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明：请不要违背新闻人的良知

    歪曲和隐瞒
    
    人民日报驻德记者刘华新向国内一再发出关于张丹红事件的跟踪报道。跟踪是应该的，但是应该客观从实。可惜，刘华新的报道并不客观。欧洲的媒体都知道，在八名旅德异议知识分子给联邦议会发出公开信以后，联邦德国作家圈的五十九名作家和批评家立刻也发出了公开信，这封公开信的措辞更加严厉，更加急切地要求对于德国之声的节目和人事结构加以审核。后来才有四十九名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业人士的公开信。刘华新说这四十九人中，有前司法部长、议会人权与人道援助委员会主席等名人。可是他竟不向国内读者介绍，五十九人作家圈中更是名人社团，还有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和其他著名奖项获得者。刘华新的报道给人的印象，好像四十九人的阵容比五十九人的阵容更加强硬，更加令人瞩目似的。实际上五十九人中不仅包括德国和欧洲名人，更有美洲的名人，范围更加广泛。此外，他把作家圈描写成"朋友型"组织，也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他的目的是要把这个组织说得不那么重要，不是一个宗旨明确的组织，仅仅是一个松散的随意集合。实际上联邦德国作家圈是一个十分严谨的社团，他们的成员一般不随意发展，保持在六十人左右。这是作家圈的章程里写明的。它的宗旨是：联邦共和国作家圈在正名之下还有一个副题：文学与政治之论坛。作家圈是一个独立于政党政治以外的作家、艺术家、人文科学家和批评家的组合。其成员凭藉反抗专制、思想自由和非意识形态化而结盟。在作家圈的理念上，民主与人道主义，自由与责任担当都是不可分割地维系在一起的。
    
    作家圈把自己理解为一群立志促进当代文学并捍卫包罗万象的人类价值的、具有批评精神的时代同龄人，因此他们将坚定不移地迎击一切反智和反民主的倾向，不论其来自左的一方还是来自右的一方。作家圈自觉自愿地站到那些人文批评者、怀疑论者、反叛者和持不同政见者们的精英政治传统一边。这一欧洲启蒙的传统跨越了海涅、毕希纳和莱幸等人，直至二十世纪两大德国的专制政体的逃亡者和被整肃者。作家圈的每个成员将如尽义务一般地认同此一宗旨。
    
    恰恰相反，四十九名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业人士倒是一次临时的朋友式集合，而作家圈完全是一个宗旨绝对明确的反专制反迫害的文学与政治的论坛型社团。
    
    作家圈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德国的中文报纸《欧华导报》立刻就发表了我的《联邦作家圈礼赞》，对该社团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该文在网上也有流传。作为驻外记者，刘华新也可以上网查询，立刻就能找到作家圈的德文网站。所以人们有理由怀疑刘华新并非疏忽，而是有意为之。发布一个消息，只说一部分情况，隐瞒另一部分情况，是误导读者最狡猾的方法。你无法说他没有报道，但是你又无法从中了解事件的全貌。老实说，我们从小就是在国内被这种欺骗宣传给"忽悠"长大的。十月革命，红军长征，西安事变，延安整风，反右斗争、三年饥荒，哪一个历史事件党政宣传部门都没有把真相告诉我们。近年来海内外学者才把一些真相披露出来。二十一世纪已经来临，刘华新作为中国驻德记者报道新闻，继续这样说一半，藏一半，是违背新闻工作者的良知的。
    
