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潮序曲
一九八五年秋季，在上海几所高校里，正酝酿着一股躁动不宁的空气。从北京传来消息：部分北京高校的学生，不满日本的"经济侵略"，曾发起反对日本、抵制日货的爱国行动。该行动虽然规模较小，但却准确透射了当时相当一部分高校学生的思想情绪。
当时，我正在上海同济大学管理学院攻读研究生。校园里，早已聚集起一批志向远大，富於思索的研究生，我本人，便是其中一名最活跃的弄潮儿。我们常常以聚会或沙龙的形式，评论时政，针贬时弊，大有国家兴亡，舍我其谁的气概。这类聚会或沙龙中的活跃人士，大多成为後来八六学潮的骨干。考虑到今天，他们中大多数人，仍然在国内各行各业上任职，殊为不易，在本文中，我尽隐其名。聚会或沙龙中，最大的主题，是民主政治。一个基本的共识是：没有一个相互监督和相互制衡的民主政治体制，中国的强大昌盛之路断不可能。
日人侵华虐华之耻，一直留在莘莘学子的心头。中国政府耗数十亿巨资，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兴建宝山钢铁公司，由於是昏官和外行主持谈判的结果，在这桩交易中，中方蒙受了难以置信的巨大经济损失，仅仅因宝钢项目，就导致日方数家濒临倒闭的设备供应企业起死回生。这是新的国耻。
此一事件，成为我们一批热血学子发动学潮的导火索。八五年十二月，将是历史上的反日爱国学生运动"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我们打算籍此发动一次纪念性学潮，以反日为口号，呼吁推动民主政治。
准备工作从十月份展开，为了保密，牵头工作在我们本校五到十名研究生间悄悄进行。我和另外两位研究生，连续工作几个晚上，手书了大批口号性传单："宝钢亏损，国耻难忘"；"惩办贪官，振我国威"；"专制误国，民主兴邦"；"自由万岁"......
将传单塞在鼓胀的书包里，我们分头骑自行车到其他高校去散发。异校撒传单，是我们设计的一种障眼法。人少事多，我一人承包了复旦大学。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独自踩着单车去复旦，秋冬交接的冷风直往衣领里灌。在复旦的曦园草地上，教学楼教室的座位上，图书馆的桌面上......到处布下了我散放的传单。而在回同济的路上，却有一种孤独和惆怅的感觉挥之不去，在偌大而热闹的复旦校园，仅仅只有一个人，仅仅只有我，在从事这份冒险的事业！
几乎同一时期，一份打印件从浙江大学传来：方励之教授在浙大的演讲。这份宣传民主、弘扬真理、讥讽阴暗现实的演讲稿，读之令人一振。我们迅速决定，广为散发和宣传方励之的系列言论，籍此推动学生民主运动。
我们收集到更多方励之的演讲与文论，放大复印，在校园内到处张贴。我们并以同济大学研究生会的名义，自己编辑印刷发行了《方励之姚蜀平演讲集》。这场宣传活动，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学生对新时期民主运动的理解和关注。但我们这群活跃分子，也因此引起了校方、乃至国家安全部门的注意。这种注意很快发展为便衣特务的跟踪监视。在一次张贴活动後仅十几分钟里，管理学院和校方的一群领导，突然出现在我们管理学院的研究生宿舍，不管我们承不承认张贴是我们干的，领导们仍然苦口婆心地对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并警告：不要"闹事"。
当局方面获悉我们将在"一二九"时发动学潮，急忙多方打压。市长江泽民临时出"高招"：将"一二九"前後一周定为当年上海市"交通安全活动周"：全市进行交通大检查，任何个人和单位不得影响交通。街道集体活动一律禁止。监控密，风声紧。我们不具名号的"学运筹委会"不得不开会冷静分析形势，半数人认为当年发动学潮时机和条件尚不成熟。为首的我於是亲自提议：激流勇退。一番争论後，多数人同意了我的提议。计划中的八五年上海学潮因此搁置。
