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去年夏天，在美国次级房贷危机刚刚开始的时候，不少人认为，由于中国的银行和其他金融企业在美国次贷抵押债券市场上卷入不深，因此所将要受到的波及可能会十分有限。近七个月来的危机发展过程证明，这种预测实在是一种盲目的乐观。

市场充满不确定因素。

几个月来，中国股票市场跌幅之大，并不亚于西方主要的股票市场；仅是今年三月，上海和深圳的股市跌幅均达百分之二十以上。不仅如此，与以往的反周期形态相反，自去年夏天以来，每一轮中国股市的跌宕，都与纽约、伦敦等西方的主要金融市场紧紧相随。不仅以股票等证券市场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受到此次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很明显，世界主要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的主要是通过低落的心理预期的迅速传递造成的。股票和其他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投资者对未来市场的心理预期的波动性。自上个世界九十年代以来的第三轮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则是金融衍生工具创新和信息技术普遍应用的一体化。这一特点，使得金融交易的规模空前的扩大；卷入金融交易的投资者的人数迅速增长；金融市场信息的传递速度也空前的加快。因此任何一个主要金融市场投资者的心理波动，都会迅速的传递到其他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投资者在心理上已经与世界其他的投资者密切相连。其他地区的金融危机必然引发中国金融投资者心理的恐慌和投资行为的改变。

除了通过心理预期的传递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之外，次贷引发的危机还正在通过其他渠道对中国的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渠道是贸易。受到次级房贷债券影响较直接的地区都是中国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这些国家和地区金融财富在危机中大量缩水。例如，仅是今年第一季度，在全球主要股票市场上蒸发的资金高达三万九千亿美元。与此同时，由于人们对未来两年经济的预期十分悲观，对个人未来的收入也不看好。

这些蒸发掉的金融财富和对个人收入的不确定性正在通过财富效应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受此影响，这些国家市场总需求将会降低，从而对进口产品的需求也会相应地降低。同时，在经济低速增长甚至面临衰退威胁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潮也会在短期内盛行。这些都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产品对这些国家的出口。虽然中国的净出口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有限，但是中国净出口的增长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中却占有巨大的份额，从事出口行业的就业人数也十分巨大。不难想象，出口产品的减少必然会对中国的总体经济增长和劳动就业带来冲击。

第二个可能对中国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的重要渠道是货币。由于美国在此次危机中首当其冲；美国经济也正面临衰退的危险，人们对美元的信心极度不足。数月来，美元的币值已经一再突破新低。美元的大幅度贬值一方面使得手中持有大量美元资产作为外汇储备的中国政府手中的财富大大缩水，同时也进一步增加了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由于中国目前的主要出口产品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因此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很容易被其他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所替代。

由于当前的世界贸易主要还是以美元为主要交易货币，在美元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原材料和能源的国际市场价格已经出现了大幅度上涨。由于对美元预期的低落，这种价格的上涨幅度实际上大大超过了美元实际贬值的幅度。中国是一个原材料和能源短缺的大国；同时又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对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十分巨大。可以预见，中国的经济增长对进口原材料和能源的高度依赖将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除非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能够快于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速度，进口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势必加剧中国业已存在的通货膨胀的威胁。

应该看到，在此次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结构将被迫进行的一些调整，从长期看这对中国的持续发展未必没有任何益处。例如，中国本来就应该主动改变过度依赖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的状况；又如，中国也应该主动进行适度和有节奏的人民币升值，等等。但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未能主动地进行调整，在被迫的情况下进行的调整要比主动调整困难得多；而且，一项项地主动调整，比被迫在多个领域同时进行调整要困难得多。尤其是当国际压力和国内调整的目标不一致的时候，难度会更大。这些都是对温家宝的第二届经济内阁的巨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