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智囊吴国光:中国改革已终结 3个不惜代价（图）

【编者按】今年是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周年。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并领导实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后果，造成中国社会贪污腐败猖行；贫富悬殊加大；严重的社会不公，导致民怨沸腾，终于爆发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运动。

时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特在『透视中国』栏目中开辟「改革开放三十年反思」专栏，将陆续刊登和播放专家学者的有关演讲稿和实况录像，以供大家回顾、反思和讨论。

下面刊登和播放的是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和亚太关系讲座教授吴国光，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八日在美国西东大学、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全美中华学人联谊会联合举办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進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从完美制度到政治革命』。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和亚太关系讲座教授吴国光

【吴国光】我这个论文两万多字，想二十五分钟之内结束是蛮困难的。我争取做到。我这有个副题，就是「三论改革的终结」。那个正题叫「从完美制度到政治革命」。我先讲「改革的终结」，会分五个层次来讲。最后给一个结论，归到这个正题上来。

第一个层次,为什么说改革已经终结？

二零零二年的六月，我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表了「改革的终结与历史的结续」这篇文章，应该是比较早提出来中国的改革已经终结这个观点的。当时，我从八个方面论证了改革为什么终结了。这里我不想重复这八个方面。我现在想提出四个新的论据来证明，中国改革到了一九九零年代后期就大体结束了。我们知道，中国改革的基本内容，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这个转轨，在我看来，分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市场化，主要是以价格改革为代表。
一九七九年的时候，中国百分之九十七的産品，它的价格是由国家计划决定的，只有百分之三的産品是由市场来决定价格的。那么，到了一九九三年、一九九四年，正好来了个颠倒，就是百分之九十七的産品是由市场来决定价格的。剩下的百分之三，是由国家计划来决定价格的。这百分之三，从一九九四年到现在，没有再改变，一直都是由国家来决定价格的。所以说，价格改革在九十年代的中期就结束了。当然，这不是说中国经济已经全部实现了市场化。比如金融体系，就还没有实现市场化。我们看到，在那以后，大家不断的说，中国会進行金融的市场化，但是迄今并没有進行这个改革。所以说，到九十年中期，市场化的改革已经结束。

第二就是私有化，也就是所有权的改革。
在一九七零年代的末期，也就是改革开始的时候，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公有制，在工业企业当中占到百分之百。到九十年代的中期，这个比重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左右。那么，从九十年代的中期开始，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就是三分天下了：公有三分之一，私有三分之一，合资和外资三分之一。这个比例从那时到现在没有再发生大的变化。進一步，如同很多人所希望的，还可以有土地所有权的私有化这样一种改革。但是，从最近刚刚推出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内容来看，没有这个意思。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讨论十七届三中全会的这个内容，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应该讨论一下。就是说，所有权也没有再发生進一步的改变，所有权的改革到一九九零年的中期也结束了。

第三个方面，就是经济管理制度的变化。
我把它概括为分权化或者说权力下放，就是经济管理的许可权从中央往地方下放，同时也从政府向企业下放。从中央到地方下放的这一方面，就是刚才何清涟教授讲的了，到一九九四年实行「分税制」就结束了。「分税制」这个东西，你把它解读为重新集权也好，解读为把以前的分权措施制度化也好，总而言之都是没有再進一步的分权改革。至于政府向企业的权力下放，在九十年代中期推行了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化」之后，这个改革也结束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二零零二年说中国改革终结。因为在那个时候，第四个方面的指标终于来了。这第四个方面，就是对外开放，或者叫做经济的「国际化」和「全球化」。那么，中国在二零零一年的十二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标志着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正式地融合了，所以这个改革也结束了。就是在这个事情六个月之后，我宣布了改革死亡。这个结论大家是不是能够接受，当然有一个过程啦。

