们就背离了"六四"精神。如果民主宪政不能建立，正义得不到伸张，人权仍遭肆意践踏。我们何颜面对那些在运动中死难的同胞？何以报答当年对我们倾心支持的父老乡亲？我们的心灵何以承受中国大陆灾难深重的现实？况且，有限的平反昭雪，对于民怨沸腾的中国大陆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无法达成稳定政局并建立公平、公正社会秩序的良好愿望。

其次，中国官僚集团不敢改革。中共建政的基础是暴力革命和政治欺骗。为了手中的权柄，它们欠下了偿不清的血债、制造了数不尽的谎言。"六四"屠杀，不过是其累累罪孽的冰山之一角。一旦丢了权柄、露了真相，能否被人民宽恕，他们对此实无信心。中国官民之间的积怨与南非的种族冲突性质不同，恐无法相提并论。同时，和解必须以道德作基础，在一个礼坏乐崩的社会中寻求和解无异于沙上建塔，谈何容易！中国官僚集团正是造成中国社会普遍道德沦丧的罪魁祸首！这是官僚集团自断后路、自凿陷阱。他们今天已经彻底丧失了与人民和解的资格！当然，和平解决问题的途径并非没有。那就是：官僚集团交出首恶，并主动放弃手中的权柄和非法攫取的财富，让人民通过选举重新组建民主政府。他们会这样做吗？此外，一个靠暴力和谎言建立起来的政权，其对暴力和谎言的迷信程度可能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官僚集团掌控着中国大陆的所有武装力量和全部新闻媒体，并利用多年的党文化熏陶，造就了全世界最驯顺的臣民。在这种形势下，他们很容易作出战略误判，因而安于现状，不肯稍做改良。只要看一看经济危机日益深重情势下，中国持续增加的军费开支和精心筹备的国庆六十周年大阅兵，其心不难揣测。

第三、中国官僚集团无能改革。在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牵扯之下，他们既无改革之能，亦乏改革之术。面对险阻重重的改革之路，他们有太多理不顺的关系，太多摆不平的事件。此外，专制政体的人才选拔和培养机制，不可能把人才放在该放的位置上。人浮于事、尸位素餐是官场的常态。这种情况下，即便有些官员良心发现或迫于形势，想推动改革，恐怕也无改革之才可用。一个简单的事实可以证明我的观点。中国多年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应该培养和积累大批的经济管理人才。但看看中国御用经济学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一次又一次愚蠢、拙劣表现。我们很难对他们的能力抱有任何期望。事实上，这种人才匮乏的困局，在中共统治下的各行各业中普遍存在且逾演逾烈。这种情况的存在，当然并非是天下无才可用，而是因为，统治者无法准确辨识何为人才，不能正确判断哪种策略适当，难以甄别谁的见解合理。这样，官僚集团的决策处处着意于保护自己的私利，暴露出鼠目寸光、惟利是图特性。要想让这些愚蠢的官僚带领中国人民走上民主宪政之路，恐怕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

从1989年至今，20年的光阴过去了。我们遭受了一次又一次欺骗，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望。是到应该清醒的时候了！

二、"六四"失败的教训必须汲取

对于20年前的那场运动，我更多地不是感到光荣和自豪，而是惭愧和自责。我总感觉，我们这代人辜负了人民对我们的支持、信任和期望。对此，我们必须作深刻检讨。我认为，当年那场运动从战略目标、组织形式和策略运用等诸多方面都是有巨大缺憾的。虽然，这并不损伤其总体的正义性与合理性。

首先，"六四"的战略目标并不明确。虽然民主是我们的旗帜和口号，天安门广场还树立了象征民主自由的女神雕像。但我们对于什么是民主，如何实现民主，如何行使民主权力并没有清醒的认识。甚至在学生和政府对话所提的几项要求中，连修宪这样最基本的诉求也没有提到。正是因为战略目标的不明确、战略要求的不彻底，使我们对中国的官僚集团充满了幻想，丧失了准确判断形势的能力，对官僚集团的凶残本性估计不足，导致了一系列的决策失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在肯定那场运动主流的正义性质，肯定那场运动的绝大多数参与者、支持者的真诚爱国热情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回避在这场运动中部分学生的政治投机、政治作秀甚至单纯为释放压力和情绪而肆意妄为的种种心态。所有这些阴暗面，对于当时并不成熟的学生群体，在所难免，不可否认，也不应过于苛责。我同意这样的看法：即，这些缺点和错误与政府的残酷屠杀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确实不能相提并论。但20年后的今天，我们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并应予坚决克服。否则我们难以肩负历史的重托、人民的期盼，也无法避免失败的命运。