随後，我又向部分研究生提议，改为向总书记胡耀邦和中共中央上"万言书"。"万言书"其实没有万言，五、六千字而已，由我彻夜撰成，另一位研究生好友执笔抄下。大意是：没有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成功的经济体制改革；学生运动有助於帮助政府，带动社会进步，而不是什么"闹事"。
"万言书"原准备在校内研究生中大范围签名联署，但不少人惧怕(仍然是一个恐惧因言获罪的年代)，虽然赞同上书内容，却怯於具名。於是，最後签名联署的，以我为首，共有十名本校研究生。
出乎意料，忐忑不安的等待，是一个良好的结果。八六年春，中共中宣部一名姓杨的处长和一名姓孔的科长，奉胡耀邦之命，来到同济大学，指名要求与我们十名上书的研究生会见、座谈。会见顺利进行，我们向这两位中宣部干部当面阐述了我们的政见：扩大民主，广采民意，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讲得激情，两位干部听得认真。我们的结论是：胡耀邦，一位难得的中共开明总书记。中国的政治改革，或许可能从党内改革派开始？
八六年，全国政治空气空前活跃，方励之、刘宾雁等先生的进步思想传播更广，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影响日增。在此大背景下，校园文化思想动态急趋活跃。各种聚会、沙龙纷纷兴起，气氛十分热烈。
由同济大学研究生会和学生会共同主办"同济八六文化潮活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八日和十六日，刘宾雁和方励之先生先後应邀来到同济大学，对学生发表演说。两场演讲会，在同济都掀起极大波澜。尤其以方励之的演讲会为高潮。
十一月十六日，时任校研究生会常委、管理学院研究生会主席的我，受研究生会、学生会两会之命，驱车前往上海社科院，迎接刚刚出国归来的方励之先生，及其夫人李淑娴和秘书。在此之前，我们专门突击赶办了一期墙报"欢迎方励之"专栏，再次密集张贴方励之的演讲言论和生平事迹，并在校广播台反复播放方励之将莅校演讲的消息。於是，当方励之一行人抵达时，学校大礼堂内外，已经聚集了一万二千多学生，也有部分教师，水泄不通。後来我们知道，这是方励之所到高校中，受到的最盛大热烈的欢迎场面。
方励之先生的演讲题目，是我在行车路上向他建议的：民主，改革，现代化。这个题目，也成为他演讲结束後，对同济留下的题词；李淑娴的题词则是：童年的摇篮，民主的堡垒。(李淑娴曾就读於同济附中)。
方先生演讲中途，有学生按照我们预先的安排，在会场上挥动事先准备好的横幅和标语："民主，自由，平等"；"方励之，共和国需要这样的学者！"；"要民主，不要独裁"；等等。
方励之、刘宾雁等知名人士的到来，使新思潮汹涌的同济园，更添浪花。这一段时间，校园里气氛鼎沸，上海滩山雨欲来。
大上海震撼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旬，从安徽合肥传来消息：因不满官方指定人大代表候选人，中国科技大学等高校成千成万学生，於十二月五日和九日，上街游行示威，以示抗议。此正值各地人大代表"选举"。中科大学生的抗议行动，最後造成该校著名人士方励之、温元凯破天荒高票当选为当地人大代表。安徽的消息首先传到上海交通大学。交大学生立即计划组织上街游行，争取民主。交大学生此番行动的直接导火索，却是因为数天前，该校一名研究生试图应邀在万体馆与美国一摇滚乐队演员共舞时，遭到中方保安人员的阻拦和殴打。事件发生後，该校学生投诉无门，只得决定於十八日开始走出校门，诉求於街市。
富有戏剧性的是，交大学生游行计划，因市长江泽民到校"对话"而临时取消，位於上海市区东北角的同济大学，反而成了冲出校园，走向大街的急先锋。
由於动员和组织有力，同济大学迅速成为上海滩上的学潮劲旅。参加人数最多，从十八日当天有二千多学生首次冲出校园之後，连续一周内，同济大学参加示威游行人数，平均每天保持在八千人左右，最多时达一万二千人；示威游行的时间最长，从十八号开始，到二十五号结束；声势最大，到十二月十九日高潮时，从外滩、南京路到人民广场，到处飘满同济大学的旗帜。正如五十一年前的"一二九"运动一样，同济大学再次於历史上成为上海学运头号主力军。学潮後期，复旦大学数十名学生曾挥舞旗帜，到同济校园贴满大字报的墙报前，高呼"向同济学习，向同济致敬"的口号，以示钦佩和敬意。上海滩盛传：交大是民主堡垒，同济是学运先锋。