第二个层次，在二零零一年年底，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结束，那么改革结束之后，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中国官方还在不断的宣称，说还在進行改革，这是对改革「秘不发丧」。改革死了已经六年了，尸体都烂了，他说还没死，还在進行着呢。那么，为什么『秘不发丧』呢？这个也许要写『四论改革的终结』来讨论。这里想讨论的事，中国改革终结之后，在進行什么东西呢？有人说，经济改革完了以后，在進行社会改革。经济改革三十年，社会改革三十年，再过三十年，你等着吧，中国政治改革就开始了。那么我的看法呢，认为在过去的这个六、七年当中，中共没有進行社会改革。

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把它放到三十年前农村改革的背景下来做一个对比。我从两个层面来论证。第一个层面就是内容和成效，我们知道，在农村改革的时候，一九七九年，全国九亿农民，有百分之一的农户，是参加了「包産到户」的，也就是百分之九十九是「人民公社制」。整整五年之后，一九八四年年底，百分之九十九的农户，实行了「包産到户」，只有百分之一还在人民公社里头。到了一九八五年，人民公社正式解散，这百分之一也没有了。在短短五年的时间里，全中国九亿农民彻底实行了这样一个经济体制上的大转轨，从人民公社制转向「包産到户」。而现在呢，胡、温上台已经六、七年了，这个所谓「社会改革」進行了什么东西呢？有什么成效呢？比如说医疗问题。现在看病，在中国，和六年前相比，容易了吗？我看不到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我也不敢说情况在恶化，但是我敢说没有明显的改善。从内容和成效来说，如果说过去六年是中国的社会改革的时代，那恐怕只能说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失败的时代，而不是中国社会改革進行的时代。

第二个对比是从阻力和進程来看。有人说，这个「社会改革」一定是阻力很大的。那当然是阻力很大。我们看三十年前的「农村改革」，阻力更大。当时基层干部抱怨说：「辛辛苦苦多少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不满嘛！当时『人民日报』头版登文章，讨论这个「独木桥」和「阳关道」，就是说人民公社是「阳关道」，「包産到户」是「独木桥」。那现在呢，我感觉不到有这么大的阻力。中国社会要改革看病的问题、要改革教育的问题、要改革收入分配的问题，难道大家都在说『这怎么能改啊』？我没有看到这个阻力。再说，即使有阻力，那么改革就是克服阻力。你克服不了阻力的话，你有什么资格讲改革呢？你说，我讲了要改，但是阻力在那里，我改不下去。那你这只是讲了改革，并没有实行改革。在这个层面呢，我的结论是，中国现在不是社会改革的年代，而是社会危机的年代。

第三个层面，为什么有社会危机？

刚才何清涟也问了这个问题。她问道，经过了改革，中国取得了经济的繁荣，现在还有一定程度的社会自由，那为什么甚么还有社会危机呢？那么我的看法，就是这也要回头看一下改革是怎么進行的。改革是怎么進行的？单从经济转型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改革很简单，是连续的，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样一个连续的过程。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不是这么简单了。这个我在二零零四年，也是六月份，曾经提出了「两次改革论」。这个「两次改革论」就是说，一九八九年以前中国進行了第一次改革，叫做「八十年代改革」，或者叫做「后毛改革」；一九九零年代，中国進行了第二次改革，可以叫做「九零年代改革」，或者叫做「天安门之后的改革」。那么这两个改革呢，我当时在文章里也从六个方面讲了它们的不同。这个就不去展开了。

简单的来讲呢，就是说，单看经济方面的内容，并没有改变，就是说这两次改革的性质都是从国家计划转向市场经济转轨；单看政治呢，也没有改变，都是在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框架下進行市场化。但是，如果把政治和经济联系起来看，这就叫政治经济学了，这两次改革就有很大的改变。改变在哪里呢？那就是，前十年的改革，是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民间的自由，不断的在冲动，试图改变这个压迫性的政治；而后十年呢，就是党国在不断的利用市场化积累的经济财富来压制民间自由。这个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就是这样改变的。所以呢，我认为，中国改革不是已经進行了三十年，而是存在着两个十年。第一个十年，是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八年、八九年，这是第一场十年改革。从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到二零零一年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第二个十年。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两次改革呢？为什么这就会带来「社会危机」呢？ 我想,原因还是在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关系。我并不是说八十年代的改革就是玫瑰色的。八十年代的改革带来了社会的矛盾，所以才有八零年代后期像刚才刘军甯教授讲的『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所以才有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这个「天安门运动」的本质，我想，就是大家对经济改革如何進行，财富分配如何進行，要提出民众的意见，要求参与到决定改革方向与政策的过程当中来。按照刚才刘军宁的说法，就是要各自提出这样那样的「补天」方案。结果呢，当局给出一个血腥的回答，就是说：闭嘴，没有你说话的权利。但是，这并不是说邓小平就不再搞改革了，他要按他自己决定的办法搞改革。所以，一九九二年春天，你看他已经那么大岁数了，又去搞了这个「南巡」，不要老命地搞改革。