其次，组织不力在那次运动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我是那次运动的参加者。我们应该承认，绝大多数运动的参加者并不清楚，我们是按着什么原则建立了高自联这样的组织；不知道按着什么样的组织程序产生了学生领袖；不了解我们这个组织的具体目标是如何确定的。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当年的学生领袖不过是敢于带头请愿的热血青年。因为勇敢，所以，他们就成了学生运动的领袖。勇敢是一种必要条件，应予嘉许。但作为领袖，并不充分。况且其中夹杂着或多或少的投机心理。这在运动遭受镇压后，很多人见风使舵、投降变节以及有些学生领袖的自甘堕落的行为中足可确证。从1989年以来，整个民主运动一蹶不振，和这种政治投机心理有直接关系。当时那场运动的重大组织缺陷还包括：组织成分单调，组织人员以学生为主，缺少各界人士、特别是工农群众的直接参与，因而不具备广泛的代表性；组织关系松散，全国的学生运动和北京的学生运动之间联系不紧密，没有统一协调的动作。可以想见，一方是组织严密、老谋深算、心狠手辣并掌握着强大国家机器的中共元老，一方是热情有余、理智不足、单纯善良、经验匮乏的学生群体。胜负的天平早已确定。这是中国民主运动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但 20年后的今天，我们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变革作好组织准备了吗？显然没有！

第三、造成"六四"悲剧的原因，也在于胆略不足。

先说胆量，参加那场运动的学生群体，是当时社会的稀缺资源，因为那时中国高校还没有扩招，所以当时的大学生被社会誉为天之骄子。多数学生对那场运动患得患失，决心和信心都不坚定，一旦遭到残酷镇压，立即屈服，马上转向，以保住自己那点可怜的既得利益。现在想来，正是由于我们的软弱，助长了官僚权贵后来肆无忌惮贪腐的野心。致使中国变成了今天这样不可收拾的局面。其实，即便遭到镇压以后，我们也可以继续使用和平的手段抗争。我们可以继续罢课，可以继续联合社会各界采取不与政府合作的行动。但我们都没有做。以致后来有人竟然颠倒黑白，把中国全社会腐败堕落这笔坏帐，赖在了学生坚持抗争的态度头上。指责说：你们当年不闹，政府就不会保守，改革就会顺利进行。这种观点，也许并不是别有用心，但绝对是智识短浅！

再说策略，当时确实不该死守天安门广场，应适时撤退，然后卷土重来。我认为，甚至不应该死守北京，当北京戒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重心转移到上海、武汉、西安、重庆、长春、广州等地，中共当局用于镇压学生的和民众的军队，不可能往返奔波。中共也没有这样多的军队把每个城市都戒严。这样简单的算术题，我们也没有认真算算。如果我们利用民众的支持，不屈不挠地和官僚集团打游击，玩人民战争的游戏，中共官僚集团岂能经得起"折腾"！同时，我们也没有对中共官僚集团的内部矛盾加以合理利用，甚至连相关的信息都没有弄清楚。事实证明，我们在所有策略中选择了最不应该选择的策略。

我必须强调，当我批评我们的种种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自己并没有置身于所有这些批评之外。同时，我的反思，是针对那场运动，及参加运动的群体，不是针对任何个人。

三 、二十年历史的明确结论

二十年时间，相对于人类漫长的历史只不过是短暂一瞬，而相对于每个个体生命，则足够漫长。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当年参加民主运动的莘莘学子，如今都已到了不惑之年。该清楚的道理，应该清楚了；该明确的结论，也应该明确了。我想，有这样几点毋庸置疑。

第一、 二十年前，当屠杀的枪声响起的时候，中共官僚集团已成人民之敌。二十年来，中共官僚集团的滔天罪行把这个事实一再确证。

第二、 民主自由是世界文明的主潮，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们追求民主宪政的努力，不应打任何折扣。

第三、 存在先于本质，每个人在历史中的地位，是由其在时空中的持续行为决定的。无论我们过去做过什么，代表过什么，都不意味着我们代表今天的世界。今天的民意，必须用今天的思想和行为来代表。

第四、 在政治目标已经十分明确的情况下，行胜于言。而请愿决不能作为民主运动的主要行为方式。

第五、 民心向背决定是非成败，貌似强大的国家机器不足为惧，历史的责任不可推卸。

今天，当我们放眼满目疮痍的家园故土；面对正在人间地狱中痛苦呻吟、拼命挣扎的父老乡亲和兄弟姐妹；痛惜被摧残破坏殆尽的历史悠久的灿烂文化；追忆 60年来的八千万屈死冤魂；感怀那些为民请命而身陷囹圄、惨遭酷刑的民主先驱和维权义士。我们有权质问：是谁使我们国家一次又一次错过了发展的战略机遇？是谁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不稳定？是谁使国家濒临崩溃分裂的边缘？对于依靠暴力和谎言获取荣势，至今不肯主动放手的中共官僚集团，我们只能正告：你们大限已到、罪责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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