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智囊吳國光:中國改革已終結 3個不惜代價（圖）

【編者按】今年是中共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三十週年。三十年前鄧小平提出並領導實施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得到了很大發展。但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後果，造成中國社會貪污腐敗猖行；貧富懸殊加大；嚴重的社會不公，導致民怨沸騰，終於爆發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運動。

時值「改革開放」三十週年之際，我們特在『透視中國』欄目中開闢「改革開放三十年反思」專欄，將陸續刊登和播放專家學者的有關演講稿和實況錄像，以供大家回顧、反思和討論。

下面刊登和播放的是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中國研究和亞太關係講座教授吳國光，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八日在美國西東大學、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和全美中華學人聯誼會聯合舉辦的『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紀念大躍進五十週年和改革開放三十週年』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從完美制度到政治革命』。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中國研究和亞太關係講座教授吳國光

【吳國光】我這個論文兩萬多字，想二十五分鐘之內結束是蠻困難的。我爭取做到。我這有個副題，就是「三論改革的終結」。那個正題叫「從完美制度到政治革命」。我先講「改革的終結」，會分五個層次來講。最後給一個結論，歸到這個正題上來。

第一個層次,為什麼說改革已經終結？

二零零二年的六月，我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紀》雜誌上，發表了「改革的終結與歷史的結續」這篇文章，應該是比較早提出來中國的改革已經終結這個觀點的。當時，我從八個方面論證了改革為什麼終結了。這裡我不想重複這八個方面。我現在想提出四個新的論據來證明，中國改革到了一九九零年代後期就大體結束了。我們知道，中國改革的基本內容，就是從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 。這個轉軌，在我看來，分四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市場化，主要是以價格改革為代表。
一九七九年的時候，中國百分之九十七的産品，它的價格是由國家計畫決定的，只有百分之三的産品是由市場來決定價格的。那麼，到了一九九三年、一九九四年，正好來了個顛倒，就是百分之九十七的産品是由市場來決定價格的。剩下的百分之三，是由國家計畫來決定價格的。這百分之三，從一九九四年到現在，沒有再改變，一直都是由國家來決定價格的。所以說，價格改革在九十年代的中期就結束了。當然，這不是說中國經濟已經全部實現了市場化。比如金融體系，就還沒有實現市場化。我們看到，在那以後，大家不斷的說，中國會進行金融的市場化，但是迄今並沒有進行這個改革。所以說，到九十年中期，市場化的改革已經結束。

第二就是私有化，也就是所有權的改革。
在一九七零年代的末期，也就是改革開始的時候，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兩種形式的公有制，在工業企業當中佔到百分之百。到九十年代的中期，這個比重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左右。那麼，從九十年代的中期開始，中國的所有制結構就是三分天下了：公有三分之一，私有三分之一，合資和外資三分之一。這個比例從那時到現在沒有再發生大的變化。進一步，如同很多人所希望的，還可以有土地所有權的私有化這樣一種改革。但是，從最近剛剛推出的十七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內容來看，沒有這個意思。我們現在沒有時間討論十七屆三中全會的這個內容，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我覺得應該討論一下。就是說，所有權也沒有再發生進一步的改變，所有權的改革到一九九零年的中期也結束了。

第三個方面，就是經濟管理制度的變化。
我把它概括為分權化或者說權力下放，就是經濟管理的許可權從中央往地方下放，同時也從政府向企業下放。從中央到地方下放的這一方面，就是剛才何清漣教授講的了，到一九九四年實行「分稅制」就結束了。「分稅制」這個東西，你把它解讀為重新集權也好，解讀為把以前的分權措施制度化也好，總而言之都是沒有再進一步的分權改革。至於政府向企業的權力下放，在九十年代中期推行了所謂「現代企業制度」和「公司化」之後，這個改革也結束了。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在二零零二年說中國改革終結。因為在那個時候，第四個方面的指標終於來了。這第四個方面，就是對外開放，或者叫做經濟的「國際化」和「全球化」。那麼，中國在二零零一年的十二月，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就標誌著中國和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正式地融合了，所以這個改革也結束了。就是在這個事情六個月之後，我宣布了改革死亡。這個結論大家是不是能夠接受，當然有一個過程啦。

第二個層次，在二零零一年年底，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結束，那麼改革結束之後，中國處於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呢？