我把这个总结为两个「不惜代价」：一个是不惜代价发展经济;一个是不惜代价维持政治权力的垄断。用他们冠冕堂皇的语言，就是不惜代价维持政治稳定。这两个「不惜代价」放在一起，经济要不繁荣都难。你不搞经济你干甚么呢？别的什么事情都不容许你干。不惜代价维持政治稳定，就是说一切政治上的不同意见都不许你提出来。只许你想办法挣钱了。所以呢，这两个东西创造了中国的「经济繁荣」，他同时也制造了中国的社会问题。最明显的社会问题，就是严重的阶级分化，高度的贫富悬殊。

我想从三个层面来看这个贫富悬殊。第一个，是物质层面，刚才何清涟教授把这个讲得非常清楚了，百分之零点四的家族，拥有百分之七十的财富，这还是不完全计算。那么还有另外两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就是制度层面。所谓制度，就是规则。我们这里二十五分钟讲完走人，这就是制度，就是规则，人人都要遵守的。那么在中国呢，你如果看到这个人不遵守规则，你就知道这个人是有权有势的；有权有势的最好的表现，就是不遵守规则。那么规则是干什么用呢？在中国，所谓的规则，就是专门用来对付没权没势的人的。所以呢，出一个规则，不管什么样的立法，都是针对无权无势的人，那有权有势的人就完全无视这些东西。不光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不守规则啦。发财的过程也不守规则。怎么样才能发财呢？制造那个「毒奶粉」啊。

贫富悬殊还有第三个层面，就是心理层面。我觉得，中国这些有权有势的人，自我膨胀得可怕，就是老子天下第一。他看到穷人的那种心态，可能我们很难理解。夏天的时候在中国，有朋友就说，「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们生活在中国，不会感到有压力嘛？旁边的人都用仇恨的眼光看着他，他们不会觉得很痛苦吗？」我说，很可能不是这样的，这可能他才感到满足吧？你看，我开了这样一个好车，横冲直撞，人们都用仇恨的眼光看着我，也许他才体会到自己的满足，你看我多么有权、多么有势。你红着眼看我没关系，我要想搞你，可以把你压死都没有关系的。这样一种心态，在心理上行为上的这个东西，就使得这个社会的分化非常的两极。很明显，这种危机的原因，就是没有一种政治机制来制衡这个经济机制。邓小平讲「一部分先富起来」。那么，政治上呢，没富起来的人，也应该相应得到一点东西吧？这样这个社会才比较均衡。但他们那个做法是恰恰相反，「三个代表」就是这个东西，我把一切最好的东西都归到我这一边来。你如果不站在我这一伙儿里的，那你就完蛋了。

第四个问题，中国有没有政治改革的问题。

政治改革这个问题，严老师刚才讲了，何清涟也讲了。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想讲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说，在整个中国的改革过程当中，不断的有政治改革的压力，不断的有政治改革的冲动。所谓压力，就是说当局不断的面临来自各种各样社会阶层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要求你政治改革；所谓冲动，就是说下面的、社会当中，不同的阶层，也希望推动它政治改革。这是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说，其实如果要是实现了政治改革，这个压力和冲动就不会一直有了。那第二句话就是说，中国一直都没有实现政治改革。