     夸张和编造
    
    刘华新把德国朝野各方面对德国之声电台的审核夸张为"清洗"，把德国公法机构德国之声电台不允许其公职人员（以编辑部负责人身份）发表与国家价值观相违背的言论说成是"不公正的待遇"，也是混淆视听的说法，是"忽悠"国内读者的说法。张丹红仅仅不再担任中文部副主任，依然是编辑，继续播音。根本没有什么批斗会、开除公职之类的事情。张丹红事件跟德国的言论自由完全没有关系。刘华新完全知道，说德国没有言论自由是可笑的。批评德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的言论，在德国报纸上无日无之，尤其是每周一次的议会辩论实况电视转播，各党派议员慷慨激昂地抨击执政党在各个方面的失误。而且德国的（中共）马屁华侨报纸几乎每期都有抱怨和指责德国政府和总理本人的言论，所有这些批评者，包括那些马屁华侨社团的负责人和编辑，一个个都活得好好的，不受任何干扰。刘华新的手法是很卑劣的。他为国内的党政宣传部门编造了一个谎言，好去欺骗没有出过国的国内青年和知识分子：你看，所谓自由民主的德国也没有言论自由。
    
     选择性的呼吁
    
    刘华新支持四十九人的公开信，强调说明应该坚决地反击进行中的审核，要保护受到审核的相关人员。他口口声声谴责德国没有新闻自由。仿佛他跟四十九人一起成了人权和道德的捍卫者。然而，正如八名旅德异议中国人的申诉信和国内民间知识分子的公开信所指出的那样，這些挂着各种头衔的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业人士可曾为中国国内那些因为发表批评言论而判刑、坐牢的诗人、作家、新闻记者呼吁过吗？现在师涛、杨天水、王小宁、清水君、杨子立四君子、胡佳、高智晟和其他许多知名和不知名的网络作者们身陷囹圄，正在忍受关押和劳改的折磨时，这些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业人士做了些什么？张丹红照常上班，继续播音。而这些中国知识分子都在劳改，在监狱里受苦。他们为什么不向北京当局发出公开信，去捍卫这些中国人的人权？若说汉学家和专业人士不了解远在中国的异议知识分子，所以未曾为他们奔走呼号；那么住在德国的我本人因为写了一篇文章，说到六四惨案，认为邓小平、李鹏总有一天将受到历史的审判，结果被中国使馆的官员逼写检讨。我坚决拒绝检讨以后，他们指使华侨将我从已经教学十年的中文学校开除教职，威胁我将来回国会有麻烦，并且暗中通知所有华侨报刊，不准刊用我写的新闻稿件以断绝经济来源，以此逼我就范。我始终没有认错，反而向德国劳工法庭提出了诉讼，让中国使馆及其官员暴露了政治干扰教学和新闻自由的丑恶面目。这件事情不仅在中文报刊上被广泛报道，例如德国导报，欧洲日报，北京之春、香港亚洲周刊等等，而且在著名的德文媒体上曝光，例如法兰克福汇报、德国N-tv 电视台都有采访报道；德国之声电台，正是张丹红本人都来做过采访，并广播了有关消息。中国使馆的文化参赞还出面游说德国之声女记者胡兰，叫她不要为此发表评论。那个时候，我和妻儿面临忽然断绝收入的困难，许多华侨都被威胁不准跟我接近。我作为德国的一名中文教师和报刊编辑，为什么没有权利批评那些杀害学生和市民的中国党政军领导人？我跟张丹红一样也来自中国大陆，从事新闻报刊和中文教学工作，这些汉学家和专业人士为什么不站出来为我的人权和自由呼吁和反击？
    
    我所经受的迫害和打击充分地说明，中国当局的专制不仅在中国非常野蛮残酷，而且还把他们的魔掌伸向了国外，一直伸到了德国的华人社会。千千万万来自中国的华侨虽然来到了西方国家，很大一部分都已经加入了当地的国籍，可是他们的思想言论还是不能自由地表达，他们可能面临在求职和回国方面的麻烦和障碍。美国纽约的华人甚至在法拉盛遇到了使馆指使的暴力伤害，也都说明了同样的问题。刘华新和四十九位汉学家、专业人士了解这些情况吗？如果了解，为什么不捍卫这方面的人权和自由呢？他们的呼吁是有选择性的。凡是受中国当局迫害的人士，他们根本不愿意保护。
    