中國官方還在不斷的宣稱，說還在進行改革，這是對改革「秘不發喪」。改革死了已經六年了，屍體都爛了，他說還沒死，還在進行著呢。那麼，為什麼『秘不發喪』呢？這個也許要寫『四論改革的終結』來討論。這裡想討論的事，中國改革終結之後，在進行什麼東西呢？有人說，經濟改革完了以後，在進行社會改革。經濟改革三十年，社會改革三十年，再過三十年，你等著吧，中國政治改革就開始了。那麼我的看法呢，認為在過去的這個六、七年當中，中共沒有進行社會改革。

這個問題，我們不妨把它放到三十年前農村改革的背景下來做一個對比。我從兩個層面來論證。第一個層面就是內容和成效，我們知道，在農村改革的時候，一九七九年，全國九億農民，有百分之一的農戶，是參加了「包産到戶」的，也就是百分之九十九是「人民公社制」。整整五年之後，一九八四年年底，百分之九十九的農戶，實行了「包産到戶」，只有百分之一還在人民公社裡頭。到了一九八五年，人民公社正式解散，這百分之一也沒有了。在短短五年的時間裏，全中國九億農民徹底實行了這樣一個經濟體制上的大轉軌，從人民公社制轉向「包産到戶」。而現在呢，胡、溫上臺已經六、七年了，這個所謂「社會改革」進行了什麼東西呢？有什麼成效呢？比如說醫療問題。現在看病，在中國，和六年前相比，容易了嗎？我看不到有什麼明顯的變化。我也不敢說情況在惡化，但是我敢說沒有明顯的改善。從內容和成效來說，如果說過去六年是中國的社會改革的時代，那恐怕只能說這是中國社會改革失敗的時代，而不是中國社會改革進行的時代。

第二個對比是從阻力和進程來看。有人說，這個「社會改革」一定是阻力很大的。那當然是阻力很大。我們看三十年前的「農村改革」，阻力更大。當時基層幹部抱怨說：「辛辛苦苦多少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不滿嘛！當時『人民日報』頭版登文章，討論這個「獨木橋」和「陽關道」，就是說人民公社是「陽關道」，「包産到戶」是「獨木橋」。那現在呢，我感覺不到有這麼大的阻力。中國社會要改革看病的問題、要改革教育的問題、要改革收入分配的問題，難道大家都在說『這怎麼能改啊』？我沒有看到這個阻力。再說，即使有阻力，那麼改革就是克服阻力。你克服不了阻力的話，你有什麼資格講改革呢？你說，我講了要改，但是阻力在那裡，我改不下去。那你這只是講了改革，並沒有實行改革。在這個層面呢，我的結論是，中國現在不是社會改革的年代，而是社會危機的年代。

第三個層面，為什麼有社會危機？

剛才何清漣也問了這個問題。她問道，經過了改革，中國取得了經濟的繁榮，現在還有一定程度的社會自由，那為什麼甚麼還有社會危機呢？那麼我的看法，就是這也要回頭看一下改革是怎麼進行的。改革是怎麼進行的？單從經濟轉型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的改革很簡單，是連續的，從計畫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這樣一個連續的過程。但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就不是這麼簡單了。這個我在二零零四年，也是六月份，曾經提出了「兩次改革論」。這個「兩次改革論」就是說，一九八九年以前中國進行了第一次改革，叫做「八十年代改革」，或者叫做「後毛改革」；一九九零年代，中國進行了第二次改革，可以叫做「九零年代改革」，或者叫做「天安門之後的改革」。那麼這兩個改革呢，我當時在文章裡也從六個方面講了它們的不同。這個就不去展開了。

簡單的來講呢，就是說，單看經濟方面的內容，並沒有改變，就是說這兩次改革的性質都是從國家計畫轉向市場經濟轉軌；單看政治呢，也沒有改變，都是在共產黨一黨專制的框架下進行市場化。但是，如果把政治和經濟聯繫起來看，這就叫政治經濟學了，這兩次改革就有很大的改變。改變在哪裡呢？那就是，前十年的改革，是經濟改革所帶來的這樣的一個民間的自由，不斷的在衝動，試圖改變這個壓迫性的政治；而後十年呢，就是黨國在不斷的利用市場化積累的經濟財富來壓制民間自由。這個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就是這樣改變的。所以呢，我認為，中國改革不是已經進行了三十年，而是存在著兩個十年。第一個十年，是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八年、八九年，這是第一場十年改革。從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到二零零一年年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是第二個十年。

