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2日上午12时左右，我来到天安门前，当我走到天安门城楼，东、西观礼台外面路上，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察突然走到我面前，先是虚伪作态地给我行了个举手礼，为他后面野蛮的行为作了个"文明"的铺垫。然后就一脸凶相地问道"你包里提的是什么东西"？
我手里提了一个长约40公分、宽约30公分的小小购物塑料手提包。里面放着我的几篇诗词，文章，几张名片，一个小照相机。总重量最多一斤，包呈扁平形，并非胀鼓鼓，一眼就可从外观上断定里面不可能有定时炸弹，或杨佳先生的快刀。然而这位警察却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要检查我这个小提包。我很客气地请他出示搜查证。却遭到他蛮横地拒绝。声称"我们奉命行事，不需要出示什么搜查证"。而且未经我同意便粗暴地打开了我的提包。
当他看到手提包内一目了然，就是一个小相机，几张纸时，竟然将纸逐页展开，边翻看边问"这写的是什么"？我说"你看呀，这是我的诗词文章，你看得懂吗"？他说"我是大学本科的 "。言下之意他当然看得懂。我说"我看你在校也大概是个劣等生，所以只好来当警察，而且不懂法，你己经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了"。该警察一听竟然说"什么叫人权？我侵犯你的什么人权了"？我说"你连什么叫人权都不懂，可见是个劣等生，你还当警察，去学点起码的法律知识吧！你随便乱搜查公民，当然是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这时他似乎恼羞成怒，竟然一不做二不休似的，伸手就在我胸前摸了一把，其身手十分敏捷，我这个古稀老人自然猝不及防，被他"摸"了个一清二楚。不过他脸上却露出失望的表情，因为他既未"摸"到刀、枪，更未发现人体炸弹之类的踪迹。看来，他要在我身上立大功、受大奖，恐怕是不大可能了。
然而他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时，似乎发现"柳岸花明又一村"了。因为这时他在我的提包内，看见了我的一张名片，上面赫然印着："二十世纪资深持不同政见者，荣膺一九五七年右派美誉、自由撰稿人、诗人严家伟"别的他看不懂，"右派"二字，在警察的眼中不但知其意，而且是个"敏感词"。于是他又像服用了兴奋剂一样地来劲了。他说"啊，你就是这名片上的严家伟吗？"我说"是不是都没必要告诉你"。他又问"你到北京来上访的吗？"我说"你无权过问，上访又怎么样"？这时，那位恶警终于撕下了最后的一点遮羞布，恶狠狠地说"这里是天安门广场，你不能留在这里，你可以去其他地方，就是不能在这里"！我问他"为什么？你这样作的法律依据何在"？他蛮不讲理地说"不知道，我们只是奉命行事"！我问他奉谁的命？回答仍然是"不知道"！
这时我注意看清了他制服左胸上的警号是：51890。他也注意到了我在看他的警号。有恃无恐地说，"你看清楚好了，要去投诉没关系"！可见这不是他个人的行为，他背后是一个视人权如无物，视人命如草芥的独裁专制的体制。在这个专制体制下，公民个人的人身权利，是几乎一分钱都不值的。也根本无任何道理可讲。所以这个小小的警察，竟敢在象征"人民共和国"的天安门广场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众多熙来攘往的中外游客，在当年毛泽东大言不惭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老毛头像的下面，肆无忌惮地侵犯一个中国老年公民的人权。而且做得那样的"心安理得"，那样的得心应手，那样的有恃无恐，似乎只是小莱一碟而已。可见这决非是个别或偶然的一例，而是他们习以为常的例行公事了。难怪那么多中外游客，目睹该警察如此嚣张的恶行，尽都见怪不怪，任其作恶，这也是中国今日的一大悲哀。因此为了避免恶警的报复，骚扰，只好在我结束旅游离开北京时才将此稿投寄媒体。
我对这位警察先生，如此胡作非为，骚扰、欺负、随意侵犯一个古稀老人的公民人权的恶行，除了感到愤慨外，更多地觉得他也很可怜。他只不过是这个体制下，人家操纵的一枚棋子，一样工具，一个螺丝钉，一具玩偶。他为了吃饭，或进一步过上点吃香喝辣，花天酒地的生活，便不惜出卖人格，良心，干一些他自己心里也明白是非法、非正义、不光彩的丑事。对于这种人我只想借用中国民间的一句俗语告诫他：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2008年10月5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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