     新闻人的良知
    
     我常常回忆自己1978年刚刚考上大学的日子。社会上对77、78两届新生寄予了无限的期望：文革浩劫过去，这些新生将重新接续文化和科学的伟大进军。重托让我感到兴奋，也感到压力。欣喜之余，我再审视自己的专业，中国语言文学，前景如何？一位同学邵祖武发表了一篇论文，认为1949年的前面三十年（1919-49）还有鲁迅、沈从文、老舍、巴金等作家作品，后面三十年（1949-79）几乎没有可以载入史册的作家和作品，什么高玉宝、我的一家、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之类革命故事，甚至根本称不上文学。（这位同学毕业时遭到整肃）。而且思想的禁锢依然威风凛凛，难于抗拒。每念及此，不觉黯然神伤。可是新闻系的同学却还羡慕我们，因为当时"伤痕文学"（卢新华）正好源出于我们所在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你们文学系好歹还能讨论社会主义时代有没有悲剧……，而我们新闻系的理论前提就是'党的喉舌'，不容商量！"
    
    中国的宣传和新闻出版机构中主要的业务骨干主要都来自中文和新闻这两大科系。今天，文学领域中，毛泽东"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之类的紧箍咒早已遭到或明或暗的唾弃。新闻领域中，"党的喉舌论"也已经受到"人民喉舌论"的质疑和挑战。刘宾雁奉献了新的报告文学，六四学生运动中记者们则发出了 "不要逼我们说假话"的吼声。当今的新闻记者群中也有非常独立的李大同、卢跃刚这样敢说敢当的人。难道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储安平、成舍我这些中国新闻前辈的故事对于刘华新们竟完全没有一点触动吗？驻外记者，应该有一定的外文基础，有幸派驻德国，更有机会直接了解德国的著名新闻界先贤，比如奥西茨基 Ossietzky（纳粹时期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死于集中营）和奥格施泰因Augstein（明镜周刊的创始人）。他们都曾被诬为泄露军事机密者，甚至被控叛国罪，最终他们抗拒了专制的力量，树立了新闻界的榜样。中国新闻界并非没有这样的优秀人物。新华社退休记者杨继绳先生就是一个典型。他从父亲在三年饥荒中饿死的问题中逐渐醒悟，认识到社会主义专制社会由最高领导人决定一切，社会就失去了活力和效率。他追求真理，走遍城乡，终于调查和整理出三年特大饥荒的历史真相，写出了他的新书《墓碑》，翔实地记录了那一场由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错误和罪恶造成的、死亡人数达三千六百多万的惨剧。国际上评论说，这本书堪与俄国作家索尔任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相比美。两相比较，杨继绳是中国新闻界的骄傲，而刘华清则还在党喉舌的迷梦中沾沾自喜。我真诚地希望国内派驻西方的记者们，既然奉派到欧洲的新闻重镇，就应洗心革面，逐渐认同欧洲的传统价值观，清醒地看出，新闻自由，司法独立、教授治校等等普世的原则必将在中国重新出现。而极端民族主义喧嚣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是浅薄低俗人群中的救命稻草。当然，拿了党国的俸禄，胆敢反抗的人毕竟不多。那么即使不免因"稻粱谋"而为"五斗米折腰"，好歹不要明知故犯，去做违背新闻人道德良知的事情。
    
    
    
    专访：费良勇先生谈伍维汉死刑案
    
    
    
    在北京当局处死震惊世界的杀警抗暴人士杨佳之后，又宣布处决奥地利籍华人伍维汉博士。
    
    欧华导报记者访问了曾经与伍维汉同时在慕尼黑留学的著名中国异议人士费良勇先生。费先生回顾了二十多年前的生活印象。伍维汉是东北齐齐哈尔人。出身贫苦，从小吃苦耐劳，相当精明能干。在慕尼黑留学期间，我们经常见面。后来发生了1989年学生运动，我当选为慕尼黑学联主席，伍维汉也是学潮的活跃人物。李鹏下令北京实行军管以后，慕尼黑学联提议到首都波恩举行抗议示威，当时伍维汉出任学生代表，前往中国大使馆表达学生意愿。
    