那麼為什麼會有這樣兩次改革呢？為什麼這就會帶來「社會危機」呢？ 我想,原因還是在於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關係。我並不是說八十年代的改革就是玫瑰色的。八十年代的改革帶來了社會的矛盾，所以才有八零年代後期像剛才劉軍甯教授講的『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所以才有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運動」。這個「天安門運動」的本質，我想，就是大家對經濟改革如何進行，財富分配如何進行，要提出民眾的意見，要求參與到決定改革方向與政策的過程當中來。按照剛才劉軍寧的說法，就是要各自提出這樣那樣的「補天」方案。結果呢，當局給出一個血腥的回答，就是說：閉嘴，沒有你說話的權利。但是，這並不是說鄧小平就不再搞改革了，他要按他自己決定的辦法搞改革。所以，一九九二年春天，你看他已經那麼大歲數了，又去搞了這個「南巡」，不要老命地搞改革。

我把這個總結為兩個「不惜代價」：一個是不惜代價發展經濟;一個是不惜代價維持政治權力的壟斷。用他們冠冕堂皇的語言，就是不惜代價維持政治穩定。這兩個「不惜代價」放在一起，經濟要不繁榮都難。你不搞經濟你幹什麼呢？別的什麼事情都不容許你干。不惜代價維持政治穩定，就是說一切政治上的不同意見都不許你提出來。只許你想辦法掙錢了。所以呢，這兩個東西創造了中國的「經濟繁榮」，他同時也製造了中國的社會問題。最明顯的社會問題，就是嚴重的階級分化，高度的貧富懸殊。

我想從三個層面來看這個貧富懸殊。第一個，是物質層面，剛才何清漣教授把這個講得非常清楚了，百分之零點四的家族，擁有百分之七十的財富，這還是不完全計算。那麼還有另外兩個層面。

第二個層面就是制度層面。所謂制度，就是規則。我們這裡二十五分鐘講完走人，這就是制度，就是規則，人人都要遵守的。那麼在中國呢，你如果看到這個人不遵守規則，你就知道這個人是有權有勢的；有權有勢的最好的表現，就是不遵守規則。那麼規則是幹什麼用呢？在中國，所謂的規則，就是專門用來對付沒權沒勢的人的。所以呢，出一個規則，不管什麼樣的立法，都是針對無權無勢的人，那有權有勢的人就完全無視這些東西。不光是他們的日常生活不守規則啦。發財的過程也不守規則。怎麼樣才能發財呢？製造那個「毒奶粉」啊。

貧富懸殊還有第三個層面，就是心理層面。我覺得，中國這些有權有勢的人，自我膨脹得可怕，就是老子天下第一。他看到窮人的那種心態，可能我們很難理解。夏天的時候在中國，有朋友就說，「這些有權有勢的人，他們生活在中國，不會感到有壓力嘛？旁邊的人都用仇恨的眼光看著他，他們不會覺得很痛苦嗎？」我說，很可能不是這樣的，這可能他才感到滿足吧？你看，我開了這樣一個好車，橫衝直撞，人們都用仇恨的眼光看著我，也許他才體會到自己的滿足，你看我多麼有權、多麼有勢。你紅著眼看我沒關係，我要想搞你，可以把你壓死都沒有關係的。這樣一種心態，在心理上行為上的這個東西，就使得這個社會的分化非常的兩極。很明顯，這種危機的原因，就是沒有一種政治機制來制衡這個經濟機制。鄧小平講「一部分先富起來」。那麼，政治上呢，沒富起來的人，也應該相應得到一點東西吧？這樣這個社會才比較均衡。但他們那個做法是恰恰相反，「三個代表」就是這個東西，我把一切最好的東西都歸到我這一邊來。你如果不站在我這一夥兒裡的，那你就完蛋了。

第四個問題，中國有沒有政治改革的問題。

政治改革這個問題，嚴老師剛才講了，何清漣也講了。從我的角度來看，就想講兩句話。第一句話是說，在整個中國的改革過程當中，不斷的有政治改革的壓力，不斷的有政治改革的衝動。所謂壓力，就是說當局不斷的面臨來自各種各樣社會階層的這樣的一個要求，要求你政治改革；所謂衝動，就是說下面的、社會當中，不同的階層，也希望推動它政治改革。這是一個層面。第二個層面呢，就是說，其實如果要是實現了政治改革，這個壓力和衝動就不會一直有了。那第二句話就是說，中國一直都沒有實現政治改革。

