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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美国 反思北大

 2008-07-18 07:14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3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一件事,是基本的讲和写;第二件事,是如何读文献;第三件事, 是如何做一个自由的人。回过头来看,北大究竟欠缺了什么?
  
我向往北大差不多有十年,又在北大学了四年本科物理。北大百年校庆之际,很有一 些感触。据我的观察,北大的毕业生谈起母校来,总是以调侃批评为主;而清华、科 大的毕业生谈起母校来,总是以赞美为主。北大百年校庆之际,众多的校友已经唱了 不少赞美北大的颂歌,北大更是借着人民大会堂大大地张扬风光了一番。所以我想在 此做做恶人,品评一下今天的北大和北大人,以维继母校长久以来的自由和批判的传 统。
  
北大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我想从教学和科研两个方面谈一下我个人的体会。
  
在北大学的课,不可谓不深不难。四年中的三年,都是在苦读中渡过的。我念书的那 几年,读书仍旧是校园里的头等大事,入校时本系的毕业分配竟然是按照成绩挑选。 北大理科本科的课程,差不多已经是美国研究生的课程。北大物理研究生的入门课程 如高等量子力学,可能连美国名牌大学中某些专业的物理教授都没学过。所以北大的 本科毕业生到美国念研究生和考试,并不费力气。可能是基于同样原因,中国大陆留 学生在美国念研究生课程并不费劲,因此而自傲并瞧不起旁人的人挺多。但是在北大 的几年里,我对科学的经验只是考试和做题,不要说没有学到如何做科研,听过多少 科学报告,就是如何查文献也基本没有学过。有外宾的科学报告总有把门的,大四以 前根本没有资格进资料室。顺便提一句,北大的科技文献大多是盗版影印的,最新的 也是半年以前的;导师不签字,研究生连复印机使用不成;从图书馆借英文科技书一 般都是精装旧板,署着"燕京大学"的名,被同学们戏称为"珍本善本科技书"。现 在北大似乎建了许多华贵的新楼,我但愿新瓶装了新酒才好。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一件事,便是学习基本的讲和写。
  
语言的听和写其实不是主要的问题,语言的内容才是主要的问题。我们大陆留学生说 话,总有《人民日报》的底子,哪怕说点儿简单普通的事,也爱"指点江山、激扬文 字",弄点什么理论来打底充气。所以在美国,搞文科的学"后现代"那几套最轻车 熟路。某些北大的老师,爱在芸芸学子面前,将科学讲得高深莫测,用哪本教材和指 定哪本参考书也是攀比的题目之一。实验课也是涵盖得越多越好,哪怕学生们其实是 在机械地照单照做照抄。比照一下生动活泼的美国的普通物理,放任自流的物理教学 实验,中国的普通物理一上来便是抽象的教条。我在美国,才学会如何将一个复杂的 问题讲和写得简单易懂,领略到科学的精神其实就是将一个复杂的问题表述得简单易 懂。不信你便去听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科学报告,再去听听研究生的资格口试,一定 前者易后者难。可能,讲和写的方式便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精神。
  
不仅说话不同,学习的方式也不同。一般地讲,北大的专业课程总是很难的,老师课 堂上往往一句废话也没有,同学们下课便是"消化吸收"和做作业,学得好不好也是 看考试成绩来定。不仅学生如此,老师也是如此。在国内参加科学报告时,我经常看 到老师们如众星捧月般簇拥着科学名人,几次看见因为一个不深入的提问,台下问的 人灰溜溜地无地自容,台上讲的人趾高气扬地不屑一顾。偶尔听到老师谈老师,也是 某某于某年某日向某个名人问了某个愚蠢的问题,或者是某某曾受到过某位名人的赞 赏。一切有点象武侠小说里高手对掌,一口气喘不对便要粉身碎骨。想必在北大呆久 了,在专业上沉默是金;偶尔一开口,也一定要点到穴位上。所以,北大在做学问上 ,"认真"和"宽容"调和得并不好;学生和老师,在科学的领域里,精神上是不太 自由的。
  