    90年代初，伍维汉离开慕尼黑，到奥地利经商。据我所知，他是跟中国的军火出口企业北方工业公司的一位亲戚一起做进出口生意。以后我和他的联系就逐渐断绝了。
    
    根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的说法，伍维汉出卖导弹资料的复印件给台湾三民主义大同盟。并且将中国领导人的健康信息透露给台湾方面。于是被判处死刑。奥地利外交部和欧盟为此都感到震惊。可是中国当局在宣布时，实际上死刑已经执行。
    
    北方公司是一批高干子弟垄断的军火出口大户。是党政高官及其子女的摇钱树。
    
    秦刚的说法是反法治的典型。伍维汉是生化专家，并不是核武器及其运载火箭的专家，隔行如隔山。他又具有海外身份，（滞外留学生，后来是奥籍华人），按照中国的保密制度，一般接触不到国家的高度机密。如果他能接触到高度机密，必有涉案更深的同犯，更应当处死。这是重大的疑点。另外，所谓对外透露国家领导人健康信息的罪名，更加不打自招，暴露了中国专制而非法治国家的本来面目。一个公民的健康信息本来属于个人隐私，受到保护。可是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健康因为关系到公众的利益，反而不应该成为隐私，一旦健康发生重大问题，就应该立刻公布于众，如果不能视事，就应当依法由法定继承人接替。只有像朝鲜这样的独裁国家，明明领导人已经病重，却秘而不宣，凡是胆敢议论者，即予严厉处罚。胡锦涛曾经说过要向北朝鲜学习。在这个问题上，中朝实属难兄难弟。在欧洲普遍取消死刑的时代，中国当局对一宗涉外死刑案，不公布基本案情，仓促行刑，虽遭国际舆论质疑，仍一意孤行，反而显示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形迹。
    
    三民主义大同盟是国民党的一个外围组织，旨在推行孙中山的理念，实现两岸统一的理想。跟军事情报机关毕竟还有相当的不同。在台湾总统马英九努力接近大陆，三通和经贸往来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忽然处死外籍高级科技人员伍维汉，并且指明是与三民主义大同盟这样的国民党机构有关系，恰恰描绘出北京的嘴脸，仅仅限于经贸往来，拒绝和平民主统一。
    
    在欧美全面废除死刑的前景已经逐渐不可逆转的今天，中国当局接连处死杨佳和伍维汉，让中国当局微笑、宽容的假面具剥落殆尽，露出了狰狞、暴戾的真面目。（彭小明采访）
    
    
    
    2008年11月，著名的中国人权辩护律师张思之先生荣获德国海因利希ㆍ伯尔基金会的佩特拉ㆍ凯利奖。海因利希ㆍ伯尔基金会周一在柏林宣布，授予张思之这一大奖是为了表彰他"为在中国保障人权和建设法制国家及律师制度做出的杰出贡献"。八十年代初期以来，张思之为无数批评政府的人士、其中包括政治异议人士魏京生和王军涛做辩护。魏京生通过大字报传播民主要求，社会学家王军涛1989年曾为在天安门广场上抗争的大学生提供咨询。
    
    在中国法学界，81岁的张思之被视为"律师的良知"。海因利希ㆍ伯尔基金会称赞他为年轻律师的成长以及为中国的独立司法做出的努力。海因利希ㆍ伯尔基金会每两年颁发一次佩特拉ㆍ凯利奖，奖励为人权、环保和社会公正做出贡献的人。这项以绿党创始人佩特拉ㆍ凯利女士命名的奖金总额为一万欧元。德国之声记者采访张律师的时候，谈到中德之间的法治国对话问题。张律师表示对该对话的详情不甚了解。实际上这一情况刚好说明这种对话存在严重问题。两国的对话内容对于民众和两国的法律界都信息不透明，实在是匪夷所思。全德学联代表曾经走访过德国司法部，当面批评德国一方对中国存在"政法委员会"掌控一切判决的情况都不了解，说明中方长期欺骗德方，给自己脸上贴金。全德学联将把批评的情况通过张思之律师告知国内法律界，提升两国法治国对话的水平。（彭小明）(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