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江苏省金陵汽车运输总公司工作，先是在第一分公司担任政工干事，后调任总公司宣传干事。1992年通过南京市政府公开选聘干部考试，进入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先是办公室秘书，后担任《改革与开放》杂志社编辑。在体改委工作期间，我有幸在体改第一线考察了国企改制、科教文改制、医改、金融改制、社管改制等等实际改革事业。同时，我还在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学位。结合社会学的有关知识，当时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如果这些改革在十年、二十年后，人民富裕安康，社会公平公正，那么我们的经济体制就是成功的。如果，十年、二十年后，人民苦难、贫富不公、两级分化，那么就可以断定我们的改革是失败的。
1994年，我离开南京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去南京中级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刑事审判庭工作。1996年获得南京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获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99年9月，我又离开法院，去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研究。2000年，我参加了在云南昆明召开的中国博士后"西部论坛"的研讨工作。2001年博士后出站，留南京师范大学任教，担任副教授、研究生导师。虽然，我是哲学博士、文学博士后，但是我的本门功夫是我的硕士阶段的专业 --社会学。所以，长期以来我的学术的出发点和归宿，一直都是社会生活和人民疾苦。
2001年，我离开书斋，重返社会进行各类调查，发现我们的改革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人民苦难、贫富不公、两级分化严重。从02年起，我开始帮助苦难人群，随后的几年里，没想到这种两级分化情况越来越严重，苦难行业、贫困人群越来越多。 这一状况，使我开始思考改革的成败问题了。
关于改革的成败，有两种观点。一是改革还算成功的，理由是社会财富增加了。而我断定：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失败了，理由是两级分化。那么我们来看看，社会财富增加算不算改革成功？在说这个问题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清朝一直到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会不会有冰箱、彩电、空调、高楼大厦？答案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别说清朝到现在，就是秦朝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也会有冰箱、彩电、空调、高楼大厦的。所以，改革成败的标准根本不是社会财富增加。那么是什么呢？ 改革成败的标准其实就是是否导向"全民福利"。其中的具体的标志是：
1、国民收入分配是否使所有的人都得益；
2、社会是否出现两极分化；
3、工农生活是否幸福；
4、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是否以人民（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
5、教育是否说真话，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负历史责任；
6、执政党内是否出现大量的腐败分子。
很显然，中国共产党在这六个方面完全失败了。所以，我可以宣布，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完全失败了。那么，如何挽救中国呢？我想，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所有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要得到全面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这个对内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实现"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治模式"。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障碍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另外，我还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现在所有中国人知道的四个现代化，其实都是物质层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 但是最重要的是社会的民主化。也就是说，前四个现代化，是物质层面的，而民主化是人的精神层面。社会民主化，其实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当然，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特别是触及权贵者的既得利益者。但是，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也是必然导向两级分化的。改革，必须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目前中共，只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而一直没有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原因，还是惧怕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这是一个核心问题。专制，就是一党执政；民主就是多党竞选。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就是导向多党民主制度。多党民主制度，对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来说，当然是没顶之灾，但是对中国人民来说，那简直就是人民的福祉。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执政以来，一党执政的理论基础，其实，就是对人民宣告中国共产党会比中国国民党好。这种理论的最大意义在于对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以促使社会改进。但是，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没有兑现承诺，而是一旦它真的成为一种在社会上实行的制度，便立刻显出了比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更多的弊病。并且，它医治自己弊病改善自己制度的机制远不如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完善。我承认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其理论最值得尊敬的地方，就在于它对特权独裁制度下社会不公贫富不均的嫉恶如仇。
那么，该如何对抗社会不公贫富不均呢？ 这里面就有一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社会不公贫富不均的社会特征表现在经济基础上就是生产资料的特权阶级所有制，表现在上层建筑方面，就是国家权力的特权阶级所有制。而社会公平、全民福利的社会特征表现在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人民所有制，表现在上层建筑方面，就是国家权力的人民所有制。国家权力的人民所有制，就是人民根据各自的利益组党，参加多党竞选，实现国家权力的人民所有，或称社会所有。其实现方式，就是票决。
目前中国，在中共的统治下，其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特权阶级所有制，上层建筑是国家权力的特权阶级所有制。在这样的被特权阶级把持的执政平台上，人民怎么能不苦难呢？更有甚者，这个特权阶级对人民的苦难，不是投去体恤、怜悯的目光，相反，却是傲慢、漠视或极尽羞辱之能事！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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