在美国上课,便要轻松得多。课堂上有问有答,老师如鱼得水,学生妙语连珠,彼此 汤姆、彼德地称兄道弟。即使是荒诞不经的问题,老师也要借机引申一番。的确,科 学上有什么是坏的问题吗?我们如果让中国的"杞人"一直忧下去,不怕他忧变了天 --中国便可能是牛顿的故乡和爱因斯坦的故乡。美国学生一般没有中国学生知道得 多,问的问题也天真;但好的学生往往能问出好问题,让老师大大地引申一番兴奋一 场。和好的美国学生一起上课,仿佛是在看别人在做有趣的猜谜游戏,自己因为预先 知道了答案而只能旁观,心中充满懊恼和羡慕。美国学生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十 分热爱自己的专业,比如学生物的从小便做野外观测,案头常常放有自己幼时亲手采 来的标本,有的假期依然重操旧业;学物理的十分熬得住,四十出头一无所有依然热 忱不减。而决定中国学生所学专业的其实是高考分数和毕业分配,所以中国留学生们 在这里一有风吹草动便纷纷跳槽转业。也许过多的知识让我们早熟了,失去了在科学 上的童贞和热情。现在,看看国内教育更加起劲地制造小天才和小专家,我但愿中国 未来的人才别个个都是小老头了。当然,美国并非到处如此,一般工学院的课堂风格 便比较近似于国内。可能,这也正是美国工业界在高科技上拔尖的人物中,工学院科 班出身的人并不多。总之,这种培训式的教育严格训练出来的人中,在科技上勤恳有 用"成名"的挺多,开辟新路"成家"的不多。
  
在美国听名人演讲也是如此。名人孤单地来,孤单地去。并不因他有名,台下问问题 的人便显出胆怯。在美国,自由的含义之一便是尊重每个个体,哪怕他是多么默默无 闻。相反,在中国做个孤独的普通人,是最危险和最寂寞的。一个人稍微在某件事上 与众不同一点,便可引祸上身。中国近代史上运动来运动去,一大原因便是大家因恐 惧而跟着形势走。在中国做学问,也要依附成理;大学各系里的老师往往都是本校本 系毕业的同门,学术上以校为派。在美国学界,年轻人总想独树一帜,弄一套自己的 理论体系来玩玩。留校教书被当做"近亲结婚"而被人不齿。热爱自由的人说起话来 ,当然少有顾忌而充满个性,即使说的是科学上的术语。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二件事,便是如何读文献。
  
中国式的读书最适合用来读课本和考科举。书中的每一条都是真理、因为每一条都可 能被考到。迷信理论体系,也是我们中国的特色之一。辨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被官 方奉为学科学的指南,反过来大学里同学们昏天黑地的看佛洛伊德、康德、尼采和萨 特的理论体系,把它们当作"救国救民救自己"的武功秘籍。在北大,"科学"是被 当做"真理"来看的。更不幸的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科学"是被当做"技术" 的工具来看的。而"技术"更是搞"政治"的工具,比如芝麻大一点成果,甚至是抄 袭照搬引进别人的,也要和政治联系上、和民族的尊严联系上。
  
而林林总总的科学文献中,有对的,有错的,所以读科学文献,要怀疑、要分析、要 推理、要就事论事、和要旁敲侧击--要"不信邪",要以"我"为主。美国的研究 生课程中,读文献才是重头。发展快一点的学科,如生物,研究生课程常常没有教科 书,只有文献,甚至于象听科学报告一样,十几位老师轮流传,每个老师讲他那一方 向的科研,留一堆令人头痛的文献。美国教育体制似乎并不在乎给学生一个完整的理 论体系,而在乎给学生一个分析信息的方法,"少谈主义,多谈问题"。

我因转学生物物理而旁听了一年的遗传学,就是这种风格;第二年正式选课时,发现 内容已经有了许多更新,文献有一半是新的。有的老师还要故意给学生指定"牛屎" 文章请学生分析,让学生上上大当,让我们明白即使是科学也有不完美的地方和撒谎 的地方。遇到问题,美国学者的第一本能便是想想"图像"--想想已知的事实的前 后顺序,而不是像我们中国人那样开始一头扎进理论体系,或是象俄国人那样开始解 方程式。

