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童奴到老奴

2008-02-15 11:02 作者:曾伯炎 CCTV这家电视台有栏目名：红色记忆。用红色去抹去人们的非红色历史记忆。住在重庆市南泉镇的周光直，他心灵的"红色记忆"，却有法国作家雨果那部《悲惨世界》中的阴森图景。

周光直的命运与雨果笔下的冉阿让颇相似，劳动者冉阿让饥饿逼他偷了一片面包，被判他重刑，狱中过非人生活10余年。重庆62中学才14岁的周光直，与校中同学把一块烂铜拾去卖了，获得价值2元的钞票，就被送劳动教养,服苦役17年。冉阿让受神父米里哀的感化，放弃对暴政的报复，以善心帮助与拯救贫穷人民，被推举为市长，仍受到警察沙威的长期追捕。周光直被改革开放吸引，凭自学的化学工业知识，自筹一笔资金办了一家名精细化学制品厂，任了厂长，为中共文革后失业大军提供了数十个就业岗位，这次，却受到中共基层政权街道办事处的劫夺，怎么?他与冉阿让相距有两百年,他还设有走出挣扎在苛政下的压迫呢？10多年前,他的维权意识觉醒时,便走上用法律维权的道路,从基层法院上诉一直诉讼到高级法院,一个势单力薄的草民与基层权力机关较量,他有重庆著名钉子户吴苹那顽强的毅力,却没有那争取到权利的结果,已60多岁了,还奔走在求告无门的人生旅途。

周光直的悲惨故事从一件小事发端，重庆这著名的火炉城市，夏天冲澡是人人必需的。初中生排队等候浴室有空位，等了很久的周光直，见瞿校长不排队就进浴室，很不满，恰好他的语文课才读了列宁去理发，理发师要他不排队而列宁坚持排队的故事，周光直奋然说：列宁都排队呵！瞿校长在去年反右运动中才抓了不少教师的右派言论，现在，竟有小毛孩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他狠狠地挖了周光直一眼，小孩子哪知就这么一句反特权的话，就种下他17年牢狱之灾呢？

1957年反右运动后，四川集中上万右派劳教的峨边沙坪农场（翌年改茶场），也在境内大堡建少年劳教作业区，收容了如周光直这种乳臭未干的孩子数千，意在右派们几年后总要放些死些，由这些孩子长成青年正好来接替。中国乡村养童养媳的传统，竟被专政移置来做童养奴了。算盘倒打得好，谁知1958年大跃进带来的大饥饿，这才起步的劳教营，右派在成百上千地饿死时，这些童养奴这么稚嫩，就更经不住饥饿，漫山遍野去寻野生动植物如生番野人那么谋生了。有捉甲壳虫吃的，有烧四足蛇咽的，饿急了，才种下的菜秧也拔来充饥，管教孩子的公安干警，多属文盲与半文盲，他们只会用教训牛马的手段管教孩子，鞭笞呀！捆绑呀！吊打呀！去维持专制的秩序与威严，在饥饿与暴虐的双重压迫下，这些人家父母的心肝宝贝，大批夭亡，较大的孩子蔡鲤奎负责掩埋与登记死亡，记在他那本子上的数字是2600个9岁至15岁的儿童。红色的历史记忆,当年不仅有右派饿死写的"血染的风采"还有孩子的稚嫩生命呵！

剩下命在旦夕的几百孩子，于1960冬天转移到沙坪劳教营本部，周光直就是此时分到建筑队与我同组，饿得像个瘦猴，而我也饿得屁股尖得挺出两块骨头，坐板凳也疼痛难忍。就是这么九死一生熬过大饥饿又熬过横扫包括我们这些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周光直与我才爬出这人间地狱的白骨堆，他回了重庆，我回了成都。

周光直以为出了劳教营，回到人间，没想到他的命运还是控在专制政府的手里。出了劳教营这牢狱，这专制社会仍是一座更大的监狱，压在头上的专制干警只是改成街道办事处干部了，鞭笞捆绑的压迫，改成阴险狠毒的榨取了。

因为幼小就受压迫与熬煎，大难不死的周光直没有条件进厂进单位，却凭自立更生能力，在中国初启的市场，找到一条生路，1985年，他在重庆江北区开了一家光直油化店，销售自己作坊生产的化工产品，生意很好，就是探矿厂、摩配总厂乃至大庆机械厂、电镀厂也买他的产品，每月有数千元进账。周光直想扩大规模，把家庭作坊办成企业，当时，四川还坚持姓"社"生怕姓"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从意识形态领域也波及工商界，把小商小贩放开了，把农民办所谓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放开了，私人业主却不批给营业证，周光直跑江北区工商局多次无果，于是，被江北城街道民政工业办公室找来合夥，给周光直这私营企业，去领一顶假集体的红帽子，他们就办来经营执照，叫有挂靠的行政单 位。周光直出万元资金，出技术，自己生产经营，自己开拓市场，自己承担全部风险，竟依然是基层行政机关的工奴，当他的企业发展到略具规模时，便用各种阴谋与手段，把这企业侵吞了，周光治在地主、资本家产业被剥夺近半世纪后，他又陷入地主、资本家的命运。

1994年，他的企业已达到年利税20多万元，成为同类企业第一名。这天，江北城街道办事处杨仁铭书记在鹞子丘一家饭店里就向周光直说，办事处要修宿舍，你赞助3万吧？实是叫奴隶进贡。周光直只愿给1、1万，这杨书记就大耍威风，一怒说：不谈了，大家走着瞧。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就是挂的集体牌子实际是乡镇干部的企业；街道企业同样是街道干部的企业，老实的周光直看不见这些基层小官吏都是把吸管插进这些自视为管理企业吸血（利润）以自肥，周光直拒绝这管子插来，比他年幼时用言语冒犯校长，就更是不服管理调教了。

借实验改制，把一些集体所有制改为股份制，这一转换，周光直这名为集体所有实为他私有，在假集体上再变一个假股份制，周光直的产权就再被分化肢解，给他头上冠个董事长，来麻痹他了。

接着，又搞一次选举，实际是一次政变，或称一次夺产，由街道办事处操纵，把周光直这个主人选落，由他招聘的雇员来顶替，闹了一次文革式的夺权夺产，只是没有发动群众斗争他了。

这时，辛劳10多年经营的企业，就这么静悄悄被剥夺，周光直才醒过来，他的维权意识逼出，开始了他依法维权的奔走，他相信了中共常宣传的以法治国，不知这国家有宪法没宪政只有专政，把依法治国牌子背面翻过来，上面写的是以党治国，他起诉的对象，正是共产党的官吏街道办的书记，岂不是找老狼告小狼吃了他的羊一般，会同情你这无权无势的草民吗？周光直从1995年就跑遍一切可伸冤的机关，从区人大、政协到区法院，官司打输后，又上诉到重庆市中级法院乃至重庆直辖前的四川省高等法院，12年来，他的维权失败，他才知道中共官僚们，那些上亿资产的国经企业，如今都借改制改成他们的私产，你一个草民的资产还吃不下吗？但是他心中的激愤和那维权不死的韧性，向笔者倾倒出这一生的苦水后，要我录之网上，公之于众，要以自己受压迫受攫夺的一生，让人们认识中共所谓红色记忆，全是百姓的血泪凝结的赤红呵！