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银波:彭州灾区蜀行记(四)

◆第四站:彭州灾区

5月22日晨9时,起床。周钰樵已到。《人权》杂志社新闻工作者陈涛、《经济日报》贵州站记者李德铭也随后赶到。总共两车人,黄琦那车拉着物资。周钰樵准备了记者证。我与两名记者及《天网》义工一车。驱车前往彭州。途中,一名彭州灾民唐礼兵,来到我们这辆车上,源源不断地叙述灾情,痛骂彭州政府。那是极地道的批判,批判得入木三分,振聋发聩,主题就是家乡灾民无人管。在彭州菜市场,我们停车。我下车询问物价,得知物价并无上涨,那些菜多是从别处进的。途中,周钰樵和我接到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记者心语的电话,简单接受采访,谈地震中的学校垮塌问题,被迅速制成《都江堰市家长在教育局示威 要求尽快查明校舍塌毁原因》的速访新闻。

驱车到彭州市红星镇。废墟逐渐增多,老建筑有的没倒,新房屋反而倒得厉害,有军队驻扎在企业厂区。到红星镇街边停下,有几名妇女过来,与我们谈尚没有获得任何救助,不知何故。她们的房屋已经严重震烂,不能入住。据说,一个生产队居然只有一顶帐篷,帐篷放在生产队长那里。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自救",自己救自己,包括让外出打工的人回家"自救"。给了她们一些物资,又继续往磁峰镇开车。到磁峰煤矿时,一名妇女说:"军队在里面,要有记者证才能进去。"煤矿厂一片废墟,我们决定不进去,往那些更深的地方走。在蟠龙村停留过,见到在路边临时搭锅的农民,那时的情景,已与进入战争年代的逃难者没有两样。

再到莲水村。尸体腐烂的气息,四处扬起的灰尘,凄凉绝望的面孔,一一袭来。我们同行的人,有数码相机,有DV。这个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豆豆幼儿园",全部垮掉。唐礼兵说:里面的孩子,是那天在幼儿园外面打麻将的人救的,就是这些所谓的"闲杂人等",冒着生命危险冲进去救人。我采访到了灾民之一,她叫贾琴,今年24岁,住在莲水村普照寺正街81号。贾琴刚刚当妈妈,她的外侄才两岁,叫罗叶涛,在幼儿园被砸死了。她的一个姨娘也被砸死了。普照寺正街81号原本是个生意不错的餐馆,全家12口人都能靠这个餐馆养活。而如今,那里没有电,没有水,吃的东西都是从自己家里的废墟里掏出来一点点。贾琴非常激动,眼泪满眶,她说:"我爸爸奋斗了十几年才有个餐馆,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她穿的衣服,是邻居给的,没有看见军人来过,没有看见官员的身影。

磁峰镇是彭州市最穷的一个镇。这个镇原来以煤矿维生,后来煤矿被停了,人们只能自食其力。地震之后,班车被停了,里面的人出不来,太偏僻,外面的人也不进去。我们是第一次到莲水村的外地人。黄琦将物资发放给了贾琴、唐礼兵。

车辆离开磁峰镇,往白水河方向进发。这条路,胡锦涛的越野车也同样奔跑过。道路交通简直是一流的,全是柏油路,比我的家乡不知好到哪里去了,可见此地经济并不落后,是天然的旅游胜地。军人正在清理废墟,路边到处是帐篷。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山体滑坡的威力,大山、高山已经严重变形,席卷低处。高速公路断了,我们走新铺的临时公路。在白水河遭到盘查,我们这一车的陈涛突然调头。留给我视线之内最醒目的标语是"严厉打击盗窃、抢劫、哄抢刑事犯罪"。车调头不久,突发余震,震级较小,但因近离震中,感受明显。一车猪被军人运送过去,那是灾民的活猪。