继同济、交大学生上街後，复旦大学、水产大学、华师大等高校学生随後也很快行动起来。这实际上是四九年以後，迄今(至八六年底，文革不算)，在上海，乃至全国最大规模和声势的一次学潮。
在上海，几乎所有的三、四十间高校都卷入了，场面最鼎盛的两天，十九日和二十日，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都达到七万人；参加或跟随旁观的市民，则有两到三万。场面恢宏，蔚为壮观。这次学运，因而也被称为"一二一九运动"。
十二月二十日，在示威游行的人海队伍里，我踏过大上海数十条大街小巷，一路激情充沛地领呼口号，直至嗓音完全沙哑，如此度过了自己最难忘的二十三岁生日。
学潮的主题，是疾呼民主、自由、平等；强烈要求废除专制与独裁。同济大学一群学生用床席做成的一幅横幅上，劲书着四个大字："席卷专制！"市民睹之，无不雀跃欢呼。《国际歌》中"英特纳雄耐尔"一句，被我以"学运组委会"的名义，改成"民主自由平等"。一幅醒目的席匾横幅，一首改词并张贴在校区中心布告栏上的《国际歌》，都成为该次学潮的象征。
学潮发生前，颇有气氛和预兆。然而，学潮真正启动时，却仍然是突发性的。学生参加示威游行的状态，自发性更大於组织性。同济以外的高校更是如此。在同济大学，有两各个独立学生组织成为学潮的带动力量。一是本科生中的"学运促进会；一是研究生中的"学运组委会"。前者较为公开，後者较为隐形。两组织骨干人员大致有二十多人，却并没有明确的分工，组织内基本上是各自发挥，见事做事。连组织本身，也完全不具有正规性，没有架构或章程。因而也可以说，不成其为组织。学潮一结束，两组织很快自行解散。
学潮的自发性，还表现在各校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系和协调，与外地的联系更谈不上。各校基本上各自为政，自行其是。这种分隔状态，在後来的八九民运中，也表现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关系上，同样成为一个不利於学生而有利於当权者的实际问题。八六学潮，也几乎不存在与海外的联系。多年後，我们听说，海外的"中国民联"曾派志士杨巍回上海活动，并遭逮捕入狱，但当时，我们国内的学运组织者，对此全然不知情。
鉴於我的"反叛"名声，早已在一年多前就遍於校园上下，这次八六学潮之初，管理学院的领导们，院长、系主任、总支书记等，频频找我谈话，一方面试图全力"说服教育"我，另一方面，也企图以谈话为名绊住我，使我难以脱身到学潮前线。当然，这并非就是院领导们的本意，他们身负"上级"交代的难违之命，不得已而为之。学潮进入高峰状态後，他们再也找不到我，干脆也就放弃找我了。
受制于层层监控和羁绊，本人常常要在摆脱跟踪后，才能突击加入到游行队伍的中段或后段。更多时候，是在宿舍里奋笔疾书，以每晚十几到三十几份的"产量"， "大规模"书写大字报，并由其他同学以不同笔迹、不同落款，快速抄成，集中张贴在校园中心。这些大字报，既有理论阐述，也有时局分析，还有临场动员（笔者常常以同济大学"学运组委会"的名义，发布通告或告示），也算是洋洋洒洒，包罗万象。
上海当局开始也试图以强硬姿态弹压学运，十二月十九日夜间，甚至派出二千多武警到外滩清场。武警对学生采取拉拉扯扯和推推搡搡行动，强行驱学生上卡车带离。此举偏偏造成学生情绪更加尖锐对立。次日，上海各高校学生以更大规模和声势游行示威，并当众焚烧刊登当局谎言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眼看学生不服，学潮成了气侯，到十二月下旬，上海当局改以"怀柔"政策，与学生"对话"。除江泽民本人先前曾亲自到其母校上海交大与学生"对话"外，其他市府和市高教厅的领导则忙不迭地赶到同济等大学，分头与学生"对话"。