在美国,一个好的研究生不光要做好项目,还要会看文章、能拿主意、懂得究竟为什 么要做这个项目,并能放眼未来。而一个研究生如果只被动地读导师指定的文献,他 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最多只能成为一个科学上勤勤恳恳的跟屁虫。可惜,读 文献的意识在我们中国留学生中并不十分强烈,许多人一说便是个人手头的项目做得 有多好,但对其它人在做什么却所知甚少。在西方,"科学"不是从理论体系开始的 ,而是从事实和信息开始的;人与理论体系的关系是自由平等之下人人玩理论体系、 而不是象在中国那样理论体系一直在玩人人。我这里并不是说理论体系在科学上不重 要,而是说理论体系不应管得过宽过细,成为独裁人的思想的东西。半个多世纪以后 ,我终于理解了北大老校长胡适忠告要"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苦衷。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三件事,便是如何做一个自由的人。
  
记得在北大参加"草地沙龙"时,那时北大学生对北大不自由的一致定义便是:一、 要上政治课;二、晚上要熄灯;三、早晨听大喇叭;四、食堂太定时......在美国几年 后,我对自由的理解完全变了,自由不是无法无天、随心所欲、或是御风而游、心驰 神想等等。自由包涵着义务、责任、尊严、尊重、法治、平等、和社会的公正。自由 不再是一种个人的状态,自由其实是一种社会的公德。首先,自由的第一要素便是平 等。如前所述,我觉得国内的教学是在培养科学上的奴仆门徒。那么国内的科学研究 又如何呢?我有一个很有天赋的同学,在北大跟一位有名的学者做研究生,常常私下 抱怨老师管得太严了,不容任何不同的想法,当研究生简直就是在当计算器和仪器的 按钮。对学生的不尊重发展到这样的一种程度:个别老师在做关键的研究实验时,要 把自己的研究生请到门外站着。不仅当学生的没有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尊严,当老师 的也没有;小小的名气便是瞧不起他人的基础,四十多岁头发都斑白了还被叫做"小 某"、还要去给别人当助手,连独立开课也不被允许。
  
与此相比,在美国立志从事科学研究的中国留学生便要幸运得多,一上来便能挑大梁 ,两年以内便在最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人很多。同样的中国人,在海外当当响 ,在国内窝窝囊,我想制度是主要的原因。美国的研究生导师一般只给学生提供钱和 给项目上开个头,其它由学生自己去闯去做。学生遇到问题,老师给出点子和打气。 学生做不下去了,老师帮忙转向。学生和老师是十分平等的。有几次我和导师有学术 上的分岐,两人拍着桌子对吵--我的导师平时是一个非常温文和蔼的人,也是学术 上一个方面的权威--如果导师见的确说服不了我,便与我共同分析一下我的方法会 不会损坏仪器、浪费过多的经费和耗费过多的时间,然后让我自己去试去体会。果然 有一半时间上我最终明白导师的意见是对的,但是也有一半时间上我能向导师证明我 的想法是对的,导师这时便很是高兴,认为我为项目带来了突破。几年以来,我与导 师既有争论的时候,也有共同庆贺的时候,导师真心地希望我能超过他,师生的情感 日笃。美国人一般十分尊重有主见的人,更看重能坚持正确己见的人。
  
当然,导师和学生也可能有利益上的冲突。本系与我同届有一位中国学生,不到三年 就完成了博士论文的课题,但他的导师不让他马上毕业,阻挠、并在他的论文答辩上 使坏。该同学一状告到学校,结果不仅他顺利毕业、由系主任推荐找到了不错的博士 后,而且他三年来的成果属于他个人、而与他的导师不再有关联。所以,自由的第二 要素便是法治保障下的社会公正。表面上"金钱至上"的美国社会有《反垄断法》和 《遗产法》等限制个人财富和自由的立法,就是为了保障个别人的影响力不过度地干 涉到社会公正。相反,在法律上少数民族可能拥有更多的个人权利,美国的新闻也更 加关注社会上的弱者和受害者。退一步讲,美国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在一个地方呆得 不痛快,大可换一个地方继续干。所以,我认为北大校友卢刚几年前枪杀导师和博士 论文答辩委员会全体并杀及无辜的行为,既是卑鄙的和残忍的杀人犯行为,又是对" 自由"的完全无知--而不是象网上某些自封的"爱国狂"所说的那样是个"自卫" 的"爱国"的行动:因为他杀了不认同他的美国白人。自由更加重视个人的尊严和个 人的责任。
  