當然，不是沒有嘗試。我認為，中國的政治改革，有兩次嘗試。第一次嘗試是一九八零年初，剛才應該是躍剛講的，說七零年代末、八零年代初類似這個商業部長王磊下臺的故事。這個是發生在《黨內政治生活準則》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我很重視《黨內政治生活準則》這個東西，是胡耀邦當政的那個時候搞的。我認為是一次政治改革的嘗試，主要是試圖規範高層權力。也就是說，那個時候，從老毛那裡接受了教訓，要搞一套政治規則來規範高層政治生活。到了趙的時代，就是一九八六年、八七年，這個政治改革是試圖改革國家跟社會的關係，就是說共產黨要還一點權力給社會團體、給方方面面。我覺得，這兩次政治改革的嘗試，為我們前面說的兩次經濟改革提供了很不同的政治背景。八十年代的經濟改革，是以胡耀邦那樣一個高層的政治改革的成功、高層政治規則的建立，這樣一個東西為背景的，這個提供了政治基礎。而九十年代的改革呢，趙紫陽的政治改革失敗和天安門對政治改革的血腥回答，那時它的政治基礎。從政治上看，這是完全不同的背景。

當然啦，很多人講九十年代以來很改革呀，甚至很民主啦。我這裡簡單的花一點時間，講講這個問題。我這次回國學到一個詞，你們可能都已經學到了，叫「忽悠」。「忽悠」這個詞很有意思，他不說你欺騙，說欺騙那你就是誣陷他，欺騙是有罪的，在刑法上是有詐騙罪的。可是刑法裡沒有「忽悠」罪。這個「忽悠」呢，就是說，你覺得這個說法和現實對不上號，但是它也好像有那麼一個影子。我覺得，中國現在講民主都是「忽悠」的。怎麼是『忽悠『呢？我有一些例子。你說九十年以來中國完全沒有政治改革吧，可是差額選舉也還在進行，村級選舉甚至推廣開來了。但是，這個差額選舉啊，它搞了很多的措施、名堂、「貓膩」，來限制實際上的差額選舉。這個很技術性的，沒有時間多講了。再一個呢，可以看看黨委的權力。八十年代的時候，基本上，大學裡黨委書記都不是第一把手的，在企業裡也已經試行了經理、廠長負責制，在醫院裡也是這樣，甚至在地方也開始加大行政首長的權力。現在呢，你去看看，黨委書記都是第一把手的，即使是北京大學，北京大學校長也還是二把手，還是北京大學黨委書記是第一把手。這就回到了毛時代了。

那麼我們再看政法委的例子。在一九八零年代的後半期，試圖取消政法委，在地方上已經開始做了。現在呢，不僅恢復了政法委，而且政法委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以前那個時候，政法委書記只是一個黨委委員，現在一定是黨委常委。而且，更荒唐的是，那個時候政法委書記是個黨的專職官員，下面管著公安局局長。現在呢，基本上都是公安局局長當政法委書記。那也就是說，一個省的政法體系的最高領導人是公安局局長，法院院長和檢察院檢察長都是公安局局長的下屬。我們知道，西方的司法制度是三權分立的，公安，也就是警察啦，和檢察院、法院之間是三權分立的，以保證司法的公正。如果警察就是法官的領導的話，那這還判什麼案呢？警察抓來的就一定是有罪好了。這個是比毛的時代還過份了！

我的意思不是說，不是趙紫陽那個搞法就不是政治改革。我不是說你把趙紫陽搞的東西又搞回來就一定不是政治改革了。我的點，是以毛時代的政治制度作為一個底線。說你搞的像毛那樣這叫政治改革？對不起，我不認為這是政治改革 。毛的時代的政治制度的特點, 就是黨的權力高於一切，工、農、商、學、兵，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那你如果削弱了共產黨的權力，這就可以認為是政治改革，否則那就不是政治改革。就是這一條衡量標準。