当然，不是没有尝试。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有两次尝试。第一次尝试是一九八零年初，刚才应该是跃刚讲的，说七零年代末、八零年代初类似这个商业部长王磊下台的故事。这个是发生在《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很重视《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这个东西，是胡耀邦当政的那个时候搞的。我认为是一次政治改革的尝试，主要是试图规范高层权力。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从老毛那里接受了教训，要搞一套政治规则来规范高层政治生活。到了赵的时代，就是一九八六年、八七年，这个政治改革是试图改革国家跟社会的关系，就是说共产党要还一点权力给社会团体、给方方面面。我觉得，这两次政治改革的尝试，为我们前面说的两次经济改革提供了很不同的政治背景。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是以胡耀邦那样一个高层的政治改革的成功、高层政治规则的建立，这样一个东西为背景的，这个提供了政治基础。而九十年代的改革呢，赵紫阳的政治改革失败和天安门对政治改革的血腥回答，那时它的政治基础。从政治上看，这是完全不同的背景。

当然啦，很多人讲九十年代以来很改革呀，甚至很民主啦。我这里简单的花一点时间，讲讲这个问题。我这次回国学到一个词，你们可能都已经学到了，叫「忽悠」。「忽悠」这个词很有意思，他不说你欺骗，说欺骗那你就是诬陷他，欺骗是有罪的，在刑法上是有诈骗罪的。可是刑法里没有「忽悠」罪。这个「忽悠」呢，就是说，你觉得这个说法和现实对不上号，但是它也好像有那么一个影子。我觉得，中国现在讲民主都是「忽悠」的。怎么是『忽悠『呢？我有一些例子。你说九十年以来中国完全没有政治改革吧，可是差额选举也还在進行，村级选举甚至推广开来了。但是，这个差额选举啊，它搞了很多的措施、名堂、「猫腻」，来限制实际上的差额选举。这个很技术性的，没有时间多讲了。再一个呢，可以看看党委的权力。八十年代的时候，基本上，大学里党委书记都不是第一把手的，在企业里也已经试行了经理、厂长负责制，在医院里也是这样，甚至在地方也开始加大行政首长的权力。现在呢，你去看看，党委书记都是第一把手的，即使是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校长也还是二把手，还是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是第一把手。这就回到了毛时代了。

那么我们再看政法委的例子。在一九八零年代的后半期，试图取消政法委，在地方上已经开始做了。现在呢，不仅恢复了政法委，而且政法委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以前那个时候，政法委书记只是一个党委委员，现在一定是党委常委。而且，更荒唐的是，那个时候政法委书记是个党的专职官员，下面管着公安局局长。现在呢，基本上都是公安局局长当政法委书记。那也就是说，一个省的政法体系的最高领导人是公安局局长，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都是公安局局长的下属。我们知道，西方的司法制度是三权分立的，公安，也就是警察啦，和检察院、法院之间是三权分立的，以保证司法的公正。如果警察就是法官的领导的话，那这还判什么案呢？警察抓来的就一定是有罪好了。这个是比毛的时代还过份了！

我的意思不是说，不是赵紫阳那个搞法就不是政治改革。我不是说你把赵紫阳搞的东西又搞回来就一定不是政治改革了。我的点，是以毛时代的政治制度作为一个底线。说你搞的像毛那样这叫政治改革？对不起，我不认为这是政治改革 。毛的时代的政治制度的特点, 就是党的权力高于一切，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那你如果削弱了共产党的权力，这就可以认为是政治改革，否则那就不是政治改革。就是这一条衡量标准。