所以我们一旦到了一个自由的世界里,应该检讨一下个人灵魂深处撒谎的习惯。我到 美国的第一个震惊,便是美国人对"撒谎者"的极度鄙视。个人的言行一致、前后一 贯,是美国老百姓判断一个人的"试金石"。几年以后,可能是被"西化"了吧,我 对许多同胞的办事方法实在不敢恭维。比如这几年国内的TOEFL和GRE成绩越 来越高,许多人便另辟蹊径,给教授写决心书式的自荐信,言辞诚恳、声情并茂;并 千方百计找到在这里素不相识的校友做联系人;其实一面已经在暗中着手转校和转专 业;来了不到一年,便神秘失踪,把系里和恩师急得团团转--以为出了什么刑事案 件;其人千里之外打个电话过来让联系人去给他擦屁股和邮寄行李,苦劝之下也绝不 给系里和恩师打个电话说明情况和给联系人留个电话号码。言而无信过河拆桥,这样 做其实很伤人心,许多教授已经立誓不从中国大陆招研究生,一些系开始象防贼一样 地防大陆来的留学生,老生再也不愿给新生做联系人。其实在美国,转校和换专业是 天经地义、受法律和校规保障的。许多人这样做的小算盘,只是多拿一、两个月资助 。撒谎的习惯,也被一些人带到科学研究里。有些人对于导师的所有要求,一概满口 答应,下来便造数据和程序输出,从并不工作的仪器里也能得出最好的结果,仿佛是 在国内做学生实验一般。在民主的社会里,真正的自由是无法"法定"的,多数自由 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默契。而撒谎的人是无法让别人信任的,我们不尊重自由的 结果将是做为整体地失去部份自由。我个人有时觉得在美国最受不了的"妖化",便 是被别人在内心深处当做说谎的种族。
  
我常常想,北大究竟要为过去的历史事件负怎样的责任。不错,北大也许是中国最民 主和自由的地方,但是北大似乎欠缺了什么。从北大发起的历次政治运动,几次改变 了中国的历史。历次要求民主与自由的政治运动里,冲锋陷阵的都是年轻的学生。而 当你一旦看到这些运动的领导者,都是一些刚上大学的"青少年",你便不再奇怪这 些运动非理性的特征和悲剧的结局。北大的中年老师们曾一再向学生们灌输民主与自 由好的理念,风雨既来,他们怕受连累连"幕后"也不愿当,只愿自成一体高谈阔论 ;风暴一来,纷纷去讲学问做聪明人,使少数敢于坚持社会责任感的老师这样突出和 孤独--所以我觉得北大的老师们并没有尽到全部的历史的责任。作为学生来讲,在 运动高潮自己对前途也迷茫,就不该再去号召老百姓们去做什么,让群众去为自己铺 路和堵枪眼,把人民当作做政治实验的小白鼠;北大的学生们也把历史当成作戏,十 分追求戏剧效果,一旦不如意就丢开不管,对于历史也是不够负责任的。
  
自由的人真正懂得如何尊重他人和他人的工作。我记得中国有一位受尽苦难的老歌唱 家,在北大某年校庆时,带着对北大深深的敬意来为北大歌唱,他人老了,一个高音 没有唱准,立刻引来台下一片嘘哄之声;我因恰巧坐在前排,而看清了他眼中老花镜 后的泪水;不知有多少读此文的北大校友还记着这一幕?
  