黄琦他们进去了,至银厂沟。他们看到,一座海拔约2,000米的大山将前面的小山完全冲垮,扑向低处,形成地面。余震也在发生。他们看到了希望小学的临时教室,没有孩子在里面--实在是太危险了。最终,他们距离汶川约十公里,这才回头。而我们所在的白水河与汶川之间,就像一栋房子的前面和后面。在我们出发的头一天,谭作人在路上甚至还踩到了死难者的手和脚。

我们的车继续在路上奔走。约下午18时,我们来到彭州市区一处大寺庙前。这寺庙已有一定历史,相传被学校所占,后来和尚又拿钱把本来就是属于自己的寺庙买回来。如今地震灾情严重,寺庙完全免费开放,到处都是歇脚的民众,算命、测字的先生、婆婆挤满了寺庙门口。唐礼兵与我们一道,就在吃饭之间,我对这个生性爽快、耿直、毫不废话的人,展开了专访。两名记者坐在一旁,一言未发,专注倾听。

◎唐礼兵口述速记(简略)

我是回族人。今天去的磁峰镇,就是我的家乡,距离这里有35公里。如果不是空中航拍,可能死的人会更多。彭州受灾的面积很大。尸体是甩在火葬场的。没有把尸体送过去的,就自己埋。起初是一个一个地埋,后来发现死的人越来越多,只好几个几个、甚至十几个十几个埋在坑里,是平坟。我婆婆80多岁了,我把她接了出来。我没事,我就摔破了皮。原本,我是这里的剃头匠,这次去当志愿者,帮那些受伤的灾民剃头,头发要剃了头上才能动手术,我应该是剃了100多个人头。灾民是有抢东西的,但那已经不能叫抢,那是生存本能,在铺面上抢米、抢鞋,全部拿光。那些铺面早就没人了,都跑了。我以前在新疆的军队里承包过食堂,看见过东突与共军的打仗。当时听说,杀一个兵一万元,杀一个将军两万元。有个将军眼珠子都被打出来了,装的是狗眼睛。(完)

回到成都。到黄琦处,与深圳一家劳工维权的NGO组织成员肖春相识,谈至次日凌晨一时。肖春,1983年7月出生,在四川达州读完法学后,到深圳打工,并继而维权,进入NGO,已工作两年。现在,该NGO已经解散。肖春从深圳赶回四川,想到灾区去。这位穿着"民主中国"字样文化衫的同龄人,此刻显得非常焦躁。他当然不是一个普通的同龄人,作为公民代理性质的维权人士,他的名字早已进入一些境内外劳工监察组织和媒体,所报道的,多是他遭遇的不公与野蛮。譬如,2007年8月15日,肖春接到官方通知,称他之前接受委托协调的劳工维权事件达成协议,叫他去厂里补领工资,但刚到厂门口,就遭到六个人拳打脚踢,被打得全身是伤。与肖春有相似遭遇的广东劳工维权人士,还有从工伤者转型为维权者的黄庆南,以及李金薪、段海宇、井镜波等人。此次他从深圳飞赴成都之前,也是刚刚走出拘留所不久,是被"黑整"的维权对象之一。

◎肖春口述速记(简略)

周立太是我们的前辈。我跟赵达功、刘开明也有接触。我们经常告政府,告它的不作为。为工人的拖欠工资,为工人的工伤,我们奔走。政府打压我们,黑社会威胁我们。我们的人经常被警告,警察总是来找我谈话。我还被关在看守所,被拘留。这样经常骚扰你,整得你干不成事情,维权没法干了。中国没有地方可以申冤。法院支持我们告工厂,但不支持我们告政府。政府八大部门都在打压我们,工商、地税、物价、司法、城管、社保、国税、公安,都在打压我们。我们想推动政府依法办事。我们帮工人写文书,他们拿去告,我们可以为他们代理辩护。有个工厂,我们反映没发工资。第一份笔录是真实的,第二份笔录是虚假的,第三份笔录还是继续虚假,就是以假的来推翻真的。不搞了,搞不下去了,没法生存。政府要收拾你,你没地方告状。我去开庭,有人就把我拦住,不让我进去。维权搞不下去了,太黑了,太黑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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