還有一個，他們講的那個，現在有「協商型的民主」。這是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他叫什麼來著？李什麼？（聽眾：李君如。）對，這是李君如最強調的，就是說我們中國現在發展出來了這個「協商型民主」。這個 Deliberative democracy呀，在西方也是很新潮的一個概念，最近十來年才有的。他說中國已經都有了，比西方好。我說這個是「忽悠」啊。西方的 Deliberative democracy，是在選舉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光是投票選舉，還不夠，投完了票你還希望增加公民日常對那些你投票選舉出來的領袖人物的影響力，在決策中增加影響力。可是，在中國，連選舉都沒有，他就說，我就這個問題開個座談會，聽一些意見，這就是「協商型民主」了。那我們要問的是，皇帝有沒有顧問？決策中是不是也徵求意見？皇帝當然有顧問，皇帝的顧問很多。那麼，中國是不是自古以來就已經是「協商型民主」了呢？你沒有民主投票，沒有競爭性的選舉，哪裡來的民主呢？你說我這個樓不要第一層，可是我有了第二層，那就是「空中樓閣」了。這個只能說它是「忽悠」。這個就像「盲人摸象」那個故事的第二集。「盲人摸象」摸到大象的鼻子，很長，就說你看大象就是一根繩子嘛，然後他就跟你拿了這麼一個又粗又長的繩子來，說大象來了，說民主已經到了中國了，而且比西方的那個還高級呢。

還有一個說法是，中國的民主的因素已經很多了，分布在村級選舉當中，分布在各方面。既然這個民主的因素已經在那裡，所以呢，你就不能嚷嚷說中國沒有民主。要澄清這個說法，關係到哲學上的一個概念，就是『質的規定性』的概念。今天這裡我不講哲學，我就舉個例子。我們人類營養的因素是來自各種各樣的東西，那些礦物、動物、植物等等，那你說我們人的因素是不是都已經在那些東西之中了呢？那些東西是不是也都是人了呢？這就成了「盲人摸象」的第三集了。他說你看這大象呢是有耳朵、有鼻子的，他給你割下一個耳朵，割下一個鼻子，都弄了一筐，告訴這就是中國也有大象了。我們知道，民主是一個制度性的安排，沒有這個制度性的安排就沒有民主。這就像那個蛋白一樣，人體一定需要蛋白質，據說這個三聚氰胺也是增加蛋白質的。可是，蛋白質和蛋白質不一樣。如果說中國也有民主的話，那就是「三聚氰胺民主」。

第五層，也是最後一層，我想講一講對於現狀怎麼來判斷。

我的看法是這樣的，簡單地講，就是改革開始三十年之後，經過了兩輪的各十年的改革以後，中國現在形成了他那一套制度，是個雜交的制度。剛才軍寧說這個雜交是不可能的，可是我覺得它還雜交得很成功，可能就是一個牛和老虎、或者是一個龍和老鼠的雜交，這麼一個怪物。它已經形成了這個新的制度，這個制度的特點就是兩個「不惜代價」，「不惜代價」推進經濟發展，不惜代價維持政治壟斷。他把這個東西「制度化」了，也在把它「正常化」、「道德化」、「國際化」。

第一個是「制度化」。
什麼是「制度化」呢？我們可以看到，在進入本世紀之前，對於怎麼樣發展中國的經濟，他要想很多的辦法，這樣改一改，那樣改一改；而現在呢，他現在不用想什麼辦法去改一改來促進經濟發展了，他現在想按都按不住。中國經濟發展的問題現在經常就是哎呀不要太熱了。那麼，在市場化的情況下，怎麼樣來維持政治穩定呢？他以前也沒有找到辦法，到了八九年連殺人的辦法都用出來了。自那之後，看來他是找到了辦法，把鎮壓也制度化了，當然還有別的一些辦法。總的來說，就是把兩個『不惜代價』制度化了。

第二個是「正常化」。
什麼叫做「正常化」呢？他現在不是作為應急措施推出這些東西。比如說鎮壓，在天安門那是做為應急措施推出的，實行「軍事戒嚴」。現在呢，每天都是不戒嚴的「戒嚴」，或者說「戒嚴」的不戒嚴，把這套措施日常化、正常化了，每天都管得你老老實實。同時呢，經濟上那一套，也「正常化」了。過去整天說「摸著石頭過河」啊。人們問什麼時候才能過去？它現在已經過去了。也許，在我們看來他就站在河中央一塊石頭上停住了，但是反正他就停留在那兒了，就按已經過了河的樣子過日子了。這就叫「正常化」。

第三個是「道德化」。
以前，比如說，八九「六四」鎮壓，老百姓、知識份子，無奈，只好接受，但是心裏不喜歡，反對。現在呢，很多人認為這個鎮壓是對的，不鎮壓哪有今天的繁榮呢？甚至有人說，共產黨這套做法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太高明瞭，太優秀了。他提供了一套道德準則；什麼東西是好的，什麼東西是不好的，就按他這一套來判斷。這就叫做「道德化」。