在同济大学大礼堂五千多人参加的对话大会上，每当台上有市府领导发言，全场学生即一片嘘声，口哨，喝倒彩，讥讽和轻蔑之态，不一而举，市府大员几乎语不成句，十分狼狈；而每当有学生上台发言，揭露市府当局的镇压和欺骗伎俩，全场则响彻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这一方面反映了学生对当局的敌意之深，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学生的情绪化状态。这一情绪化状态，在随後的八九学运中证明，并非都是好事。
到了二十五日，在几乎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学潮便基本结束了。学潮的过早结束，与当局的分化瓦解手段有关，与当局暗藏於学生中的国安人员的破坏活动有关，然而，富有戏剧性和发人深思的是，这次轰轰烈烈的大学潮，实际上是学生自发结束的。结束的理由是多种多样的：一些学运骨干感觉太累了，想歇下了；许多学生觉得"过够瘾"了，该抽身了；相当一部分学生认为"差不多了"，该回头突击期末考试了......这类自发结束的理由，在後来的八九学运中，各地也有相当程度的表现。既不是因为镇压，也不是因为有了成果，学潮便告自发结束，这是自发性和情绪化甚强的学生运动的显著特点。
基於这一特点，反观中共当局对学潮的处置，总是显得反应过度。学潮兴起时，他们惊惶失措；学潮高峰时，他们束手无策；学潮结束後，他们又急於秋後算帐。从效果来看，在其中哪一个阶段，他们都自以为是，一错再错。他们一再逆民意而动，将自己定位在民众的对立面，为终有一日，把他们自己送上历史的审判台，而大行铺垫之能事。
学潮之後，中共高层内保守派发动"政变"，罢黜了深孚人望的开明总书记胡耀邦的职务。这一愚蠢的过激反应，直接导致两年半後，胡耀邦去世，人民群起悼念，形成全国一起反的空前局面。从这一点而言，八九民运与八六学潮，实际上有着前因後果的紧密关联，血脉相承，丝不可分。
中共当局还宣布，将他们自以为对学潮有很大影响的三位著名异议人士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开除职务或党籍，这一自作聪明的举措，反而催化了中国反对派的加速成形，无意间，为日後的八九民运，塑造了反对阵营不可多得的精神领袖。
上海学潮濒於尾声的同时，北京的学潮却应运而生，成为一波热火朝天而引人注目的接力赛。北京高校数以万计的学生，走上街头，为民主呐喊。直到除夕之夜，学生们分头冒雪赶到次日就要戒严的天安门广场，在八七年元旦，向全世界发出他们要求民主的声音。首领人物刘刚、封从德等甚至因此分别被当局拘留一日。
一九八七年元旦，声势不凡的八六学潮宣告结束。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在该文件中，邓小平首次嚎叫：我们不怕流血。为日後血腥镇压学运，露出了腾腾杀机。
潮声过後
八六年十二月，除合肥、上海、北京三地掀大规模学潮之外，其他如武汉、南京、成都、天津、广州、深圳、昆明、苏州等地，也相继发生规模不等的滚滚学潮。形成八十年代，神州大地一道强劲的民主风景线。
八六学潮的弄潮儿们，在随後的八九民运中，又分别在各地充当英勇先锋，大展身手。上海八六学潮结束半年後，我完成研究生学业，辞别我深爱的同济大学。据传我是被上海当局列在"不宜留在上海"的黑名单之首要人物，于是也离开我同样深爱的大上海。八七年七月，我乘火车南下，到达中国的南大门，广州。在中山大学经济系担纲任教。
自此，我开始结交当地志士，在商风弥漫的中山大学，创办起第一个"民主沙龙"。从八八年开始策划新的学潮，计划在八九年，以籍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之际，在广州发动新的学潮，继续呼唤民主。
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突然辞世，学潮提前启动，并成为全国性、史无前例而激越悲壮的人类伟大民主运动。作为广州地区八九民运的创始者和发起人，"六四"镇压後，我先後两度遭逮捕系狱，在共产党的黑狱中，煎熬近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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