还有一个，他们讲的那个，现在有「协商型的民主」。这是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他叫什么来着？李什么？（听众：李君如。）对，这是李君如最强调的，就是说我们中国现在发展出来了这个「协商型民主」。这个 Deliberative democracy呀，在西方也是很新潮的一个概念，最近十来年才有的。他说中国已经都有了，比西方好。我说这个是「忽悠」啊。西方的 Deliberative democracy，是在选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光是投票选举，还不够，投完了票你还希望增加公民日常对那些你投票选举出来的领袖人物的影响力，在决策中增加影响力。可是，在中国，连选举都没有，他就说，我就这个问题开个座谈会，听一些意见，这就是「协商型民主」了。那我们要问的是，皇帝有没有顾问？决策中是不是也徵求意见？皇帝当然有顾问，皇帝的顾问很多。那么，中国是不是自古以来就已经是「协商型民主」了呢？你没有民主投票，没有竞争性的选举，哪里来的民主呢？你说我这个楼不要第一层，可是我有了第二层，那就是「空中楼阁」了。这个只能说它是「忽悠」。这个就像「盲人摸象」那个故事的第二集。「盲人摸象」摸到大象的鼻子，很长，就说你看大象就是一根绳子嘛，然后他就跟你拿了这么一个又粗又长的绳子来，说大象来了，说民主已经到了中国了，而且比西方的那个还高级呢。

还有一个说法是，中国的民主的因素已经很多了，分布在村级选举当中，分布在各方面。既然这个民主的因素已经在那里，所以呢，你就不能嚷嚷说中国没有民主。要澄清这个说法，关系到哲学上的一个概念，就是『质的规定性』的概念。今天这里我不讲哲学，我就举个例子。我们人类营养的因素是来自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些矿物、动物、植物等等，那你说我们人的因素是不是都已经在那些东西之中了呢？那些东西是不是也都是人了呢？这就成了「盲人摸象」的第三集了。他说你看这大象呢是有耳朵、有鼻子的，他给你割下一个耳朵，割下一个鼻子，都弄了一筐，告诉这就是中国也有大象了。我们知道，民主是一个制度性的安排，没有这个制度性的安排就没有民主。这就像那个蛋白一样，人体一定需要蛋白质，据说这个三聚氰胺也是增加蛋白质的。可是，蛋白质和蛋白质不一样。如果说中国也有民主的话，那就是「三聚氰胺民主」。

第五层，也是最后一层，我想讲一讲对于现状怎么来判断。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简单地讲，就是改革开始三十年之后，经过了两轮的各十年的改革以后，中国现在形成了他那一套制度，是个杂交的制度。刚才军宁说这个杂交是不可能的，可是我觉得它还杂交得很成功，可能就是一个牛和老虎、或者是一个龙和老鼠的杂交，这么一个怪物。它已经形成了这个新的制度，这个制度的特点就是两个「不惜代价」，「不惜代价」推進经济发展，不惜代价维持政治垄断。他把这个东西「制度化」了，也在把它「正常化」、「道德化」、「国际化」。

第一个是「制度化」。
什么是「制度化」呢？我们可以看到，在進入本世纪之前，对于怎么样发展中国的经济，他要想很多的办法，这样改一改，那样改一改；而现在呢，他现在不用想什么办法去改一改来促進经济发展了，他现在想按都按不住。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现在经常就是哎呀不要太热了。那么，在市场化的情况下，怎么样来维持政治稳定呢？他以前也没有找到办法，到了八九年连杀人的办法都用出来了。自那之后，看来他是找到了办法，把镇压也制度化了，当然还有别的一些办法。总的来说，就是把两个『不惜代价』制度化了。

第二个是「正常化」。
什么叫做「正常化」呢？他现在不是作为应急措施推出这些东西。比如说镇压，在天安门那是做为应急措施推出的，实行「军事戒严」。现在呢，每天都是不戒严的「戒严」，或者说「戒严」的不戒严，把这套措施日常化、正常化了，每天都管得你老老实实。同时呢，经济上那一套，也「正常化」了。过去整天说「摸着石头过河」啊。人们问什么时候才能过去？它现在已经过去了。也许，在我们看来他就站在河中央一块石头上停住了，但是反正他就停留在那儿了，就按已经过了河的样子过日子了。这就叫「正常化」。

第三个是「道德化」。
以前，比如说，八九「六四」镇压，老百姓、知识份子，无奈，只好接受，但是心里不喜欢，反对。现在呢，很多人认为这个镇压是对的，不镇压哪有今天的繁荣呢？甚至有人说，共产党这套做法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太高明了，太优秀了。他提供了一套道德准则；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东西是不好的，就按他这一套来判断。这就叫做「道德化」。