第四個是「國際化」。
要討論這個問題，民族主義當然是很重要的一個現象。何曉清博士會專門講民族主義，我這裡沒有時間，就跳過去了。我要指出的是，他這個「國際化」是很奇怪的。毛的時代，他的邏輯是這樣的，說我這套東西比誰都好，你西方那套我不理你的。到了鄧的時代，認為自己這一套不行，希望學習西方那一套好。這兩個時代，自己的內在邏輯都是一致的。現在呢，一方面很驕傲，說我這一套是最好的；另一方面又很不自信，沒有西方的、全世界的承認，他就很痛苦。這次北京奧運會在這一點就是最典型的。為什麼出現這樣一種自相矛盾的情況呢？這當然有全球化的經濟利益在裡面，我們沒有時間去分析了。

這樣一個情況下，中國整個社會現在是兩極化的。現在到中國碰到一個人，你不必問他對這件、那件事情有什麼觀點，你只要問他一個問題，你差不多就知道他對所有問題的觀點了。認為現狀好的，什麼都好；認為現狀不好的，認為處處都是危機。簡單地說，就是一個「盛世論」，一個「危機論」。奧運會結束以後，就出來「盛世論」的最新代表了，那就是張五常的觀點，認為中國已經創造了中國歷史上、甚至人類歷史上最好的制度。

這就是我題目裡所說的「完美制度」了。「完美制度」恰恰說明瞭改革已經終結了。這個制度這麼完美，幹麼你還要改革它？我的看法，是接近「危機論」的。我現在貢獻最後一個看法作為結論。我看到，從清末以來，中國一直都在追求現代化，到現在為止，我們是處在三個「輪迴」之中。第一個輪迴，就是清末變法到辛亥革命。甲午戰敗，於是尋求改革；先有有限的改革，就是「洋務運動」；再有全面的改革，叫做「戊戌變法」；但是改革一定遇到政治抵抗，當局要殺人啦，那就是變法失敗後的「六君子」了。然後呢，這個鎮壓政治改革的政權，會採取很多變革措施，在經濟上取得了比較大的成功，這就是慈禧太后推進新政的那段時間。問題是，這個經濟的繁榮並不能解決社會矛盾，於是就有辛亥革命。這是第一個「輪迴」。

第二個「輪迴」呢，就是民國建立以後。我講得簡單一點吧。有新的社會危機呈現，直到出現全方位改革，「五四運動」代表這種改革要求。「五四運動」也是失敗的，到了後面呢，就是一九三零年代的中國，經濟發展相當的好。我現在不去列舉數位了，反正這也沒有阻止社會危機的深化，於是有一九四零年代的共産主義革命成功。「毛後時代」，我們進入了第三次輪迴。毛之後的中國危機深重，於是有了第一次改革，八十年代的改革，相當於清末的改革，直到提出全面改革的要求。到了一九八九年，這個政治要求就被鎮壓，然後也開始了經濟繁榮，這相當於慈禧太后的「後期維新」的經濟繁榮和一九三零年代的經濟繁榮。這個經濟繁榮也是成就很大的，問題是這能不能解決社會矛盾呢？我想我們現在就走到了這一步。下一步，是不是政治革命呢？我的看法，那要看有沒有第三個「不惜代價」，就是老百姓是不是不惜代價反抗。我知道，中國的老百姓忍受程度是很高的。你們已經「忍受」我這麼長時間了，我只能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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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吳國光，山東臨沂人。北京大學文學學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中國研究和亞太關係講座教授。他曾是『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員。曾參與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中共政治改革政策的研究與制定，是中共「十三大」報告政治改革部分的起草人之一。出版中、英文論著約二十種，包括：趙紫陽與政治改革（1997）、論中央地方關係（與鄭永年合著，1995）、鄧小平之後的中國（與王兆軍合著，1994）、自由的民族與民族的自由（2002）、ChinaTurns to Multilateralism: Foreign Policy and Regional Security (與HelenLansdowne 合編，2007）、Zhao Ziyang and China's Political Future (與HelenLansdowne 合編，2008)、The Anatomy of Political Power in China (2005);另發表中文論文約百篇，英文論文數十篇見於China Quarterly, Comparative PoliticalStudie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Pacific Review, Social Research, ThirdWorld Quarterly 等國際著名學術期刊。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