所以有时我生气地觉得,北大八十年代的民主热与自由热,不是出于对基本人性的追 求,而是出于时尚的偏好。现在,坦率地说,我与九十年代的北大校友很有隔阂,因 为他们一般不太看重我们八十年代这一批人视为基本人性的东西,而谈得更多些中国 人与西方人在人性上不同,和站在纯粹民族主义立场上的"中华抱负"。几年以来, 在与"洋人"们的交往上,我深切地觉得"老中"和"老外"在人性上是相通的,相 信众生平等、世界应该大同。而我的许多同学和同胞,在这里不读书不看报也不与洋 人交往,却天天大肆批判别人,一直生活在"受迫害"的臆想里。
  
在北大时人人大谈特谈自由与民主,我们那一代的大学生大概个个如此。而一旦到了 民主与自由的社会里,大家往往热衷于破坏与滥用民主与自由的体制。举个例子来说 ,留学生一般都是自费生,拿W-2津贴,照理该交税。但大家不交税的办法五花八 门,理由也很多很充足:虽然我拿W-2津贴,但我认为这是奖学金不用交税;美国 反正钱多,不缺这一点;我已经交过税了--我的科研比钱对美国更重要;我将来" 要回去",我应该从现在就享受公费生的待遇;美国反正花钱白养黑人西班牙人白人 ,为什么不能白养几个中国人;美国不是讲人权吗?它就应该讲我的人权,养养我。 聪明些的到中国城请人代办偷税。而中国留学生有了小孩却要拿美国的社会福利,因 为我们是在养"美国孩子"。有绿卡一定要拿,因为"美国需要我"。来探亲的父母 若有病,送到急诊室不要签任何字,让社会福利和教会出钱......其实,讲"人权"的 社会里的许多好处,都是别人奉献给你的,现代民主社会的基石之一,便是在自由公 开基础上的"公益"二字。税收是按照民主方式定的,在法律监督下使用。也许分配 制度不是尽善尽美,但对个人,它不仅提供了比独裁更公平的机制,而且也给个人充 分的抱怨修正的机会。如果大家都像某些同胞那样只会索取不奉献,占便宜只嫌不多 ,那么再好的社会制度也是要垮台的。
  
"以恶度人"的态度,也被许多同胞用来看美国。美国人笨,做题和考试远不如老子 ;我们偷税、不讲公德,不是也有美国人这么干吗?美国人让我们上学,不就是想将 来靠着我们压榨我们吗?同胞们关起门来私谈,说白人多是男盗女娼,称黑人必叫黑 鬼,但对任何对中国人的不利评价都要跳,动辄就是"围堵中国""妖魔化中国"等 帽子。别人说了什么、是不是事实,有多少是事实,都不重要,只要不是正面报导就 不行。说实话,每个人到了海外,都有一段对有关祖国的事过分敏感的时期,因为在 我们的爱国教育中,有着过多的"受害教育"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民族至上"的旧货 ,从未客观地分析看待中华民族历史上与其它民族的关系,而一直把自己当做别人的 家长和恩人。近年来一些同胞到美国并千方百计地留下来,似乎就是专门留在这里" 恨"它的。如此,不仅美国先进的东西学不到,中国落后的东西也看不见;留学爱国 的目的又在哪里呢?
  
尊重他人,也包括尊重他人的信仰。在美国,基督教是主流。一些中国人为了增加社 会关系和受教会的庇护,便积极入教和受洗;但私下对宗教并不以为然。国内政治上 的积极分子在这里往往是另一种积极分子。其实,没有很多人是傻子,西方的传教士 早就观察到:中国人什么都可以信,其实什么都不信。中国留学生应该认认真真地学 学基督教深刻自省、平等博爱和切实奋斗的精神--这些我们传统文化中缺少的东西。
  
好了,我从北大谈起,已经谈到民主、自由和道德上。我所谈的,是北大和我们同胞 身上最阴暗的一面。其实我在美国,遇到过许许多多献身科学有所建树和道德高尚的 同胞和校友。北大和北大老师留给我的记忆其实是十分美好的,对我的培养也使我终 身受益不尽--我写此文,就是缘于"北大精神"的感召,希望整个世界象北大未名 湖那般纯洁和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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