第四个是「国际化」。
要讨论这个问题，民族主义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现象。何晓清博士会专门讲民族主义，我这里没有时间，就跳过去了。我要指出的是，他这个「国际化」是很奇怪的。毛的时代，他的逻辑是这样的，说我这套东西比谁都好，你西方那套我不理你的。到了邓的时代，认为自己这一套不行，希望学习西方那一套好。这两个时代，自己的内在逻辑都是一致的。现在呢，一方面很骄傲，说我这一套是最好的；另一方面又很不自信，没有西方的、全世界的承认，他就很痛苦。这次北京奥运会在这一点就是最典型的。为什么出现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呢？这当然有全球化的经济利益在里面，我们没有时间去分析了。

这样一个情况下，中国整个社会现在是两极化的。现在到中国碰到一个人，你不必问他对这件、那件事情有什么观点，你只要问他一个问题，你差不多就知道他对所有问题的观点了。认为现状好的，什么都好；认为现状不好的，认为处处都是危机。简单地说，就是一个「盛世论」，一个「危机论」。奥运会结束以后，就出来「盛世论」的最新代表了，那就是张五常的观点，认为中国已经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

这就是我题目里所说的「完美制度」了。「完美制度」恰恰说明了改革已经终结了。这个制度这么完美，干么你还要改革它？我的看法，是接近「危机论」的。我现在贡献最后一个看法作为结论。我看到，从清末以来，中国一直都在追求现代化，到现在为止，我们是处在三个「轮回」之中。第一个轮回，就是清末变法到辛亥革命。甲午战败，于是寻求改革；先有有限的改革，就是「洋务运动」；再有全面的改革，叫做「戊戌变法」；但是改革一定遇到政治抵抗，当局要杀人啦，那就是变法失败后的「六君子」了。然后呢，这个镇压政治改革的政权，会采取很多变革措施，在经济上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这就是慈禧太后推進新政的那段时间。问题是，这个经济的繁荣并不能解决社会矛盾，于是就有辛亥革命。这是第一个「轮回」。

第二个「轮回」呢，就是民国建立以后。我讲得简单一点吧。有新的社会危机呈现，直到出现全方位改革，「五四运动」代表这种改革要求。「五四运动」也是失败的，到了后面呢，就是一九三零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相当的好。我现在不去列举数位了，反正这也没有阻止社会危机的深化，于是有一九四零年代的共産主义革命成功。「毛后时代」，我们進入了第三次轮回。毛之后的中国危机深重，于是有了第一次改革，八十年代的改革，相当于清末的改革，直到提出全面改革的要求。到了一九八九年，这个政治要求就被镇压，然后也开始了经济繁荣，这相当于慈禧太后的「后期维新」的经济繁荣和一九三零年代的经济繁荣。这个经济繁荣也是成就很大的，问题是这能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呢？我想我们现在就走到了这一步。下一步，是不是政治革命呢？我的看法，那要看有没有第三个「不惜代价」，就是老百姓是不是不惜代价反抗。我知道，中国的老百姓忍受程度是很高的。你们已经「忍受」我这么长时间了，我只能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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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国光，山东临沂人。北京大学文学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和亚太关系讲座教授。他曾是『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曾参与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中共政治改革政策的研究与制定，是中共「十三大」报告政治改革部分的起草人之一。出版中、英文论着约二十种，包括：赵紫阳与政治改革（1997）、论中央地方关系（与郑永年合着，1995）、邓小平之后的中国（与王兆军合着，1994）、自由的民族与民族的自由（2002）、ChinaTurns to Multilateralism: Foreign Policy and Regional Security (与HelenLansdowne 合编，2007）、Zhao Ziyang and China's Political Future (与HelenLansdowne 合编，2008)、The Anatomy of Political Power in China (2005);另发表中文论文约百篇，英文论文数十篇见于China Quarterly, Comparative PoliticalStudie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Pacific Review, Social Research, ThirdWorld Quarterly 等国际著名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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